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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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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主要干部从区上开会回来，天色已经黑了。山河村的指导员①曹振德，迈着沉重的两腿跨进门槛。院子里没有人的动静，圈里的猪发出沉睡的呼噜声，栏里的驴把草嚼得吱咯吱咯响。振德放下粪叉粪篓，走到屋门口，见小儿子明生伏在锅台上，借着油灯光在写字。他轻声地说：“怎么不在炕上写，趴在这儿得劲吗？”
“爹！”明生跳起来，抢上去抱住父亲的腰，兴奋地叫道，“爹，你回来啦！怎么这末晚才回来呀？”
父亲认为没有必要回答儿子的发问，走到炕前，把包中午饭的白包袱皮向炕里一丢，就势坐到炕沿上，随口又问道：“你哥、姐呢？”
“俺姐去读报组念报去啦；俺哥刚走，说是去开儿童团大会。哼，我知道，明轩是哄我，他一准去剧团了。要不，我也是儿童团员，开会为么不叫我？”明生忿忿不平地说，又扑到父亲怀里诉苦道：“爹，他们都走了，只叫俺一个人在家看门，等你回来。”
振德摘下毡帽头，用衣袖揩着脸上的汗水，安慰儿子说：“你哥姐不会哄你，是真有工作。你还小，在家看门喂牲口也好，没有你，他们也就去不成啦。你这也是工作哪！”
听父亲一说，明生的气顿时平了。孩子这才发现，父亲那胡子蓬乱的脸上汗津津的，皱纹包围着发红的眼睛，显得很疲倦。明生陡然想起姐姐的吩咐，急忙说：“爹！你一准饥困了，我拿饭你吃。饭热着……”明生飞快地去掀开锅盖，没有气冒上来，饭不热了。他愣怔地说：“怎么不热啦……啊呀！光顾去写字，忘了玲姐叫我住一会就烧点火啦……”他重新盖上锅。
父亲说话了：“明生，吃凉的吧，爹有事。”
“不行，爹！你等等，一会就热啦！”明生拿草烧火。“我等不及，”振德走过来，“爹真饿啦！”
明生这才端出饭，送到炕上。
“明生，怎么吃纯小米饭，里面不掺菜？”振德瞅着碗里，问着孩子。
“爹，今儿是清明节呀！”明生解释道。
“哦，我倒忘啦！”振德醒悟，象对儿子又似对自己说，“粮食这末少，过节也是小事，备荒要紧……”“爹！俺姐也这末说，她自己还是吃的地瓜叶粑粑，我和哥费了好大事，她才吃了两口小米饭。”明生抢着向父亲说，见父亲端着碗出神，又催道：“爹，你快吃呀，吃呀！”振德扒下一碗饭，放下了筷子。明生忙问：“爹，你怎么不吃啦？”
“吃饱啦。”振德拿起帽子，站起身。
“爹，你要上哪去？”孩子心慌地瞪大眼睛。
“开会呀。”
明生抢到父亲跟前，抓着父亲的大手，恳求道：“爹，我跟你一块去！”
“家里没人，牲口谁照应呢？”
明生心跳地说：“爹，我怕……”
“怕什么哪？”振德微笑着，“傻孩子，还信神鬼吗？听话，在家写字，听驴叫就给它添草。时候不早啦，爹事情要紧。”
明生没回答，放开父亲的手，垂下了头。父亲见儿子的神情，才真感到黑天瞎火，把个九岁的孩子撂在靠野外的孤屋里，他怎能不胆怯呢？振德把小儿子的手拉起来，疼爱地说：“明生，难过啦？”
“没有。”明生喃喃着。
振德把孩子的头扶起来，明生的黑眼睛里滚动着晶莹的泪水。父亲安慰、鼓励他说：“明生，你一向胆子大，今夜怎么就小啦？听爹的话，别难过，别使性，儿童团员，什么也不用怕！”
明生瞪大两眼紧看着父亲，回答道：“爹，我不怕。你走吧，别误开会！”
