１９

朱延年从黄埔区五反运动坦白检举大会给逮捕了，押上停在门口的红色囚车，警笛发出尖锐的呜呜的响声。囚车转到南京路上，朝西急驶而去，像一阵风似的卷过人群。 　　朱延年昏昏沉沉地坐在囚车里面的座位上。一眨眼的工夫，他到了公安局看守所，检查过身上的物件，摘下身上的皮裤带，就给送进了单人号子。他坐在水门汀的地上，听见号子门哗啷一声锁上，看守的脚步声慢慢地远去，才睁开眼睛仔细看一看周围的环境。透过一根根圆圆的木柱看见号子侧面是墙壁，外头是一个狭长的天井，对面也是号子，里面也坐着几个人，可是看不大清楚。 　　过了一会，他的头脑慢慢冷静下来，仔细看看自己，又仔细看看号子，仿佛现在才发现给关进了监牢。他心里非常不服气，认为做了一辈子商人，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过去不算犯法，为啥现在算犯法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哪个商人不是将本求利呢？利，当然越多越好，更何况他白手起家，不想一些办法怎么会发达呢？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要这么办，他没有办法。可是马慕韩和徐义德为啥要跟着共产党走一道瞎哄哄呢？马慕韩为了表现自己，向来个人英雄主义很厉害，在众人面前冒尖，要出人头地，还情有可原。但徐义德说不过去呀！不管怎么说，朱延年终究是徐义德的舅子啊！不看僧面看佛面，即使朱延年拉过徐义德的饥荒，对朱延年有啥过不去的地方，也要给朱瑞芳一个面子啊！为啥要在别人危急的时刻，落井下石，一点不顾及亲戚关系，无情无义，太不讲做人的道德了。他早就听人家说徐义德无义缺德，他过去不大相信，至少徐义德对朱延年不是这样，即使对他有啥不满的地方，最后也都是伸手帮他一把，参加星二聚餐会更是徐义德主动介绍的，有的辰光，甚至还问他有啥事体要徐义德的帮助。他企业办的兴旺，手头宽裕，在西药界十分活跃，人也吃香，谁不想和朱延年往来往来。徐义德是姐夫，更要拉拢他，扩大徐义德在工商界的势力和影响。他呢，也确实能在这方面贡献他的本事，到处给徐义德吹嘘吹嘘。他指望通过姐夫和星二聚餐会能在工商界爬到更高的地位，充实福佑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没想到他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五反运动来了，本来团结一致的工商界，就土崩瓦解了。星二聚餐会一解散，他就看出苗头不对了。但大家心照不宣，肚里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后会有期。可是对他来说，这个“后会”遥遥“无期”了。是徐义德当他最紧要的关头，来这一手，叫他感叹人情淡薄，世风日下，徐义德的确是无义缺德。他暂时咽下这口气，等待将来出去和徐义德算这一笔账，至少也要在姐姐面前好好告徐义德一状。他想着想着，慢慢闭上眼睛睡着了。 　　过了没有几天，朱延年从看守所给解到了提篮桥监狱里，仍然是一个人在一个号子里，不同的是他的号子左右都有号子相连，正对面也是一排，不过中间隔着三丈来宽的空间，上面盖一层坚固的铁丝网，四周是走道。在他上面的两层楼上，也是同样的水门汀建筑，因此，只要有一个看守在最上面一层楼的走道上巡视，那么，每一个号子的动静，透过每一层空疏的铁丝网，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他这个号子可以住三个人，另外两个铺位空着。他坐在迎面的铁栏杆旁边，面孔却对着里面的石灰墙，头微微低着。 　　他在睡梦中，给一个老年的看守叫醒了。他揉揉惺忪的睡眼，吃惊地望着外边： 　　“段振立同志，有啥事体？” 　　段振立是个老看守，在这里工作快二十年了。他熟悉每一个犯人的情形，也了解每一个犯人的特点。他从朱延年吃惊的眼里，察觉他的罪行一定不轻，到里面以后，在号子里表面很安静，实际上有一肚子心事。他一边打开铁锁，一边若无其事地说： 　　“传询。” 　　段振立把朱延年带到审询室。 　　审询室是一间小小的房间，里边陈设简单，只有一张方桌，三条板凳，桌子上方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询问人，聂性初，穿了一身灰布人民装，看上去有四十上下年纪，其实不过三十刚出头，可是革命严峻的斗争在他的额头和眼角留下了痕迹，深深的皱纹和饱经风霜的皮肤就显得苍老了。他是法院刑庭的审判员，坐在他左边的青年是笔录人，叫马继平。 　　聂性初叫朱延年坐在他们正对面的板凳上，问道： 　　“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你做了哪些违法的事体？” 　　朱延年坐在板凳上，看了聂性初和马继平一眼，见房间里没有别人，看守站在门外，他放心了。