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天空灰蒙蒙的,一层一层浓厚的云雾翻滚着,白浪一般的压在人们的头上,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摘下一片两片云彩。太阳给遮盖得不见影踪。虽然只是下午四点多钟,徐公馆的花园里好像暮色已经升起,绿茵似毡的芳草在秋风中轻轻摇摆。

  徐义德把梅佐贤让进书房屋里坐下,指着门向徐守仁撅撅嘴。徐守仁会意地把书房的门关好,坐在朱瑞芳身旁的摇椅上。他斜对面坐着徐义德和梅佐贤。梅佐贤一走进书房,立刻感到今天的空气和往常不一样,徐总经理圆圆胖胖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这已经很不寻常了。更奇怪的是连徐守仁也十分严肃。他以为徐公馆里闹家务事,徐总经理要他来调解,但想到这三位太太的事,从来不要别人插嘴的;谈厂里减少断头率少出白花的事情吧,却又不必三位太太出马。那为啥要他丢下手里一切的事情马上赶来呢!真叫人纳闷。梅佐贤静静坐在沙发上,留心徐总经理的神色。

  徐义德的眼光从书房的门,转到玻璃窗外边,花园在飒飒秋风中呈现着萧条的景象,有的树叶开始凋落了。窗外没有人影。他放心回过头来,巡视大家一下,然后才心情沉重地对梅佐贤说:

  “大事不好了……”

  梅佐贤马上想到朝鲜战场上,忍不住惊问道:

  “不是双方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难道美国佬又打起来了吗?”

  “要是真的打起来倒也好了。美国军队卖相不错,打起仗来不大灵光……”

  “有钱的人当兵都不肯拚命。”

  “是呀,给志愿军打败了,……”徐义德不胜感慨地摇摇头。

  “志愿军都是劳动人民出身,当然不怕拚命。”

  “共产党在朝鲜打了胜战,现在又想出了新的花样经,要实行社会主义了!”

  “社会主义?”梅佐贤感到这个问题太大了,来得十分突然,心头一怔,差点说不出话来。半晌,他才怀疑地问:

  “有消息吗?”

  “当然有消息,赵副主委给冯永祥来的信,说是北京上层代表人物当中已经传开啦,共产党要对工商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搞啥国家资本主义,特地把消息透漏给上海,要上海朋友们有个准备。你看看,共产党多厉害,朝鲜战争刚打完了没有几个月,就打我们财产的主意。要不是赵副主委来信,我们还坐在鼓里哩。”

  “信上还说啥?”梅佐贤想弄清楚具体内容。

  “就是这一点已经够受了!”徐义德并没有看到赵副主委的原信,听冯永祥说的。

  “要不要问问冯永祥?他消息灵通。”

  林宛芝听到“冯永祥”三个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她转过脸去,装着没有听见,望着玻璃窗外边的柳条轻轻飘扬。“冯永祥?”徐义德摇摇头,说,“就是他告诉我的,还用再问吗?他忙得很,到处在打听消息,想摸清共产党的底盘。”

  “史步云和马慕韩呢?他们同党和政府的首长很接近,一定晓得的详细些。”

  “史步云?”徐义德知道梅佐贤指的是江菊霞,他也摇摇头,说,“你不晓得史步云和马慕韩他们都到北京去了吗?他们参加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去了。”

  “他们两位没有打长途电话来?”梅佐贤想起最初参加星二聚餐会的情景,史步云从北京打电话到星二聚餐会,征求大家对政府决定统一收购纱布的意见。

  “哎哟,我的厂长,现在是啥辰光?这样大事,能打长途电话吗?史步云和马慕韩的嘴真紧,听说连信也没有写回来。

  不过,会快结束了,他们快回来了。”

  “等他们回来,问题就清楚了。”梅佐贤见徐兴德那股着急劲,心里实在不安。他恨自己没法给总经理分担一些忧愁。这事也不容他怀疑,消息灵通人士冯永祥说的,而冯永祥又是从赵治国副主任委员那里得来的,千真万确。这还能有假吗?但他宁可希望是传闻失误,也可以减少总经理的忧愁。

  “他们不回来,问题也清楚了。”徐义德今天中午得到这个消息,真像晴天霹雳,一个响雷把他打得目瞪口呆。他一生是在计划发展自己企业并吞别人企业的日子中度过的,从来没有料到有一天他的全部企业一霎眼的工夫全完蛋哪。他啥地方也懒得去了,回到家里,就叫梅佐贤马上来。本来想只和梅佐贤商量商量,朱瑞芳见他神色有异,再三追问,他只好说出,要家里人都来谈,出了事,大家心里也好有个数。

  梅佐贤对这个问题还是不大清楚,他想不通:

  “共同纲领不是明明规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五种经济,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吗?总经理。”

  “那是过去的话,现在共产党的政策变了。”

  “国旗上那颗星呢?”