按照惯例，山河村党支部委员会都是在孙俊英家召开。这是因为，支部宣传委员孙俊英的丈夫江仲亭也是共产党员，住地僻静，家里又无别人。这孙俊英是位二十八九岁的女人，因为从小没干过粗重活计，也没生过孩子，又会修饰，看样子比实岁更少嫩些。她个子挺高，细条身材，头发擦着麻油，皮色白黄均匀，一层薄粉蒙住了脸上的雀斑。只不知为什么，她不管有病没有，一年到头前额上总并排着三个火罐的紫痕。
象往常一样，孙俊英迎接这次来开会的第一个人，又是哼着《解放军进行曲》的武装委员江水山。
“呀，大兄弟！又是你模范，嫂子早在迎你啦！快上炕坐吧！”孙俊英满脸堆笑，亲热地招呼道。
江水山坐到炕前的凳子上，瞅着桌上的剩饭问：“仲亭哥出差回来了？”
“啊……”她有些脸红，沉吟一霎道：“大兄弟，你还不知道你哥的身子？肩膀的伤口又发啦！”
“发啦？”江水山惊疑地说，“那伤口好了有两个年头……”
“唉，谁知道呢！”孙俊英忙插断他的话，“这几天伤疤又发紫啦，怕是挑东西压坏的。今早上派他去抬担架，我把干粮都预备好了，可谁知他……大兄弟，我怎么能让你哥去呀？
要不，你们好批评我不爱惜荣誉军人啦，哈哈！”“那他上哪去啦，还不回家吃饭？”水山的声音很沉闷。“他那人的牛脾气，你还不知道？”孙俊英两手在胸前交叉地握着，很轻快流利地说道，“他的手一时也闲不住，老想多打点粮食增加生产。我看哪，不是你嫂子夸女婿，下次选劳模，你仲亭哥真能算一个……”
“下地这时还不回来？”水山的声音有些烦躁了。“唉！”她叹息地说，“怕是在西岗上开那点荒，你还不知你哥那牛脾气？一件活干不完是不住手的。”
江水山生气地说：“出差怕累，下地倒不在乎。”“啊，大兄弟！”孙俊英急忙插上道，“说起来你嫂也生气，他呀，就是那个牛脾气，你还不知道……呀呸！你这猫东西……”她忽然叫着，奔西间赶猫去了。
江水山的耳朵比一般人的都灵敏，他可没听到西间有任何一点响动。他心里很烦闷，很生气。
江仲亭和江水山是叔伯兄弟。一九四一年春天，水山鼓动了仲亭，甩下给地主干了五年长工活的镢头，一块参加了八路军。弟兄俩一直在一起。在日本鬼子投降前夕一场攻打县城的激战中，江仲亭为抢救负伤的排长江水山，也挂了彩，两人一块进了医院。当失去左胳膊的江水山复员回到村，江仲亭已在家结婚三个月了。对一个穷哥哥成了家，水山当时感到高兴，两个人——应该说加上嫂子孙俊英——来往仍是亲切。可是水山越来越觉得仲亭变了，他只顾种自己的地，搞自己的日子，不愿当干部，很少过问村里的工作。水山和他谈，批评他，仲亭软绵绵地应答着，但行动依然故我，没有转变。水山有时火了，跟他吵嚷，可是仲亭闷头听着，想打架也打不起来。就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渐渐疏远了。对于嫂子孙俊英，江水山也说不上冷热。她在村里是妇救会长，党内是宣传委员，工作积极，嘴也能讲。他有时对她的工作满意，有时对她的絮叨又很厌烦。孙俊英向党支部和水山声言过，江仲亭这个党员包在她身上，她一定使他落后不了。当然啦，做思想工作不能急，她要慢慢来……“啊，大叔来啦，这末快！哦，后面是江合叔呀！支部书记、指导员在前，组织委员、村长压后，配搭得真好！哈哈……”孙俊英这一阵尖利的说笑声，把江水山从沉思中惊醒，他抬头一看，曹振德和江合走了进来。
刚坐下，振德就问留在村里维持工作的妇救会长孙俊英：“今天村里有哪些事？”
“呀，可忙啦！一整天，我腚没沾座！”孙俊英响亮地回答。
村长江合抽着烟，插嘴问道：“拨给县上的那批柴禾搬走了没有？”
“柴禾？”孙俊英打了个嗝，不自然地笑笑，“那些事都由副村长顶着办啦。我有事离开村公所……啊！对啦，”她口齿又流利起来，向振德说，“老东山找我啦。”
“么事？”振德留心地听着。
“还不是他自个的事！”孙俊英忿忿地说，“那个老顽固，自私自利的家伙！为谁把他的麦苗踩了几摊，就扭着脖子找干部。叫我好一顿戗，顶得他没话说，撅着胡子走了！”她最后还学了学对方的样子，得意地格格笑起来。
