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１

室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檐头的雨水滴滴嗒嗒地响个不停。在斜风的雨里，杨树的枝叶微微飘荡。天空灰蒙蒙的，远方的事物模模糊糊，若隐若现。 　　马丽琳发癫一般的望着室外，不断地长吁短叹，越来越觉得日子的悠长了。她的胸口也像这天气一样，感到沉闷，闭塞。她掉过头来，屋子里的陈设一如往昔，但像缺少啥物事，给她一种空漠冷寂的感觉。她想起在百乐门舞厅热火的日子，第一次遇到朱延年的辰光，给她带来了美丽的幻想。朱延年能说会道，投合她的心意：人长的不错，手面又阔绰，谁也猜不透他有多少财产。但从他的口气和花钱像流水一样来看，仿佛是个百万富翁。她认为和这样一个富有的人结婚，生活在一起，大概享受不尽幸福。她的愿望实现了，屋子里增加了一个主人。他花钱不再那么阔绰，有时还有些拮据，以后，向她借了现款，又借了金子。但她听信他的说法，以为福佑药房生意越做越大，进货越来越多，需要的资金也越来越迫切，资金多，利润就更多。她甚至相信她已经是福佑药房的股东了，把希望寄托在福佑药房事业的发展上。他告诉她福佑药房在上海滩上要成为第一家大药房，也就是全国第一家大药房，全国人民都要用福佑的西药。她呢，就是这第一家大药房的经理太太，同时，也是大股东。她充满信心和喜悦，等着这一天到来。这一天没有来，五反运动来了。她惊奇福佑药房竟有这么多的严重问题，开始还不相信，误认为是职工有意和朱延年经理过不去，大概政府伸手向福佑药房要钞票。等运动过去，朱延年和福佑药房又会飞黄腾达，她的梦想还是会实现的。朱延年被捕这惊人的消息把她吓倒了。她在提篮桥监狱里会见了朱延年，才慢慢恢复信心，耐心地等待他出狱，重整旧业，一天又一天过去，一月又一月过去，一年又一年过去，出狱的消息日见渺茫了。她这才逐渐清醒过来，不断发觉福佑药房和朱延年的事体十分严重。“五反”不是一阵风吹过了事，重大的案情由法院专门认真处理。朱延年谋财害命的事体一件又一件发现，不但是工商界憎恨他，连里弄里的娘姨和小孩也指着朱家的门口咒骂，说朱延年是害人精。她每天都不大好意思出门，不是清早，就是黄昏时分，悄悄出去办点事。她日日夜夜盼望朱延年出来，改邪归正，恢复名誉，重新做人。她预感会不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但又希望不会发生。但上海市高等人民法院送来对朱延年的判决书，不但宣判了这个不法奸商的死刑，也是对马丽琳的梦想宣告了破灭： 　　朱延年　男　四十九岁　原福佑药房经理 　　朱犯延年一贯投机倒把，买空卖空，套取外汇，捣乱市场，欺骗国家机关，破坏国民经济；屡经教育，不知悔改，且变本加厉，亲自制造假药，贩卖过期失效药品，害死中国人民志愿军十四名和上海市居民五人。他并以各种卑劣手法，伪装进步，行贿和腐蚀国家干部，自命为干部思想改造所所长，致使少数国家干部蜕化变质； 　　施用各种丑恶伎俩，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挖社会主义墙脚，散布流言蜚语，恶毒攻击人民政府，无所不用其极。 　　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期间，经有关单位和福佑职工以及广大群众检举揭发，五毒俱全，罪行累累，铁案如山。在押期间，他态度顽固，拒不坦白交待，公然与人民为敌到底，死不改悔。在确凿人证物证面前，他才不得不承认所犯罪行。