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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回 黎平会党内定大计 贺子珍细语劝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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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中央红军从湖南通道西进,兵分两路,右路为1军团和9军团,经靖县的新厂,由界牌进入贵州的黎平县境;左路为3、5、8军团,分别由青草坪和野洞,经洪州、中潮等地向黎平县城。打从湘江之战之后,全军改变了“抬轿子”的开进办法,中央纵队或随左路跟进,或随右路跟进。这次西进黎平,中央纵队夹在3、5、8军团之间。“抬着你们走,真还不如挟着你们走。”军团的同志跟中央纵队的同志开玩笑。
两路人马在向贵州西进途中,如入无人之境。星星点点,桥头路口,还有苗族、侗族同胞给红军战士送茶递水的:“你们又回来了,这回不走了吧?”开初,许多人都莫名其妙,老百姓递水不接,说话不答,还以为是敌人的探子;后来才明白,原来几个月前,西征的萧克6军团就从这里经过,老百姓对红军有所了解。红军不抢东西不拉夫,还打富济贫。战士们的情绪都高涨了起来,有一种早两年在江西打完仗又回到根据地的感觉。
在从通道到黎平的途中,只有林彪的1军团在黎平的外围潭溪打了一仗。这一仗,打得林彪很扫兴。守敌一个营,碉堡修得倒是不错的,可没有放几枪就弃堡跑了,退到几十里之外的十万坪去了。林彪还没有遇上过这么软蛋的敌人,他飞马进潭溪,要亲眼看看这到底是伙什么敌人?黔军是不是都是这类货?一打听,原来这个营同萧克的6军团打过交道,知道红军的厉害,全是吓跑的。林彪想,好吧,到黎平再打个像样的仗吧。当他率部来到黎平城下,把部队摆开,却半天听不到枪声。他正纳闷,只见先头部队已在城里的山头上挥起了红旗。城里的敌旅长、团长,见潭溪失守,也就弃城而逃,一直退到了五里桥。县政府的国民党官员见旅长团长们都走了,也都携家带口逃到榕江去了。1军团的前卫2师6团穿城而过。
黎平城里的群众见红军又回来了,自动组织了数百男女,赶到东门外10里的地方迎接红军大部队。12月16、17日,左路的3、5、8军团和中央纵队,在锣鼓、鞭炮声中进入了黎平城。好久没有见到这种光景了,军民一片欢腾。进入黎平的红军,立即展开了宣传群众、开仓济贫的活动;总政治部还发出号召,每个红军战士送一件礼物给苗族兄弟。黎平城里城外,一片苏区风。
由于西进,甩开了蒋介石的“围剿”主力和湘军的堵截,当面之敌又软蛋,敌情有些缓和,黎平的群众条件也不错,大转移的中央红军在黎平停下来,作一些休整和补充,便完全有可能了。周恩来找到毛泽东说:“我们开个会吧?”毛泽东问:“开个什么会嘞?”周恩来说:“要开就开个政治局扩大会,把转移的战略方向再研究一下,通道的议定是临时的,只解决到黎平的问题。”毛泽东说:“说得好,会是该开的,转移方向问题当在政治局形成决议。”
然而,关于会议主持人问题,颇费了一番周折。周恩来说:“既然是政治局扩大会,自然还是由负总责的博古同志邀集召开喽。”毛泽东高低不同意,说:“这个会呀,得由你来召集,你来主持。要让他来主持,那还不如去睡个大觉。”征求王稼祥、张闻天的意见,他们也不同意由博古主持。王稼祥还提出由毛泽东主持召开。毛泽东也不同意,说:“不妥。还是要由‘三人团’的同志来干这件事情。”周恩来碍于自己不是负总责的,怕在党内引起麻烦,说:“别又生出一个合法不合法的问题来呀。”毛泽东说:“恩来同志,很显然喽,分歧还会有的。你要他主持,吵个一塌糊涂不讲,到时候又没个像样的结论,岂不是白开了?总不能让个外国人来主持中国党的会议吧?”周恩来一想也是,说:“好吧,我先找他谈谈看。可是,这话怎么说好啊?偏是我来主持会议。”毛泽东说:“世界上好多的事情,本来就是难得说的,不好说的。我们党现在的一些事情,将来的后人说不定会感到莫名其妙的。
你就随便找个缘由吧,你恩来有这方面的天赋。”
周恩来确有某种“破解难题”的天赋,他跟博古说:“在通道临时议定的事情,需要在政治局扩大会上再明确一下。考虑到扯到军事行动上的事情多,你又有些劳累,我就代劳邀集一下吧?”博古当即表示同意,说:“这样好,这样好。要我来主持,毛泽东又该说我要抓他的‘新三人团’了。”
转移中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便在一家姓徐的商店里开了起来。