  “黯淡了!”

  “共同纲领是各民主党派举手通过的,共产党代表也举了手的,怎么可以不遵守呢?”梅佐贤并不真正了解共同纲领,有些条文他不清楚,却装出很懂得的神情,愤愤不平地说,“办事总要讲出一个道理来才行。这次政协全国常委会上,史步云和马慕韩他们一定会给工商界力争的。”

  “共产党有的是辩证法,道理都在他们手里,他们说的算。我们是老几?现在谈这个派啥用场?”徐义德也不大了解共同纲领,好久没有学习共同纲领,把一些条文也忘记了。

  “这个……”梅佐贤还是困惑不解,可是他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社会主义来了,工商界就不存在了,我们全完了!”徐义德瘫痪一般地躺在沙发上,四肢叉开,像个“大”字。他歪着头,对着壁炉凝神遐思:他这辈子还没有遇到他不能还手的事。不管天大困难的事,也不论对手怎么高强,他只要一转动脑筋,总可以想出法子对付对付,而最后胜利的,往往不是别人,却是他自己。四年多以来他和共产党也较量过不止一回,虽然说不上自己胜利,但也没有彻底失败过,现在却要全军覆没了。他怎么甘心?他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

  他这一声叹息,使得大家哑口无言,书房陷入可怕的沉寂里,窗外的秋风呼啸着,把树上还没有完全发黄的叶子吹得在花园上空飞舞,纷纷落下,绿茵似毡的草地给黄叶铺满。

  一阵风来,又把地上黄叶吹起,在空中飘飘荡荡。

  朱瑞芳一直在聚精会神地听徐义德和梅佐贤谈话,注意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她了解大事不好,可是比梅佐贤还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见大家不啧声,但总要快点想个办法才好,便打破了沉默,问:

  “啥叫做社会主义改造呀?”

  “哼,社会主义改造就是革资本家的命!”

  朱瑞芳听了徐义德这句话,眼睛顿时鼓得大大的:

  “革命?就像上改革地主的命一样?财产全都没收?工人斗争资本家?余静他们搬到我们这里来住,我们搬到草棚棚里住?你和守仁要到厂里去劳动,就像筱堂他们在乡下一样?

  这太可怕了!”

  徐义德没有吭气。朱瑞芳追问道:

  “革地主的命乡下死了不少人,革资本家的命也会死人吗?会不会像我哥哥那样?”

  徐义德仍旧没有作声。大太太急了,对朱瑞芳说:

  “义德不是心思,你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我不过这么问问。”朱瑞芳转过去,焦急地问徐义德,“义德,你说话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说了,好叫我们放心。”

  徐义德在想怎么应付这个突如其来的局面,一时急切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朱瑞芳的话一再打断他的思路,他只好答道:

  “刚才不是说了,具体情况还不大清楚。社会主义肯定是要来了,首先要搞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朱瑞芳平常听徐义德谈话,多少也了解一点外边的情形。

  她听到有“资本主义”四个字,困惑不解了:

  “你不是说社会主义吗?怎么又是资本主义呢?”

  “唉,不是啥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不也是资本主义吗?”

  “你别打扰我,让我冷静一下好不好?”

  朱瑞芳一走要问个明白:“你讲清楚了,我们就放心了。”“这些事体,现在连我也弄不清楚,你们怎能弄的明白呢?过去‘五反’只要钞票,现在社会主义也好,国家资本主义也好,反正是要挖我们的命根子。”

  “那你一辈子办的这么多企业,一下子全完了吗?”

  “这还用问!人家要社会主义么!”

