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回　牵“牛鼻”三渡赤水河　毛泽东用兵真如神

话说蒋介石在南京得知遵、桐再度失守，损失王家烈的５个团，吴奇伟两个师的主力，暴跳如雷，“国军追击以来之奇耻大辱！”他大骂了一通前线指挥官的“娘希屁”之后说：“王家烈倒还好说，我早就说过，他是抵挡不了窜匪的；可吴奇伟是怎么搞的，把中央军的脸丢尽了！要惩办，惩办！”何应钦和陈诚力劝委座“息怒”。何应钦说：“江西这股匪众，有朱、毛率领，他们在军事上的诡秘之道，我们都是知道的。常言道，胜败者，兵家常事。再说，薛、吴率部征战数千里，又远在不毛之地，战场失利，当令其总结教训，惩处将士，不可不慎，还望委座体恤前方。”陈诚也说：“敬之兄言之甚是，仓促惩处薛、吴两将，恐有长共匪志气之虞。此次黔北失利，实因扎西地区围堵不严所致，使匪东窜得逞，袭我空虚，诸路纵队又掉头不及，使吴纵队孤军驰援，困难确是不少的。”陈诚打住话，见委座默然，又道：“委座向来爱将如子，此次是不是就体谅他们。他们的立功机会还有的是。”蒋介石叹息了一声，像是吐出了胸中的火气，说：“薛岳是不是还是不理解我的意图，觉得受制于龙云，心有怨气，吴奇伟也受他的影响，因而荒废了军事？那么，宴道刚又是怎么回事，要他专门跑一趟，把我的所思所虑告诉他们，难道连一语即可道破的话都不会讲么？”何应钦说：“我想不会的，委座。薛、吴、周三位，包括道之，我们都是了解的。诚如委座刚才所指，问题主要是出在王家烈身上，太昏庸无能，他要是守住娄山关，守住遵义，不就没有这种事了？他哪怕再坚持一两天，周纵队赶了上来，吴纵队也就不会吃这么大的亏。”蒋介石沉默了一会，从他的高靠背椅上站了起来，说：“叫你们这样一说，对王家烈也不宜过急了。共匪不是还在贵州吗？就这样，损一将易，成一将难。暂不理会他们的失职之辱。都准备一下，明天去重庆。” 　　３月２日，遵义战役结束后的第三天，蒋介石连忙重返重庆。刘湘没有到机场接驾，他在听到风声以后，连夜带着人马去了泸县“川南剿总”司令部，实则躲风，却说是去“查究”潘文华、郭勋祺，为什么在赤水河方向没有把“共匪”堵住，而让其再度东窜黔北。当杨芳毓在机场为刘湘面陈行踪时，蒋介石说：“算了算了。川军在赤水河方面没有把共匪堵住，是一个失策，但也未必需要查究什么嘛。川军的江防守得不错的，郭勋祺土城一仗也是打得好的，倒是黔军和中央军方面……”下面的话他没有说，只是摇了摇头。 　　蒋介石进到黄山修饰一新的官邸歇息下来，贺国光便递上从贵州发来的两份电报。原来贺国光在得到委座在南京发火的消息后，他也害怕委座迁怒于他。他是代表委座在临近前线的重庆协调“剿匪”军事的，遵义大败，他不是也该吃家伙么？也就乐得把王家烈拉出来作抵挡。正好，王家烈的两份电报到了。一份是王家烈指使贵州绅商各界和各“民众团体”，向蒋介石和各省军界头目刘湘、龙云、何键、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出的告急求援电。电文说：“赤匪回窜黔北，桐梓、遵义失陷，黔军连日决战，伤亡甚重，退往鸭溪、新场方面，集中待援。国军亦一部失利，退守乌江南岸。情势紧张，拟恳令饬剿匪各军，不分畛域，赶速就近推进，合围痛剿。”另一份是王家烈自己的请罪电。电文说：“残匪回窜，黔当其冲。烈守土之任既疏，追剿之资未竣，责无旁贷，罪何可逭。请钧座明令议处，以申法纪。”蒋介石看了电报，喜怒难辨，说：“王家烈倒还有些自知之明。传我的命令！”他当即口述了一纸通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完我使命。”贺国光一头大汗抹去，说：“委座亲临前线，剿匪军事定开新的局面，共匪灭期到矣。” 　　第二天，蒋介石马不停蹄地召开驻川行营参谋团会议。会议就黔省“剿匪”军事部署问题，由陈诚根据他的意图提出预案，讨论后，由蒋介石作最后的决定。他在会上说：“朱、毛股匪再度东窜，显然是因为长江过不去，只好把目标再转向乌江东岸，图与萧、贺合股。为此，我们要搞个一揽子计划。请注意！”