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各军团军团长。临开会时,李德因为受了风寒打起“摆子”来,周恩来劝慰他先安心休息,博古会代表他坚持按中央“既定方针”办事的,李德只得听劝没有非要参加会议。周恩来提出议题说:“关于战略转移方向问题,我们在通道争论过,争论结果,就是今天到了黎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较为稳定的一致的认识,需要通过政治局的会议加以肯定。据我同一些同志的接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还不那么一致,有的同志认为应该放弃同2、6军团的会合,另寻合适的边区建立我们新的根据地;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到黎平来只是绕道,还是要寻机北上同2、6军团会合;有的恐怕到现在还持有这么一种看法,我们连黎平都不该来。大家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吧。”会议之前,好些人在个别接触中已经得知,毛泽东、周恩来主张放弃同2、6军团会合,另寻边区建立新根据地,他们认为这个意见好,是上策。于是,纷纷发表意见,认为转移方向应作适时的变动,“放弃东去,另建苏区”。博古听着,不禁心烦意乱,不停地推着眼镜,插空说:“都说到哪里去了!我们到黎平来,说的是绕道,怎么能放弃同2、6军团的会合?这不能说是一种负责任的想法。敌人甩脱了,‘围剿’打破了,只有十几二十天的路程了,却要放弃同2、6军团的会合,简直不可思议!”他说着瞥了毛泽东一眼:“我们这里不是有人常说要集中优势兵力,要握紧拳头么?”
毛泽东一看点到他了,便说,“问题在于要集中得了嘛!我的意见,必须放弃同2、6军团的会合。今天的情况同6军团当时的情况不同了,他们当时能窜过去,现在不好办了。屁股后头的何键、薛岳、吴奇伟离我们太近;而且,现在湘黔路已经修通,他们要运动到黔东北地区是很容易的。从战术上讲,他在湘西没能兜住我们,他能不把他的兜兜挪到黔东北一线?今天的湘西,就是明天的黔东北。造一点同2、6军团会合的舆论,作一点姿态,那是可以的,实际干却是不行的。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对不起,我又背书了。这叫着‘你背你的,我背我的’。
第二,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块根据地,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有人好像是说,我们已经打破敌人的‘围剿’了,可以大摇大摆地到贺龙那里去吃酒席了。这不是事实。薛岳、吴奇伟就是从江西跟出来的,眼下就在山那边。这点距离,在欧洲也许显得很遥远,在中国却是很近的。我还是我,你还是你,还是那么一对老冤家。怎么能说‘围剿’已经打破了?”
博古还是不同意放弃同2、6军团的会合,还是主张“折向黔东,靠拢2、6军团”,说:“革命就不能畏敌不前,畏敌不前就不能革命……”彭德怀、罗炳辉、刘伯承、叶剑英都火了。罗炳辉说:“什么叫畏敌不前?我们同强敌硬拼的苦头还没有吃够吗?”刘伯承恼道:“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周恩来说:“问题才说到一半喽。刚才说的是放弃去湘鄂西的会合,那么,新的转移方向问题,到哪里建立新的根据地为好,大家还可以继续谈谈。泽东同志,为便于讨论,是不是先说说你的意见?”
毛泽东说:“考虑到部队要休整,要补充,要发展,去黔西,滇黔边,不大合适。可以考虑黔北,川黔边,那里只有一个侯之担,人口、出产也还不错。这里,我想再补充一句,我们说的放弃同2、6军团的会合,也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近而言之,我们到了川黔边,一当出现某种情况,我们还可以掉头向东,去同2、6军团会合;远而言之,红军终究是要会合的。”
席间,委员和军团长们纷纷表态:“同意,同意。这才叫战略头脑作出的战略考虑。”
周恩来一看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差不多了,便关照了一句博古说:“博古同志,是不是表决一下?”