  林宛芝一直没有啧声。她在想:听人家说社会主义好,大家憧憬社会主义美好的生活。社会主义究竟是啥样子的社会呢?她问徐义德。徐义德说:

  “社会主义当然好啦,不过对工人好,对资本家有啥好处?要说生活吧,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很不错呀,到了社会主义,顶多就像我们这样。”

  “我们不要社会主义!”朱瑞芳忍不住叫嚣。

  “共产党的天下,谁敢不要社会主义?小心脑袋搬家!”徐义德冷笑了一声。

  大太太慢慢听清楚大家在谈的事了。《西游记》上唐僧过了一难又一难,逢凶化吉,最后才上了西天。徐义德大概是命中注定的,也要遇到一难又一难。只要菩萨保佑,也可以逢凶化吉的。她想起了为守仁的事,曾经许了愿:要刻一万张观音菩萨宝咒布送,让天下善男信女朝夕焚香持诵,到现在没有还愿,太不应该了。她明天要老王带她刻去。为了徐义德,她要念两遍观音菩萨宝咒,刻五万张观音菩萨宝咒布送,恳求观音菩萨暗中保佑,为徐义德消灾延寿。她担心朱瑞芳那个劲头要出事的。她说:

  “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命中注定要来的,反对也没有用。这样的大事,只好听天由命。我看,还是安安分分地过日子,只要人平安就好了,身外之物有多少算多少,菩萨保佑,我们有碗饭吃就行了。”

  朱瑞芳心里说:你无儿无女,只要有一口楠木棺材就心满意足了,当然可以说漂亮话。徐守仁听大太太最后两句话,不断摇头说:

  “菩萨保佑,有啥用场?那是迷信。……”

  大太太气生生地打断他的话,说:

  “啥迷信?孩子,不要胡言乱语,冲撞了菩萨。不是我念了一万遍观音菩萨宝咒,你现在还关在监牢里。说这样的话是罪过,阿弥陀佛。”

  她双手合十,恳求菩萨原谅这个无知的青年。徐守仁并不理会,还是往下说:

  “现在要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我犯了罪,政府指我一条出路,教育我,改造我。社会主义来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定会给资本家出路的……”

  这回是朱瑞芳打断他的话。她拍了一下摇椅的扶手,说:

  “你懂得个屁!乳臭未干的孩子,教训起大人来了,没有一个上下!要你到香港去好好念书,你贪玩,不用功,要跑回上海来。现在好了,共产党真的共产了,啥地方也去不了,只好蹲在上海听人家摆布。”

  “是你们要我回来的。”

  “要你在香港好好念书,你为啥不好好念书?不听大人的话,还强辩!”

  徐守仁不服气地嘟着嘴。朱瑞芳说:

  “你要是在香港读完中学,大学也快毕业了,娘老子也好有个依靠。”

  梅佐贤笑嘻嘻地说:

  “现在要去香港,可以到公安局申请,很容易。”

  “这个,”朱瑞芳没有说下去,她望着徐义德,想听他的意见。

  没等徐义德开口,徐守仁抢着说:

  “我不去香港,我是中国人,为啥要当白华呢?”

  朱瑞芳咬牙切齿地说:

  “那你就死在上海!”

  这时老王托着一个漆盘,小心翼翼地走到徐义德面前:

  “老爷,有你的信。”

  徐义德摇摇头:

  “我什么信也不看,你去吧。”

  老王点头称“是”,又怕误了徐义德的事,他识相地转过身去,边走边说:“这信是香港来的。”

  “你说什么?老王。”徐义德听到“香港”二字,连忙把老王叫了回来,从漆盘里取过信来一看,果然是从香港寄来的,而且是二弟徐义信的笔迹,匆匆忙忙拆开一看:香港那六千锭子已经拆卸装箱,原物料也打好包,纺好的纱准备在香港市场上抛出,正在和人接头厂房的事,如果价钱合适就卖掉,要不,准备租出去,征求徐义德的意见。工人已经解雇了,只留下少数职员在保管。也和轮船公司联系好了,准备争取直接运到上海,万一不行,就运到离上海不远的港口,然后由火车陆运上海。因为办这些事花了不少时间,所以复信晚了一点,等货一发出,就打电报来。他在香港把未了的事办好,就和弟媳一同回上海来,共同办好沪江企业。他看完信,好像徐义信就站在他身边,立即生气地站了起来,不满地说:

  “老二办事体真糊涂!”

  “香港出了啥事体?”朱瑞芳担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老二把六千纱锭拆卸装箱,准备运回上海,”徐义德把信的主要内容向大家讲了,气呼呼地说,“这不是有意拆我的台吗?上海要共产,他却送货上门,简直是一点政治行情也不懂!”