他一边在图上指划着一边说：“何键的５３师，吴奇伟的两个师，徐源泉的一师两旅，加上黔军一部，在乌江沿岸严密布防，阻敌东进。临敌周围，孙渡的６个旅驻防黔西、大定、毕节一线，周浑元纵队布防长干山、坛厂、鲁班场一线，王家烈还有几个团，集结打鼓新场一线，堵敌西进；吴奇伟的另两个师集结于镇西卫、修文、息烽、刀把水、大渡口一线，防敌南出；郭勋祺的３个旅向桐梓、遵义推进，堵敌北上。这就是下一步的计划。东西南北，近５０万作战部队，加上各地民团，７０万，不少了吧？我们一定要在乌江以西、川黔大道周围，聚歼朱、毛窜匪，不得再误。战法问题，我要再讲一讲。你们，还有部队的各级官长，总是忽略堡垒战法，不晓得筑堡推进，乃至防也不筑堡，挖个小壕沟就算事了。这一回怎么样，王家烈吃亏了吧？娄山关一垮下来，哪里也站不住脚了。我在江西的时候，就很提倡过这东西子，已经证明是有效的嘛，本委员长会害你们么？关于筑堡问题，这回要专门下一道命令，不论驻防布防，也不论是追是堵，是围是截，一律就地筑堡；特别是江防隘口，必须筑堡扼守。要把堡垒推进同重点进攻结合起来。” 　　且说遵义之战，是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战果不小，代价也不小。付出最大牺牲的是３军团。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写的报告中说：“３军团在娄山关、遵义城、老鸦山诸战斗中，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仅编四五个班。只有大量补充才能维持４个团的编制……战役中，两个团长负伤，６个营长伤亡，１０团参谋长钟剑伟和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但是，终究是一次大的胜仗，一次很有意义的大胜仗，它证明了离开根据地的、只有３万人马的红军，只要运动开来，避强击弱，还是可以打胜仗的，也证明了遵义会议改变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实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全军上下，欢欣鼓舞，情绪很高。不高兴的唯有李德。他倒不是因为红军打了胜仗不高兴，而是因为这一来，他的“堡垒主义”、“短促突击”是真的不行了。他为此感到悲哀。重占遵义以后，回到军委纵队的李德，没有再同博古住在一起。这一天，时任５军团副参谋长的伍修权一片好心，想到李德一人独处，要是博古不跟他说说话，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便来到李德的住处，想看看他。伍修权一进屋，见桌子上放着一堆核桃，还有个小铁锤，便拿起铁锤来敲了颗核桃吃。正吃着，李德从里屋走出来，伍修权正要问候致意，李德说：“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我们只有过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把伍修权弄得哭笑不是。想了想，觉得这李德也太不知趣了，好心好意来看看他，他倒是这么一个态度！便说：“李德同志，你在苏军中算是个高级将领，我现在是军团副参谋长，比你低不到哪里去，说不定还要高那么一点点，你为什么这么没有修养，没有礼貌？我是来看望看望你的嘛！”李德自知失礼，尴尬地笑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心情不大好啦。”伍修权说：“你为什么心情不好？部队打了大胜仗，你倒心情不好了，你的国际主义感情哪去了？”李德说：“你知道吗？我有好久不挨文电的边了，昨天博古却突然给我翻译了一份战报，是这次战役的战果统计。你道这份战报是谁的？彭德怀的，是他特意要送我看的。他这是什么意思，我还不明白吗？他是在取笑我！”伍修权哈哈大笑，笑完说：“你呀，不是个德国男人，倒像个德国女人了！”