特别是从聂性初的举止上看出来是老区干部，对上海西药界的情况一定不熟悉，而聂性初身旁的录事年纪又轻，更不放在他眼里。等聂性初开口问他，他立即低下了头，显得十分驯服而又有些胆怯的神情，想了一下，慢吞吞地说： 　　“我是一个守法的商人，没有做违法的事体。我在解放以前，就和解放区有往来，冒着生命的危险和解放区做生意，送药品和医疗器械，有一次国民党反动派差一点把我抓了去……” 　　“我不是问你这个。你和解放区的往来，我很清楚。我问你解放以后做了哪些违法的事体……” 　　朱延年心头一愣：自己和解放区往来的事，他很清楚？难道他当时在解放区管这方面的事体吗？朱延年说： 　　“是的，我马上就要谈到解放以后的事情……” 　　“不要绕弯子，谈吧。” 　　“解放以后，解放以后，”朱延年重复着这句话，皱起眉头，回忆地说，“解放以后，我规规矩矩做生意呀！” 　　“你一点违法的事体也没有做？” 　　聂性初两道锐利的眼光注视着朱延年。朱延年若无其事，沉着地说： 　　“也不能这么讲。” 　　“那么，”聂性初单刀直入，问，“你做了哪些违法的事体呢？” 　　“我记得，我没有做违法的事体，不过，福佑店里人多嘴杂，说不定做了一些违法的事体，当然，我要负责，可是我不清楚。” 　　“你是说福佑药房别的人可能做了一些违法的事体，你自己没有做违法的事体，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唔，是的。” 　　“我现在并不是问福佑药房的店员，问的是你自己。你自己一点违法的事体也没有做？” 　　“这个，当然，也难讲，”朱延年吞吞吐吐地说，“我实在没有做违法的事体。……” 　　聂性初打断他的话，插上去说： 　　“自己做的自己清楚。你行贿哪些干部？用啥方式行贿？ 　　老老实实地讲。” 　　“我讲话最老实不过了，我们生意人最讲究信用老实，骗人骗不到底的，更不能欺骗你。你明察秋毫，比我们知道的事体多，了解的清楚……” 　　“你别给我讲这些，你说事实！” 　　“是的，应该说事实。”朱延年一句一句地慢慢说，“对干部么，交际应酬确实有的，比方说请吃顿饭呀，看个戏的，这也是我们交易场中常有的事体，福佑想做生意，这些应酬也难免。” 　　“只是吃饭看戏吗？” 　　“往来多了，一回生二回熟，有了交情，送点礼物这些事也是有的。这是我们的旧习惯，一时还没有改变过来，有意行贿干部，那还说不上。” 　　“你行贿哪些干部？” 　　“要说这也算行贿，那可就多了，大小干部到我们店里来，少不了有些交际应酬，姓名一时也记不清了。如果这些交际应酬也算违法，那我们福佑确是做了不少违法的事体了。不过呢，在旧社会里却不算啥，我们没有改。现在晓得了，以后再不犯就是了。” 　　“你别把事体说得太轻松了，”聂性初冷笑了一声，说，“不是一般的交际应酬，你是行贿，腐蚀国家干部。听说福佑药房是干部思想改造所，你就是所长，干部到了你们药房，你都有办法把他改造过来。是吗？” 　　“绝对没有的事，这是外边人造谣。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朱延年是新民主主义的进步工商业家，向来就是跟解放区共产党走的，我受了共产党许多教育，我爱护干部比爱护那爿药房还要忠心，要不是共产党解放了上海，我福佑药房吃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亏，不会复业的，就是复业，生意也不会做得这么大的。水有源树有根，共产党人民政府待我这么好，你说，我会腐蚀国家干部吗？绝对没有的事。你不信，你可以到福佑去调查，我可以用我的脑袋担保，绝对没有的事！……” 　　朱延年一口气说下去，越说越快，笔录人没法记录了。马继平干脆停下来，用自来水笔止住他： 　　“你慢慢讲。” 　　“我说的句句是老实话。”朱延年喘了一口气，放慢了语调说。 　　“你大概以为我们是小孩子……”聂性初微微一笑，说。 　　“绝对没有这个想法，我可以发誓……” 　　“用不着发誓，说老实话就行了。” 　　“我说的是老实话……” 　　“你还要欺骗？”聂性初把脸一沉，有意暂时放下这个问题，转到别的方面，问道，“这样好了，你先说说暴利部分。” 　　朱延年看到聂性初面孔变色，心里确实吃了一惊，担心今天混不过去了。一听到问他暴利部分，心里稍微开朗一些，因为这个方面即使获得许多利润也不要紧，因为人民政府没有规定利润多少，再多也可以说不是有意违法。他认真地想了一阵，很严肃地说： 　　“暴利最大的部分是仪器方面，大约在一倍以上，也有两倍的，这是极个别的。三年来，大概有八九亿的营业额，最多的是X光部分。一般冷门货售出，暴利也不错，张科长那边多一点，前后有两亿光景。” 　　“你没有外汇，X光仪器这些东西怎么进口的？” 　　朱延年惊奇聂性初对西药界的行情也蛮熟悉，一句话就问到节骨眼上。他知道套点外汇，最大的罪名不过是违反国家金融法令，但进口医疗器械是政府允许的。他料想不承认下来不行，这方面承认下来更好掩饰别方面的违法事体。