博古一脸愁容,又来个软同意,说:“在会合问题上不作绝对的放弃,那还是可以考虑的。”
周恩来说:“那就表决吧,过后我们再起草一个决议案,再开次会通过一下文稿。”
第一次会议开完,毛泽东心情不错,总算从组织上解决了“硬碰硬”的同2、6军团会合的问题。他走出开会的店堂,想急着回自己的驻地,才出店门,便有林彪和彭德怀走了上来,两个军团长的情绪一个欢一个闷。毛泽东瞥了林彪一眼,想把林彪的情绪调一调,说:“昔有刘皇叔跃马过檀溪,今有小林彪跃马过潭溪。刘皇叔是落荒而逃,你是打了胜仗嘛,怎么闷闷不乐,在会上没讲几句话啊。”林彪借机耍滑头:“敌人是跑了的,并没有打着,跟刘皇叔过檀溪差不到哪里去。”彭德怀说:“我就想不通,李德既不知中国之敌,也不知中国之我,更不知中国的地理民情,他怎么能指挥中国的革命战争?听说蒋介石跟前的那个德国人也不中用了,躺在南昌的一家医院里起不来了。”毛泽东愕然:“真没说错呐,猛张飞粗中有细。你怎么知道这事的?”彭德怀说:“从一张报纸上看到的。当然,你还得费一番猜的功夫才行。”毛泽东说:“快,把那张报纸拿给我看看。带在身上没有?”彭德怀摊了摊手。毛泽东说:“我就说嘛,世界上的事情就是乌七八糟,无奇不有。中国的内战竟是两个德国人在打。”林彪垫了一句:“是有点滑稽,我也跟着滑稽了一家伙。”毛泽东问:“什么意思?”林彪说:“就是那篇该死的《短促突击》嘛,当时你不在,你要在,我哪能出那个洋相!”毛泽东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他回头又叮嘱彭德怀一句:“别忘了,我下午就要看。”
分手以后,毛泽东在小街上张张望望地走着,路过小食店,他停下来耸耸鼻子;路过小烟摊,他想买一包,一摸口袋,口袋是空的。陈昌奉一会赶了上来,小声道:“快走吧,该吃饭了。”他们来到小街口,只见街口的大榕树下围了上百的男女老少,在听一个江西口音的女同志发表演说。毛泽东不由得挤到人群边,把耳朵竖了起来,只听女红军在说:“……
我们共产党不光是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男女也要平等……”这不是子珍吗!她怎么挺着大肚子上街了?贺子珍接着竟说起了她的大肚子:“不瞒乡亲们说,有大姐大嫂见我肚子大了,问我晓不晓得肚里的货是哪个的?怎么不晓得啊乡亲们,是我男人的。一个男人的,不是很多男人的。共产党不共产共妻,是一夫一妻,我是跟我男人一起干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来的。我只有一个男人……”
毛泽东听得脸发烧,拉拉陈昌奉说:“我们还是走吧,要不她非得把我们拉出来游街示众不可。”陈昌奉这会儿却不走了,说:“等等,喊贺大姐回去一块吃饭。”毛泽东说:“人家有人家的伙食单位,不管她!”毛泽东不管陈昌奉跟没跟上,独自走了。
毛泽东住在山坡上一家独门独院的民房里。他一边进门一边叨咕:“这个贺子珍啦,肚子都那么高了,还,我就一个男人……”听到脚步声,回头一看,不是陈昌奉,正是贺子珍跟上来了。
贺子珍听到了毛泽东的叨咕,莞尔一笑说:“你怎么也去听我宣传去了?会开完了?”毛泽东说:“宣传什么不可以,怎么宣传开自己的肚子了?”贺子珍噗哧一笑说:“这不是你说的,做群众工作要用通俗的语言,让群众喜见乐闻吗?”毛泽东打了个哈哈说:“这叫喜见乐闻呀?毛某实在不敢恭维!噫,陈昌奉哪去了?”贺子珍说:“见我来了,弄点菜去。”毛泽东说:“好吧,我们歇歇,你也够艰难的了。怎么样,能行吧?”