李德也“嘿嘿”地笑了，他笑着笑着，笑脸变成了哭脸：“快别提德国女人了，我刚才正躺在里屋床上想我的德国女人，我的奥尔加·贝拉里奥……”见李德的灰兰色的眼睛里骤然汪起了泪水，伍修权的心里也颤颤的了，说：“我们唱唱歌吧。”他们能一起唱的歌只有国际歌和马赛曲，他们一起唱起了马赛曲…… 　　蒋介石在重庆形成的新的作战部署，是重庆地下党得手后传给４方面军，又由４方面军电报传给中央红军的。情报同现地侦察到的敌情完全一致。毛泽东说：“那就让我们在这里游动游动吧，让他们都出笼好了。我就想找他们的主力再打上一两仗。”为寻机实施机动，中央红军在遵义、鸭溪地区徘徊了好几天。这期间，３０００俘虏的“新兵师”，经过突击政治思想教育，大都补充到了１、３军团，其他军团也吸收了一批新战士，各部队还提拔了一批基层干部，人满装齐，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提高。又是春暖花开季节，不冷不热，战士们的求战情绪很高，“遵义是个好地方，来一回有一回的收获！”“再打，王字号的不过瘾，打中央军吧！” 　　就在这种情况下，在党和军队的负责人中，有些人的头脑热了起来，忽视对敌情作冷静的分析，战术思想有些不严谨。于是，在高层领导中，又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事情起因是林彪和聂荣臻３月１０日致电军委：“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该地之敌。”中央立即开会讨论林、聂的意见。毛泽东因事迟到了一会，他还是中华苏维埃的主席，正忙着同刘伯承（曾任遵义警备司令）一起接见地方上的一些同志，交谈红军第一次进遵义时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是不是再恢复的问题。当他来到会上，会议已经取得一致意见，赞同林、聂的建议，打打鼓新场。作战命令都拟好了，只等毛泽东的一句话。毛泽东听说要打打鼓新场，怔了怔，说：“打打鼓新场？”他抓过地图看了看，说：“打不得，打不得！”他的“打不得”把到会的人打了个莫名其妙。都说：“怎么打不得呀？该敌主要是王家烈的几个团，在众敌中是个薄弱环节。再搞掉他这几个团，王家烈的问题就算解决了。”毛泽东说：“不，打鼓新场的王家烈，不是娄山关的王家烈，是不好打的，我们要冷静一点才好。”说到冷静不冷静，有的人真还有点不冷静了，说：“这有什么不冷静的！打鼓新场的王家烈，只有比娄山关的王家烈更好打的。”“老毛同志，你的兴趣是不是不在王家烈，而在吴奇伟和周浑元，最好是周浑元啊？这恐怕更需要冷静一点才好啊！”毛泽东也有点火了，起身道：“讲得对，我的兴趣的确不在王家烈，而在吴奇伟和周浑元。如果你们认为我这是更不冷静，你们打好了，我不参加。”周恩来连忙招呼道：“嗳嗳，坐下坐下，大家再商量商量。泽东同志，我也不大明白啦，你常说要避实就虚，避强击弱，这次打打鼓新场，正是拣弱的打，为什么又不妥了？”毛泽东没有坐下，却也没有离场而去。他说：“这，我听了半天，你们好像根本没有把敌人的位置搞清楚是不是？你们仔细看看地图，你打打鼓新场，能避开周浑元和吴夺伟？能避开孙渡和郭勋祺？西面是孙渡，西北是周浑元，东南是吴奇伟，东北是郭勋祺，距离都很近，有的一天路程都不到。我们要是打打鼓新场，只要同犹禹九部一接触，其他各路纵队就会一齐出动。到那时，我们面对的还只是王家烈吗？同志哥呵，那将是５路纵队，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兵力！我们能钻得出来吗？娄山关的王家烈，是孤立无援之敌。吴奇伟后来援是援了，可他是从贵阳出发的，援掉了两个半师。显然，敌人的这一次摆法，是吸取了遵义之战的教训的。” 　　大家都挤着看地图。有的人一边看地图一边擦着头上的汗珠子，小声嘀咕道：“说的是，说的是啊！”王稼祥说：“嘿，你老毛就是比我们要高那么一截，要深那么一层。说得对，只及一点，不及其余，是不行的。看来，这打鼓新场这面鼓是敲不得的，一敲，几头狮子就都上场了。那么，你倒说说，到底打哪里好？蒋介石又给我们画了个圆圈，不打不走总是不行的。”毛泽东说：“我的意见，打鲁班场！