  大太太是从来不过问徐义德的事,她也感到奇怪:为什么徐义信不先写封信来和哥哥商量,怎么忽然心血来潮,要把香港的厂搬回来呢?真是糊涂。她同意徐义德的意见,也有点生气,说:

  “这么大的事体,为啥不和你商量就办?二弟年纪也不小了,办事体太糊涂了!”

  “二弟办事,糊涂极了!”朱瑞芳加重语气说。

  梅左贤在旁边,心中有数,但在总经理的气头上,他不好点破是徐义德要徐义信迁厂的。早些日子,徐义德还要他写信催徐义信快办,嫌徐义信办事太慢哩。这一点徐义德不会忘记的,只是徐义信寄来的信不是时候罢了。给大太太一责备,徐义德想起来了:

  “迁厂的事倒是我要他办的。”

  大太太莫明其妙了:

  “你要他办的,为啥怪他糊涂呢?”

  “我没叫他办的这么快!”

  林宛芝了解这件事,插了一句:

  “早些日子,你不是还催他快办呢?”

  “是我催他快办的,可是我没有叫他办的这么彻底啊,连厂房也要卖掉!”

  “你要他回到上海,帮你办厂,厂房不卖,谁管呢?”“厂房不卖,他即使回来,也可以托人代管啊!这些事体,你不懂!”徐义德没时间和林宛芝扯下去,他想到机器装了箱,工人已经辞退,厂房就要卖出,事不宜迟,得赶快阻止,忙对梅佐贤说,“你给我马上写信,告诉老二,那六千锭子不要搬回来了。”

  “是!”梅佐贤站了起来,惋惜地说,“这一笔迁厂费用损失不小啊,别说停产损失,单是那笔工人遣散费一定可观。”

  “这些损失,都是小事体,只要六千锭子留在香港,损失多少也没有关系。”

  “总经理高见,算大账,不算小账。我马上把信写好,送来请总经理过目!”

  梅佐贤正要去写,徐义德把他叫住了:

  “寄信太慢,万一把厂房脱手,那就麻烦了,你给我发个电报去,快!叫他在香港要做长久打算,能扩充一些锭子更好。叫他不必回上海来,等将来有机会,我亲自到香港去看看。”

  梅佐贤一边点头,一边立刻到书桌那边起草。徐义德从徐义信身上得到启示:赵治国的消息是一个绝妙机会。他要争取时间,把厂里的财产转移出来。香港汇丰银行里有存款,提出来,可以开办另外一个沪江纱厂。他看了梅佐贤起草的电报,内容很简单,只是写了这样几个字:“工厂停迁,详情函告。”他问梅佐贤:

  “我刚才说的那些意思,为啥不告诉他?”

  “这是明码电报,谁都可以看见,总经理刚才说的那些意思,用信写去比较好,免得叫别人看到。”

  “你想的比我周到,好。”

  梅佐贤准备到电报局去,徐义德在考虑另外一个问题。他要老王去发电报,把梅佐贤留了下来,说:

  “佐贤,社会主义肯定要来了,我们不能不想个退步。你看看,厂里的资金能不能抽点出来?”

  “要是在‘五反’以前,这些事很容易办,一只电话就解决了。现在么,勇复基谨慎的要死,一点人情也不敢讲,啥事都是公事公办,怕不容易。”

  “公事公办,那再好也没有了。”徐义德奸笑了一声,说,“我那七亿垫款,你明天给我抽回来,就说是我家里有急用。”

  “这两天厂里现金不多,有点头寸准备缴税用。”

  “缴税不急,先把我的垫款抽回来再说。”

  “过期要罚滞纳金啊!总经理。”

  “这个我了解。罚多少滞纳金也没关系,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厂里出。理在的厂也就是国家的,你怕罚吗?罚多少我也不心痛,罚的越多越好,嗨嗨。”

  “对,现在罚不罚无所谓了。我还是旧脑筋,没有转过来。

  要是还有现金,是不是也抽点出来?”

  “你看着办吧,能抽多少就抽多少。”

  “那我现在就去,事不宜迟。”

  “越快越好!”