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护伟大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上海市高等人民法院 　　法院通知家属去收尸。 　　她不想去收尸。朱延年丧尽天良，受了他的欺骗，上了他的当，把她仅有的一点积蓄，花得净光，留给她的是一屁股债和狼藉的声名。她不幸掉在朱延年这个臭毛坑里，不能自拔。她恨死了朱延年，恨不能咬他几口，才能消除心头的愤懑。她决心不去。 　　朱瑞芳来了，约她一同去收弟弟的尸，她没法泄露内心的痛苦，推说你有脸面去收，里弄里没有一个人不指着我的脊背骂朱延年的。她见不得人。朱瑞芳说：好歹是夫妻，朱延年再坏，也是她的丈夫。丈夫就是有罪也执刑了，不去收尸，也脱不了夫妻关系。不管怎么的，就算朱延年是祸害，也只是最后一次了。不看死人的份上，也赏活人的脸，陪姐姐去一趟。需要费用，朱瑞芳愿意全部负担。朱瑞芳三说两说，她没法拒绝，压抑着不满的情绪，去收了尸，装进棺材，草草埋了。 　　办完丧事，马丽琳回到自己的家里，痛痛快快哭了一大场。里弄里不了解底细的人，以为她的良心太好了，朱延年这样的丈夫，早死早好，根本不值得流一滴眼泪，哭啥哩！不晓得她哭的是自己的身世。她嫁给朱延年，以为有了靠山。谁料到这是一座雪山，在寒冷的冬天里也算得坚硬，一遇到灿烂的阳光就触化了。上海的跳舞厅早已取缔了，即使没有取缔，像她这样年纪也不能去货腰了。她手里积蓄没有了，开始靠变卖东西过日子，下半辈子的生活怎么打发呢！ 　　朱瑞芳答应给她找个事做，可是一直没有消息。她无可奈何，自己去寻找门路。辗转托人，总算在一家中等药厂里找了一个工作，当总务，虽说事体杂一点，但每月有了收入，可以养家活口了。她在家里等厂里通知，如果一切顺利，下月一号便可以上班了。她把家里收拾好，买了一个铝制的饭盒，准备上班的时候，在家里把饭菜带去，省得在厂里买饭菜，可以节省一点。觉得过去那些服装，不适宜到厂里去穿，她做了两件布衣衫，上班的时候好穿。她二十一号开始等，哪儿也不敢去，怕厂里来人通知她碰不上，那不是误了大事。等了一天又一天，一直等到二十九号，她心里焦急，有点忍耐不住，想托人去问，但一想还没有到三十号，人家月底通知也不晚，说的是下月一日上班啊。二十九号那天等到晚上十二点，也没有得到音讯，第二天一清晨就起床了，等到下午快六点了，她以为没有希望了。正在她烦躁不安的时候，听到有人在敲后门，她以为好消息终于盼到了，欢天喜地去开门。她热情地把客人迎进客堂间，果然是药厂派来的，她倒了茶，不等客人说话，便急着表示谢意，兴冲冲地说： 　　“我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上班没有问题。” 　　“上班？”客人感到诧异。 　　马丽琳也感到诧异： 　　“你不是药厂派你来的吗？” 　　“是呀。” 　　“药厂不是要我在家里等着，准备下个号头上班吗？” 　　“要你下个号头上班？” 　　“是呀，你不晓得？你来的时候，厂里没跟你说吗？” 　　客人告诉她，厂里跟他说了，现在不需要人了。她听说厂里缺个总务，到处找人，怎么忽然又不需要呢？这桩事体叫人弄不明白。明明讲好的，要她在家里等消息，为啥变卦？给她三问两问，客人没有办法，只好老实告诉她：经过厂方人事科了解，马丽琳是福佑药房总经理朱延年的妻子，朱延年在西药界臭而不可闻也，连带自然也影响了他妻子的名誉。他们厂里不能用这样的人当职员，更不能当总务，那要影响药厂信誉的，也会给工作带来许多不方便。她虽然再三恳求，并且保证一定做好工作，一定不给厂方增加麻烦。客人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冷冰冰地站了起来，匆匆告辞了。 　　她没有想到朱延年生前把她钱财骗去，死后还要受他牵连，找个工作也不方便。她知道朱延年在西药界确实臭了，这也难怪别人提高警惕，不敢用她。