第一，鲁班场有周浑元的１３师和９６师，打好了油水大；第二，打不好有路可走，蒋介石现在画的这个圈圈，目前也只有这个方向松动一点，前景好一点。大不了再过一趟赤水河。”一番争论，主要是能否从敌人丛中窜过来，前进到鲁班场的问题。毛泽东说：“抓紧一点可以，眼下人家正在忙着修碉堡呢。”又是周恩来，首先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穿过去打鲁班场。接着是张闻天和王稼祥，也认为“鲁班场虽系强敌，但总比被４路强敌围困好，而且有路可走，这着棋就可能走得活一点。” 　　打不打打鼓新场的争论，又一次显露了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在向鲁班场开进途中，张闻天找到王稼祥说：“看来，人多也不一定就能把事情办好，不承认个人天赋不是马克思主义。遵义会议以后，我们结束了个人说了算，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央和军委一二十号人，几乎天天开会，这不是个办法。我的意见，军事指挥问题，还是由老毛、恩来和你３个人来决断，就叫作３人指挥小组，你看如何？”王稼祥说：“可以考虑。眼前的提法也委实有些不伦不类，毛泽东是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太不够组织化了。当然，３人指挥小组，主要还是让老毛拿主意，让他的权力再大一点，更充分一点。” 　　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中共中央于３月１１日宣布组成中央３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为便于指挥作战，中共中央还决定，以朱德为前敌总司令，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朱德对此很高兴，戏言道：“这就好了。我早就说过，朱毛朱毛，我这朱是离不开毛的。” 　　３月１４日，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发布了攻打鲁班场周浑元部的命令。命令规定：“以１、３军团主力和干部团为右翼，取道坛厂，由北向南突击鲁班场之敌的左后侧；以５军团和３军团的两个团为左翼，由西南方向攻击敌之正面；以９军团的两个团进至坛厂作预备队，另一个团到香枫坝阻滞吴奇伟纵队。由于在遵义战役后，蒋介石对在黔各路纵队有“不可随意轻进”，“必待匪情明了，方可大举”的命令，又严令各路军“抓紧就地筑堡，求得堡垒推进与重点进攻相结合”，中央红军各路纵队抄小路向鲁班场开进途中，竟一路无事，都按时赶到了作战地域。然而，鲁班场这一仗打得并不顺利。１５日下午发起总攻，开始还有所进展，１军团的５团攻下了鲁班场西侧的白家垭，接近了敌前沿；３团在董家坡歼敌一个营，俘敌４００余人。但后来激战３小时，进展甚微。原因是敌人的碉堡都修好了，都躲在堡垒里不出来。眼看天黑了，夜战也对付不了敌人的堡垒。这一仗的前线指挥是林彪和聂荣臻。林彪自然有牢骚了：“他娘的，我说应该打打鼓新场嘛，为什么到这里来啃骨头！”聂荣臻说：“报告吧，这一仗不能再打下去了！”林彪刚要拿起电话，电话铃响，传来朱德的声音：“林彪同志吗？立即撤出战斗！部队连夜袭占茅台、仁怀地区，准备渡赤水河西进。听清了吗？”林彪只回了两个字：“晓得”。他想骂两句娘却没有骂出来，南昌起义的连长不敢对总司令太造次。他放下电话，神情茫然：“又渡赤水河……” 　　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所离鲁班场小镇也只有两个山头。朱德给林彪打完电话说：“林彪像是有点情绪嘞。”毛泽东说：“不管他！我们有些同志，就是只知道打胜仗，走直路，走近路；却不知有时候也是要打点败仗，走点弯路，走点远路的。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两千年前就有人懂得，现在有的人却不懂。”