他考虑妥当，一五一十地说： 　　“我有个朋友在香港，从前在上海言明：如果我们要向香港进货，把款子汇到广州行庄就可以了。我们要买啥物事，直接向香港的朋友接洽。他把货寄到广州，由广州几家运输行开发票给福佑，转运到上海，货款由广州划过去，外汇就套过来了。” 　　“前后一共套了多少外汇？” 　　朱延年默默计算了一下，说： 　　“起码在十亿以上。”他说出这个数字又后悔，觉得太多了，却又收不回来，便接上去说，“不过，我们自己从来没有上过腰包，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国内X光仪器很缺，外贸当局鼓励我们设法多进口。” 　　“你套外汇也要外贸局负责吗？” 　　“不是这个意思……” 　　“是啥意思？”聂性初说，“讲话要老实些，自己犯法，不要推到别人身上。” 　　朱延年的面孔一阵红一阵白，他不得不把头低了下去，生怕聂性初发现。聂性初的眼光对着他： 　　“你造了多少假药？” 　　“假药？”朱延年抬起头来，接连摇头否认，“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聂性初怀疑地问他，“为啥客户检举你呢？” 　　朱延年听到检举两个字不禁一愣，但旋即摆出一副受冤枉的神情，委屈地说： 　　“客户要这么说，我有啥办法呢？请求庭上彻底调查这桩事体，有些客户可能对福佑有意见，把坏事都推到我身上，这也不好吧？” 　　“你意思是说，客户冤枉你吗？人家还有物证哩。”“物证，那很好，很好，可以化验。”朱延年咬紧牙关，死不认账，不动声色地说，“有些药发出去过时了，这情形不能说绝对没有。过时的药，会沉淀，这是大家晓得的。伙计不小心，发点过时的药，哪家药房也难免。” 　　“福佑卖的都是真药？人家化验出来也不算数？” 　　朱延年顿时想起发给张科长复方龙胆酊那些假药，不好把话说死，马上给自己又找出了理由： 　　“这个么，当然，也难说，因为福佑生意做的大，来往客户多，和福佑往来的药厂也多，有些小药厂，设备不全，也会有些药不合药典规定，只要提出是哪一批货，查查帐，看是向哪家药厂进的货，可以掉换。” 　　“你自己不是也有个药厂吗？你们厂里制的药都合乎药典规定吗？” 　　“我们厂里的药当然都合乎药典规定，一点也没有错，这一点，我完全可以担保。” 　　“如果查出假药呢？” 　　“我情愿加倍处分。病人吃药为了救病，我们福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绝对不会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体。如果这一点起码的道德也没有，怎么配称做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商人？” 　　“漂亮话少讲一点，还是说老实话的好。” 　　“你说的对极了，我一贯主张说老实话的。漂亮话欺骗不了人，更欺骗不了你。骗人结果只是骗自己……” 　　“你这也是漂亮话！” 　　“我这……”朱延年望望自己，好像在寻找刚才说的哪一句是漂亮活，半晌，他说，“我讲的句句是老实话。” 　　“可是，你不肯讲你违法的事体。” 　　“我一向是守法的商人，实在没有违法的事体。” 　　“套汇是合法的吗？” 　　“我们做生意买卖人，对政策法令没有研究，办事可能有疏忽，一时不小心，也不能说没有违法的事。” 　　“那把你做的违法的事一一讲出来吧。” 　　“我都讲了。” 　　“一点也没有了吗？” 　　“真的一点也没有了。”朱延年愁眉苦脸，希望博得聂性初的同情。 　　聂性初瞪了他一眼： 　　“这话恐怕连你自己也不会相信，讲给我听有啥用处呢？ 　　你回去，好好想一想。” 　　朱延年在审询笔录上面打了手印，随着看守回到了号子。 　　接连几天没有传询，也没有任何消息，朱延年蹲在号子忐忑不安。他最初以为法官可能相信他的供词，大概没有事了，在等待释放，顶多交一个铺保就行了。继而一想：不像，从法庭的口吻里听得出，对于他的供词是不相信的，怎么会释放呢？再想起自己所做所为，法院会轻易判决无罪明？许久没有消息，倒反而加重他的忧虑了。他无精打采的坐在地上，垂头丧气，闭目养神，心噗咚噗咚地急剧地跳动。 　　在他焦急中，忽然听到有人叫唤： 　　“朱延年！” 　　他抬头一看：是段振立，马上站起来，笑嘻嘻地问： 　　“传询吗？” 　　“不是的。” 　　朱延年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他问自己：难道没有审问完，就判决执行吗？死亡的阴影立刻闪现在他的眼前。他的脚有点发软，仿佛站不直，用手扶着铁栏杆，两只眼睛恐惧地望着段振立： 　　“啥……事……体？” 　　段振立看出他惊慌的神情，开了铁门，放下笑脸，说： 　　“好事体，接见，你老婆来看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