两口子正要坐下来说说话,陈昌奉用一张大荷叶包了一包什么东西走进屋,紧接着又来了一帮子小红军战士。小把戏们一个个叽叽喳喳,手里好像都拿了点什么。毛泽东一看,这不是军团长们的那帮警卫员吗?那天嚼了他一小口袋黄豆子。“唔,他们是跟军团长们进城开会来的。”小家伙们一进屋便招呼陈昌奉:“昌奉,我们那天打了你的土豪,今天咯,开仓济贫喽!”说着,一个个有的掏口袋,有的解包包,全是些花生、核桃、瓜子什么的,堆了一桌子。毛泽东说:“小同志哥呀,你们这是搞么子名堂呀,我可真要成土豪了。”其中一个小家伙一边从怀里掏出一张报纸来,一边说:“这些东西子,是给贺大姐补身子的,这个嘛,是彭军团长要我送给毛委员的。”小家伙说着凑近毛泽东的耳朵:“是国民党的,保密。”
毛泽东笑了笑,接过报纸便看了起来,也就顾不上贺子珍跟小家伙们说些什么了。当他看完报纸抬起头来,小家伙们都不见了,只见桌子上摆上了饭菜……
黎平县城座落在山顶上,四周群山环抱,夕阳里,山色秀丽,红旗点点,颇有“风景这边独好”之感。毛泽东和贺子珍吃罢饭来到屋后山坡上的树林里,先是眺望了一会山城景色,尔后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了下来。不是忙里偷闲,主要是贺子珍,她有些话很想同“我的男人”谈谈。他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在一起好好说说话了,有时在行军路上偶尔相遇,也只是几句招呼的话就错身而过。做过秘书工作的贺子珍,还在越城岭的时候,她就意识到“他的日子可能有些变化”;到通道以后,她从徐老那里得知,红军放弃北上,掉头向西,主要是“听了润之的意见”。毛泽东在党内又说得起话了。贺子珍为此感到高兴,然而,她又有一种难为人妻的忧虑。她是了解毛泽东的个人品性的,她为这种品性着迷过,却也多少次在梦中为这种品性惊得一身冷汗。她希望自己的男人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人物,她自己就曾梦想过做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式的女人;然而,他终究是个女人,她又多么希望能同自己所爱的男人天长日久的厮守在一起,享受人间的夫妻恩爱。当她得知黎平会议有可能使毛泽东的意见得到更多人的赞同,特别是看了毛泽东最近的一篇诗作,她觉得她有必要关照两句,尽尽做个妻子的责任。她见毛泽东的目光久久地在她脸上闪动着,说:“你知道我有话想说?”毛泽东“嘿”地一笑说:“当然,我要是像你这样挺着个大肚子,千里迢迢,亲人又不能给些关照,自然要哀其不能,怒其不德了。”贺子珍说:“瞧你说的,纵队里女同志也不只我一个,大肚子也有好几个嘛,罗炳辉的女人还是一双小脚啦。润之,我不怨这个,我没有理由怨这个,我是操心你嘞。”毛泽东问:“操心我?操心我什么?”贺子珍说:“你可是又能在党内说话了,而且好多人都赞同你,支持你……”毛泽东说:“是呀是呀,今天上午的会,只有两票是不赞成的。这是好事嘛,你怎么反倒操起心来了?”贺子珍说:“这意味着什么呢?你想过吗?”毛泽东说:“唔,不愧夫妻一场。说下去。”贺子珍说:“答应我,说得不对不见怪,行吗?”毛泽东说:“你是孙悟空变蚊子了。说吧。”贺子珍说:“当然,我早就是你肚子里的小蚊子。润之呀,当年你是怎么呼号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现在你是怎么说的?我都看到你那首新作了。”毛泽东愣住了:“什么新作?”贺子珍说:“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别人也许读不大懂,我可是读懂了。”毛泽东的脸上泛起了红光。贺子珍接着说:“润之呀,现在,敌人还在我们的前后左右,我们剩下的人也就这么多了。我不希望我们党里大乱,我只希望你的正确意见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就行。最要紧的是打好仗,不要再吃渡湘江时那样的大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说话呀?”毛泽东停了好久才说:“懂啦懂啦,我写的你都懂了,你说的我还能不懂么?”说着,他站了起来,双手习惯地插在腰上,他昂首远处,遥望着西天直插云天的群山,像是要对天呼号他的新诗句。贺子珍紧张了。她知道,他的自尊心是极强的,他有不耻下问的品德,却又有不容许别人想到他前头去的自负,即使在处于困境的时候,他也是精神上的胜利者,他是很不容易向别人低头的。