就在这时，毛泽东脑子里原来还有些模糊的想法——大不了再过赤水河——此刻越发清晰和坚定起来。他觉得，唯有再渡赤水，才能把敌人从碉堡里牵出来，把蒋介石的“牛鼻子”牵到川南去，然后再来一个大的机动。他望着远处暮色中敌人的碉堡群，跟朱德、刘伯承说：“你们看，这是不是有点像闽赣边的景色呀？”朱德说：“你是说，我们得像第三次反‘围剿’那样，也来个千里跃进？”毛泽东抿嘴一笑说：“知我者，玉阶也。走，到茅台喝好酒去！” 　　３月１６日，１军团几乎没有什么伤亡，便歼灭了敌人一个连，占领了茅台。茅台，因酿制美酒闻名中外。大部队进入茅台以后，休息一天，会喝酒的都大喝了一通，不会喝酒的，也都装上一壶，以备擦脚活血，舒筋活络。茅台镇前的赤水河有渡河铁索浮桥，中间的小船不在了，但铁索还是好好的。军委工兵连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很快就把浮桥修好了。朱德总司令发布了《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命令野战军于１６日晚至１７日１２时前，全部由茅台渡过赤水河。军委纵队１７日上午渡河。刘伯承正在小镇街上指挥纵队向赤水河前进，李德的警卫员跑来报告说：“总参谋长同志，不好了，李德喊不醒来了。”刘伯承问：“怎么回事？”警卫员说：“他昨晚上跑到义成老烧房喝了一通酒，回来以后又喝，一直喝到下半夜，醉得四仰八叉的，嘴里不停的说胡话，打都打不……”刘伯承说：“别说啦！他在哪？”警卫员领着刘伯承来到李德的住处，一屋子的酒气，只见李德还躺在那儿，嘴里胡言着：“巴，巴伐利亚，伏，伏特卡……不，比中国的茅台，差，差远了……”刘伯承懂俄语，听了哭笑不是，跟警卫员说：“快去，就说我说的，来付担架，把他抬走！” 　　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走过赤水河上的浮桥以后，在一个小树林里休息，随即刘伯承也追了上来。周恩来问：“刚才有人过桥都不能走，是担架抬过来的，谁病了？”刘伯承说：“哪是啥子病啊，是喝醉了。”毛泽东说：“嗨，这就笨了不是！喝酒喝醉了，把他弄到赤水河里洗个澡不就行了？此地有个说法：喝酒忘了娘，想娘喝赤水。”刘伯承说：“倒是没想到这一层。我只觉得，他不用下赤水河，喝的酒也足够把他自己漂起来了。”“谁呀，这么能喝？”王稼祥问。刘伯承说：“还能有谁！巴伐利亚的布劳恩先生。”大家都“噢噢”地叫了起来。周恩来说：“这就怪不得了，总参谋长同志。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人进攻巴黎，传说当中有一条就是巴黎城里收藏有中国的茅台！”正说闹着，李德拄着棍子歪歪扭扭地来了：“各，各位，我请求你们在，在这里多停一两天好，好不好？我，茅台酒没有喝，没有喝，没有喝够啦！”刘伯承翻译了李德的话，把大伙乐的，李德也发酒疯似地傻笑起来，倒像是他们从来没有过什么隔阂似的。据说，李德从这以后，情绪逐步趋向正常，没再在背后嘀咕过什么。毛泽东在草地同张国焘的那场斗争，他还支持了毛泽东。这是后话。 　　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以后，便进入川南古、叙地区的崇山峻岭中隐蔽休息，以待来机。这期间，毛泽东没言打仗的事，只给刘伯承交待了两件事：一是前出一个团，伪装主力，大造红军北渡长江的舆论；二是要军委工兵连连长王耀南带一个排把太平渡和二郎滩的浮桥控制起来…… 　　且说重庆的蒋介石，他在３月１３日得知红军离开了遵义、鸭溪地区向西北方向运动，他还沉得住气，“主力似仍潜伏在长干山附近及其南北地区，有与我周纵队决战，乘机西窜模样。”他电令各路将领，要在长干山地区“聚歼该匪”。１５日，当中央红军穿过敌丛，在鲁班场向周浑元纵队发起攻击，并于当日撤出战斗，不知去向，蒋介石才乱了方寸，彻夜难眠。难眠在于他画的那个圈圈似乎又破了。第二天早晨，前方急电报告“匪陷茅台、仁怀”。他火了，抓住吴奇伟有电要梁华盛师“到达香枫坝时，有匪阻我，前进即止”一端，大发雷霆，当即手令斥责薛岳、吴奇伟、周浑元，“此乃为我军之大耻。