  梅佐贤拔起腿来就走,开了书房的门,匆匆去了。外边东客厅的门没有关,秋风呼呼地往里面吹来,把书桌上梅佐贤刚才起草给徐义信的稿纸吹起,像一只小风答在空中飘扬。挂在窗口的绿色绸子窗帷也给风卷起,如同三面彩旗迎风招展,呼啦啦地发出响声。屋顶当中垂下来的玻璃电灯穗子也给吹得哗啷哗啷地响。

  徐义德霍地站了起来,对着东客厅骂:

  “老王简直该死,这么大的风,也不知道把门关关好!”

  林宛芝代老王抱不平,说:

  “不是你叫他不要到这边来吗?”

  “我没叫他不要关门啊!”

  朱瑞芳不声不响地出去把门关了,她回来又把书房的门关好,窗帷慢慢回到原来的位置,信稿轻轻地落在草绿色的厚厚的地毯上。徐义德要徐守仁把信稿拣起给他,马上撕得粉碎,搓成一团,握在手里,他对大家说:

  “你们都清楚了,也不用我多说,你们自己去准备准备,值钱的东西先想法藏一藏,以后别再随便现眼,叫人看见了眼红。”

  朱瑞芳一听了这话,站起来,拉着守仁出去了。接着走出去的是大太太,她想把吴兰珍叫回来,和姨侄女商量商量。徐义德等他们走了,过去把门关好,要林宛芝坐到他的身边,按着她的肩头说:

  “看样子,在上海住不久了。”

  “为啥?”

  “社会主义来了,更是工人的天下了,资本家还有好日子过?共产党革命革到我们头上了,我虽说是沪江纱厂的业主,可是现在业不由主了。我奔波了一辈子,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现在走吗?”

  “现在走。”徐义德瞟了林宛芝一眼,究竟还是她聪明,一句话就说到他的心坎上了。他说,“上海的企业算是完了,我也料到共产党会有这一手,幸亏我早就有了准备,要老二在香港办厂,不然,到现在连个退步也没有。”

  “香港不是有存款?”

  “多少有一点。”徐义德在香港汇丰银行的存款,除了他自己以外,三位太太当中没有一位知道具体数目的。他说:“今后就要靠这点存款派用场了。我也想找个机会到香港去,你和我一道去,好啵?”

  “和你一道去?”冯永祥的影子立刻在林宛芝的脑海里笑嘻嘻地出现,她迟疑地没有说下去。

  “不好吗?”

  “那还有不好的?”

  “你顾虑啥呢?”

  “她们呢?”她指着大太太和朱瑞芳她们卧房的方向。

  “让她们留在上海。”

  她伸出两个手指来,说:

  “这个人肯吗?”

  “不肯也得肯,全家申请去香港,一定引起政府的注意,公安局不会批准的。把她们留在上海,我同你两个人去,申请个把月,大概没有问题。”

  “一个月以后呢?”她有点留恋上海。

  “到了香港再说。义信住在九龙太子道,我想,我在九龙太子道买他一幢房子住下,有事体就近好商量,把那边的企业恢复生产,再扩充扩充,扎下根子。上海情况好,回来看看。你说,怎么样?”

  她猛地想起徐守仁刚才在书房里的那句话:“我是中国人,为啥要当白华呢?”守仁这孩子给关了几个月,倒确实懂得许多事体了。徐义德和儿子一比,就显得落后了。她想劝他不要去香港,听他口气已经下了决心,一时也不好开口,不答应跟他去吧,又怕引起他的误会。她委婉地指着楼上说:

  “要不要和他们商量商量?”

  “这桩事体要绝对秘密,一传出去,就不会批准我们去香港了。我只是给你一个人讲,让你有个准备,暗中把东西收拾收拾。明天我去申请,一批准就走,你就说是在路上照顾我,到期便一同回来。”

  林宛芝蹙着眉头,没有啧声。徐义德说:

  “晓得啵?”

  她勉强地点了点头,心中在想用啥办法劝劝他。

  窗外的龙柏和柳树的枝干在狂风中摇来摇去,仿佛要连根拔去。一阵一阵狂风呼啸着掠过上空,挟着摧毁一切的威力,把地面的灰尘树叶和纸片全卷到空中。花园的天空显得迷迷蒙蒙,昏昏沉沉的。徐义德和林宛芝坐在书房的沙发上,对着大风发愁。徐义德望着窗外,说:

  “今天的风为啥这么大?”

  “你不晓得吗?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布了台风警报,说下午有七到九级的台风……”

  “怪不得哩!刮吧,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