每想到这一点,她就不由得联想起曹操的格言: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她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在同他同床共寝时多次吓得满头大汗的。此刻,她多想把话收回来。她在责备自己总是不能少些女人气,总是洗涮不掉古老的为人妻室的传统心理。毛泽东真还有些愠怒,他想说说她的这种把女人的温情用于严酷的斗争生活的毛病。他转过身来,但见贺子珍双手吃力地抵在双膝上,脸色是那样的苍白,他的心又软了下来。他蓦然想到,子珍的这种想法我本来就有嘛,也正是这样做的嘛,他找到了一种自我平息的办法,他说:“子珍啦,你是多心了。关于那首诗,你是以贺解毛了。‘刺破青天锷未残’,可以是指个人的坎坷和不屈,也可以是指战争的失利和不屈;‘赖以拄其间’,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我们的党,对不对?你的细言相励,是对的,是同我的想法一致的。我何尝不知道大敌当前该怎样做。湘江失利以后,几位老先生要我说话,我是考虑再三才说的;在越城岭,有人就造出个‘新三人团’来,而且以我为首,我就坚决不理,一理对他们显然是不利的,但宁可失之于彼,不可失之于此,如王稼祥所说,要点民主就算了;这次政治局会议,我还是这个方针,求得意见能通过就行,我要恩来同志主持会议,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总之,你说得对,主要是反‘围剿’的军事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再马虎了,其他的,多少年以后再说都行。你看这样行吗?”
“润之!”要不是在山林野外,又是暮色苍茫,贺子珍真想投进“我的男人”的怀抱……
毛泽东和贺子珍回到半山坡上的住地,才走到门口,只见几个警卫员在门口的小路上来回走动,毛泽东不觉心头一惊,出什么事了?他正要问话,陈昌奉从屋里走出来:“毛委员,来客人了。”毛泽东以为又是几个军团长来串门了,便拉着贺子珍迅步朝屋里走,一进屋,却是博古一个人独自坐在堂屋里。“他怎么来了?”毛泽东不禁愕然。打从在中央苏区,博古从来没有主动上过毛泽东的门。博古为人内向,不苟言笑,又是一付高度近视的眼镜,平时的内心情绪就很难叫人洞察到。毛泽东估摸不到来者的来意,权当来者是客,便轻轻地作了个笑脸:“博古同志,有什么指示呀?”
毛泽东和博古之间,关系极为复杂,感情的鸿沟如渊如薮。一个看不起一个,一个不信任一个,一个怨恨一个,一个提防着一个。毛泽东最不满意博古的,是一到苏区便下车伊始,把全部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在接连打败仗以后还执迷不悟。在他看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是根本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博古在国际的影响下,也看不起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的理论是原始粗俗的,是一些历史碎片的组合,根本称不上马列主义,中国革命要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不是胜利遥遥无期,就是胜利了也难说是怎样的一场革命。
然而,人终究是有脑子的。博古对毛泽东,有看不起的一面,也有畏怯的一面。毛泽东比他大十四五岁,带兵打仗已经10来年,在苏区确实创造过大好的局面;他头脑机敏,说古道今,语言尖刻。当着毛泽东的面,他有时真还觉得自己不怎么行。他的这种怯人三分的心情,经过最近的几次争吵,是越发发展了。今天的会议,毛泽东的意见再次锐不可当,把他搞得理屈词穷。散会时,他久久地坐在那把木头椅上不曾离去,苦苦地琢磨着他同毛泽东之间还可能发生些什么事情。届时,周恩来和王稼祥走了过来。周恩来说:“博古同志,找毛泽东同志谈谈吧,红军需要毛泽东,党的团结需要毛泽东。”王稼祥说:“你要我们莫斯科回来的人搞好团结,为什么就只是这么个团结法,就不能团结团结毛泽东呢?团结他,就团结了许多!”
博古是来找毛泽东“要”团结的。
“泽东同志,想不到吧?”博古不冷不热地说。
毛泽东说:“上午还在一起开会了嘛。”
贺子珍对博古的到来感到很高兴,她一边倒水一边说:“开会是开会,个别聊聊是个别聊聊嘛。对吧博古同志?”