当此釜底游魂之匪，若再不乘机聚歼，运其智勇，则何颜再立于斯世？”并下令周浑元代行前敌总指挥，要薛岳到贵阳管修公路和维修机场的事。薛岳和吴奇伟有口难辩，委座不是有过“匪情明了，方可大举”的明令么？冤无申处，只有大骂一通“昏君”了事。１７日，前方又报知“窜匪已渡赤水河西窜”，蒋介石越发坐立不安。凑巧这两天陈诚和贺国光去‘川南剿总’同刘湘、潘文华“协调川省军务”去了，陈布雷又是一介书生，弄点政务文墨可以，打仗却是一窍不通的。蒋介石只好亲自挥毫，草拟电文，命令各路纵队一齐出动：“周（浑元）可截击，吴（奇伟）可追击，王（家烈）可堵击，孙（渡）可追击与截击，郭（勋祺）可绕出仁怀以西追击。”在委座的严令下，５路纵队，洁浩荡荡，全都离开了才修筑起来的乌龟壳。紧接着，当红军进入了古蔺地区，红１军团前出伪装主力的３团在镇龙山打了一仗，蒋介石更加相信“窜匪意在渡江”，这是他最忧心的，“一当朱、毛同徐、张合股，几万人变成几十万，事情就难办了。”他赓续作出了在赤水河以西古蔺地区围歼红军的部署：“周纵队主力进出鄢家渡，向古蔺方向寻匪堵截……吴纵队归周代总指挥之指挥，会合一路追剿……郭勋祺所部向仁怀、古蔺尾匪追剿……孙纵队速赴大定、毕节、清水镇一带防堵……王纵队一部进出新场北地区，寻匪截击……”他在电文最后再次写道：“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周、吴、孙、郭、王各路纵队，得令后都将主力移师赤水河以西，向古蔺地区合围而去…… 　　令发后的第二天，３月２３日下午，陈诚和贺国光匆忙回到重庆，刘湘和杨芳毓也同时前来“请安”。蒋介石颇有不快，说：“还是前方军事要紧，怎么一去这么几天呐？我的最新部署你们都知道了吧？甫澄兄，仗又打到你四川来了。”陈诚说：“我们就是为委座的最新部署赶回来的。委座，在黔各路纵队主力都涌向赤水河以西古蔺地区，似有不妥呀？”蒋介石愣了愣，说：“怎么个不妥法？朱、毛股匪意在北渡长江，不全力在古蔺地区聚歼，将遗祸无穷！”陈诚说：“当然，能在古蔺地区聚歼更好，问题是就怕重蹈扎西之辙呀！”蒋介石惶然，说：“难道你们对窜匪北渡长江之图尚有怀疑？”他思虑片刻，又道：“不，这一次我不怀疑了。第一，他是因为上一次没能过了江，才作这第二次冒险的；第二，我们总是担心他东去湘鄂西，然而事实一再证明，他们的兴趣不在萧、贺，而在徐、张。徐、张有１０万之众，又有地广人稀的川西北。第三，他们回窜的可能性是有的，这一点我也是有所估计的。但是，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就看我们这一仗打得怎么样了，看他们还有多少可回窜的了。甫澄兄，元靖，你们的看法呢？”刘湘和贺国光本来同陈诚有相同的疑虑，但见委座言之在理，又估计到了“窜匪”回窜的可能性，有关疑虑的话就不想说了。刘湘说：“委座说的是，我川军只有严守江防，全力打好这一仗了。”贺国光拣现成的附和道：“甫澄兄说的是，剿匪成功，在此一举。”陈诚还是没有被说服，说：“委座既然对窜匪回窜的可能性有所估计，那么，他们回窜的方向，有可能是……”蒋介石说：“我讲了，这要看我们这一仗打的怎么样，看他还能剩多少了。剩得多，还可能有回窜方向可言，要是残之又残，就只好绿林为寇，还谈何回窜方向！” 　　蒋介石的话没完，宴道刚执电报走进客厅，边走边说：“前方急电，朱、毛股匪昨２２日在太平渡、二郎滩回渡赤水河东进……” 　　在座蒋介石、陈诚、刘湘、贺国光、杨芳毓，全都哑了。 　　好大一阵，倒是刘湘首先发话：“道之兄，回窜多少？”陈诚说：“我军各路大军正向指定位置开进，都不曾打响，自然是窜过去多少，又回窜多少了……” 　　刘湘回到坐位上，脸上有一种难以察觉的宽松表情。 　　陈诚、贺国光、宴道刚都眼睁睁望着瘫了似的委座。蒋介石不声不响地靠在高靠背椅上，头朝后仰着，眼睛似睁似闭，好久好久，当侍从医生赶了来，他才忽地站了起来，大吐了一口粗气，又一掌击在案桌上，女人般的窄嗓子叫道： 　　“娘希屁，明天飞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