西药界不行，别的行业大概问题不大。她到处奔走，向这个作揖，对那个磕头，希望找个工作，也不论薪水多少，做什么都行。人家一打听她的家庭情况，知道是朱延年的妻子，都摇摇头，生怕沾惹上啥龌龊物事似的，远远地离开了。她碰了几个钉子，深深感到朱延年虽然死了，那狼藉的声名还给她带来很坏的影响。她要摆脱这个影响，不能再忍受这可耻的名义——朱延年这个败类的妻子。她到福佑药房找了童进，正巧叶积善也在，诉说最近的遭遇，向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同情她的遭遇，但没有办法消除朱延年留下的恶劣的影响。她想了想，把蕴藏在心底很久的一个问题提了出来： 　　“我可不可以和延年离婚？” 　　叶积善一听这话，忍不住笑了。 　　“你开啥玩笑，死人能够复活吗？” 　　“我没有开玩笑。”她感到叶积善笑的奇怪，一本正经地对他说。 　　“你不开玩笑，我可没听见说过和死人离婚的事。” 　　“不能离吗？”她失望的眼光望着叶积善。 　　叶积善又问她： 　　“人死了，怎么离？” 　　“真不能离吗？”她用怀疑的眼光对着童进。 　　童进很严肃地点了点头，发现马丽琳眼睛闪耀着从来没有见过的忧虑光芒。他认真地说： 　　“朱延年死了，你要和他离婚，可以到法院去了解。按照法律手续去办就行了。” 　　“离了婚，”叶积善说，“你愿意和谁结婚都可以。” 　　“我不想结婚。”她低下头去，好像有难言的隐痛。 　　“为啥要离婚呢？” 　　叶积善一问，她的脸绯红了。她没有啧声。半晌，她才说： 　　“朱延年为人你还不晓得吗？” 　　“那你早就该给他打离婚报告。……” 　　童进打断叶积善的话，说： 　　“离不离，啥辰光离，是她自家的事体，别人不必去过问。” 　　她听了这话，慢慢抬起头来，用感激的眼光望了童进一眼。她心上一个疙瘩总算解开了。 　　她办了离婚手续，好像卸下千斤重担，浑身轻松了，在人们面前可以毫不羞愧地走来走去，不再担心有人指着她的脊背骂朱延年了。 　　徐义德答应了朱瑞芳的要求，告诉梅佐贤，给马丽琳在沪江纱厂安排工作。梅佐贤交给人事科考虑去了。朱瑞芳不知道马丽琳办了离婚手续，兴冲冲地带着好消息来看马丽琳，对她说：“厂里答应给你找个工作。” 　　“那再好也没有了，早就巴望有个工作，好凭双手养活自己。” 　　“你别发愁，有我这个姐姐，总不能让你饿着肚子。找不到事，你有啥困难，我能睁着眼睛望着吗？” 　　“你待我实在太好了，如同亲姐妹一样。” 　　“这没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 　　“不晓得将来怎么报答你才好。” 　　“你太见外了。别说你是我弟媳妇，就是我的街坊邻居，有啥困难，我也应该帮忙。你帮我的忙，我帮你的忙，都算不了啥。” 　　“我没啥好帮你的忙，今后全靠你帮忙了，实在过意不去。” 　　“你越说越远了。我娘家没有啥人了，哥哥给镇压了，嫂子和侄子在无锡乡下管制劳动，本来么，地主劳动五年，只要劳动的态度好，思想有进步，就可以摘掉地主的帽子。我那个侄子，有一股牛脾气，服软不服硬，越是管制劳动，越不好好劳动，和村里干部的关系也搞的不好，有个叫做汤富海的老找他的错。啥人大小没个错？现在地主好比臭狗屎，谁也看不顺眼，更容易找错。他到上海来看我，回到乡里特别注意他的行动，到现在还没摘掉地主帽子，又说他破坏合作化运动。可怜母子两个在乡下活受罪，不晓得熬到哪一天，才有出头的日子。在上海，延年过世后，你是我身上最最亲的人了。你的事，我能不管吗？” 　　“啥辰光上班呢？” 　　“厂里既然答应了，大概不久会有消息，你在家里等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