博古说:“恩来同志要我来看看你们。”
毛泽东说:“多谢了。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
博古说:“请允许我再次表白一句,那个所谓‘新三人团’的问题,的确是我跟李德闲聊的一句开心话,外国人性格开朗,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对与不对,少有斟酌的,请你别再往心里去。关于军事指挥问题,我同恩来同志讲了,希望你今后多提出你的意见。至于你的军中职务问题,将来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考虑的。其实,你还是政治局委员,大政方针,不论军队、政府,你有什么话都是可以说的。只是,我有一点希望,你的有些意见,若是在会前便有了,最好能事前通个气,给我一点方便。当然,临时在会上形成的意见也是可以说的,过去的一段也好,将来也好,在中央的会议上,我们之间,即使出现分歧,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你我还是懂得的。你在通道的那次聚会上说得好啊,我们要团结。大敌当前,我们要团结。如何?”
毛泽东说:“不是大敌当前,你说得不对。”
博古又紧张了:“噢?”
毛泽东说:“大敌不当前,当前非大敌。大敌在我们的后头,在我们的右边,是不是?”
博古“嘿嘿”乐了。
毛泽东听出了博古的来意,他是打着“团结”的旗号,“安民告示”来了:你毛泽东只许说话,可不许搞别的。毛泽东心里上来了一股火,莫非不团结在我毛泽东么?他真想发作一下,想起刚才山坡上贺子珍的话,他又克制住了,便来了个文字游戏。
博古竟没有察觉到毛泽东的不满,他乐完说:“泽东同志,你不只是经验比我丰富,学识也比我渊博。最近有什么诗作吗?”
毛泽东说:“好呀,我送你一首诗吧。”
说着,他随即拖过桌上一片纸,在上面写道:
山前灯火欲黄昏。山头来去云。鹧鸪声里数家
村。潇湘逢故人。挥羽扇,整巾纶。少年鞍马尘。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
毛泽东没有在纸上题名落款,那时还没有这个习惯。他把纸片推给博古:“诗想不起来了,是首词,辛稼轩的。”
博古拿起来看了,笑道:“我的古文底子虽差,但这一首我还是能读懂的。谢谢,儒冠多误身……”
毛泽东说:“嗨,你怎么只看到那一句啊,还有嘛,挥羽扇,整巾纶,少年鞍马尘。这都是赞诸葛亮的文句嘞。当然,你在这方面有些自知之明,不把自己看成是诸葛亮,也还是不错的。”
博古没再说什么,起身告辞走了。
第二天,如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同时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另外两项提案:一是刘伯承回总部继续担任总参谋长;二是撤销8军团,并入5军团,两个中央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根据通过的两项提案,会议任命刘伯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
会议后,周恩来去向李德“汇报”实际上只是去通报会议情况及其结果时,他们间竟第一次爆发了空前激烈的“舌战”。李德没想到周恩来带给他的那份会议《决定》,只是让他知道一下,而不是像往常那样,中央和军委所有决定都必须经过他的审定批准,这次却是在他未参加会议的情况下“擅自”作出决定,并且发给了全军,这完全是无视他作为“国际顾问”的存在。
李德一边听着周恩来的“汇报”,一边看着伍修权用俄文赶译出的《决定》文本,他越听越看越生气,对周恩来大声吼道:
“你们的会议决定是错误的,这个文件是无效的,不能发出更不准实行。这是违反国际指示和中央方针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你要为此承担责任……”
周恩来道:“李德同志,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李德继续发火道:“你们早就串通好了,阴谋反对我,反对中央和国际!”
周恩来也生了气,把桌子一拍说:“李德,请注意你的身份,不要太过分了!”
李德道:“我的身份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我代表国际……”
周恩来大声道:“不,你没有权利代表国际,更没有权利代表我们中央,你仅仅是个军事顾问,你只有建议权,没有指挥权,这是国际执委明确指示的,是你自己违背了国际指示,超越了职权,你要对此承担责任!”说完指着《决定》译稿郑重说:“这是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的决议,任何人都只有服从和执行的义务。你是军事顾问,也是共产党员,你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但不能干扰执行,这是党的也是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纪律。你好好考虑吧!”
这次“交锋”以后,周恩来好多天没再同李德说什么,中央和军委的许多工作,也不再向李德请示报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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