曹振德挤了几下发红的眼睛，口气严正地说：“俊英！你怎么这样对待人家？不论群众有大小事情，咱当干部的都要管，不然人家要咱们干么！咱更不能为人家落后，向他耍态度。”
几句话说得孙俊英满脸通红，很是不自在。但转瞬间她又抿嘴笑了，说：“大叔说得对。我当时对东山叔也没怎么样，话一出口，我就知道欠妥当啦。”
“踩庄稼也不是小事。麦子正要拔节，很脆，剜野菜的孩子又多，要和大伙交代一下。”曹振德考虑着，对江合道：“我看明天在广播台上喊几遍，叫大伙留上心。”“对。”村长应道。
本来是七个支部委员，参军走了三个，再没补选。这样，人就算齐了，支部书记曹振德宣布开会。
会议的内容，除孙俊英外，其它三人都在区上开会知道了。曹振德向孙俊英传达了一番，大家就具体研究扫地出门的地主对象。
一连讨论过蒋子金等三家地主，大家都一致同意扫地出门。可是数到地主蒋殿人名下，事情有点棘手了。知道蒋殿人者，叫他名字时，前面定会冠以“老村长”，本村的人甚至省掉名字，只叫“老村长”。他这村长当得确实老，村里三十多岁的人，从能记事时就是蒋殿人当村长，直到一九四四年他才不当了。在这二十多年中，社会上发生剧烈的变化，区长、县长直至专员、省长都换过不知多少次，可是蒋殿人当的村长，却象座山一样，尽管一年四季青黄霜雪地改变着颜色，山依旧是山，不动位置。
蒋殿人的田地、山峦在地主中间算是最少的。一开始划成份，还有人说他是富农，不够地主。他只出租少部分土地，虽说雇长工，但他自己也参加一部分劳动。特别是蒋殿人当了多年的旧村长，看起来没有欺压过乡邻，倒肯解人之危，为全村着想。一九三五年蒋殿人参加过中国共产党，虽说工作不积极，当年冬天的暴动失败后就脱党了，但也没见他做过坏事。抗战后，这一带成了根据地，经他积极要求，恢复了党籍。到一九四四年，政府号召地多的自动献出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蒋殿人不执行党的决议，拒不献地，被开除出党。从此也就结束了蒋殿人“老村长”的职务。去年土地改革时，蒋殿人的部分田地、山峦也被没收了，在他家当过长工的人，也揭发出蒋殿人的一些剥削手段来。大部分群众也知道财主都是喝穷人的血养肥的，蒋殿人也不例外。然而，人们对他还是不象对其他地主、恶霸那样仇恨。这次扫地出门的政策很明确，除了个别实在开明、对抗战有功的地主分子外，一律不放过。
会场上沉默着。江水山深埋着头，手在抚弄枪皮条，心情异常紊乱。人们都知道，江水山的父亲江石匠，曾被蒋殿人救过命，虽说石匠还是死了，但这救命之恩，水山母亲永远忘不掉。水山父亲死后那一年，家里受蒋殿人接济过，虽说东西寥寥，可是人情重呵！水山母亲叫孩子认恩人做了干爹。直到现在，每到逢年过节，水山母亲总拿些礼物到蒋殿人家去，流着泪说些感激恩人的话。就为此事，江水山一贯开会发言打冲锋的脾气，受到了抑制。
孙俊英瞪着明亮的小眼睛，目光非常活跃地从这个人脸上跳到那个人脸上，嘴半张半掩，随时准备接别人的话头。这也是她的老习惯。
年近五十的江合，不急不慢地抽着烟。此人日子过得中等，肯操劳，心肠软，见人家个笑脸，就能把要骂的话变成亲热的问候。他考虑了一阵子，试探地说：“依我说，蒋殿人的事还是问问区上吧，好吗？”
“对，这是个好办法！”孙俊英立即响应。
“上级也是根据群众的意见办事。咱们做具体工作的心里都没个数，上级根据什么说话？咱们怎么领导斗争呢！？”曹振德的口气中肯而坚定。
“可也是，”孙俊英随声应道，笑着对江合说：“组织委员，做工作要有主心骨啊！”
“蒋殿人和别的地主没有两样，”曹振德说，“也是靠穷人养肥的。这家伙是笑面虎，他装得那末老实，还参加过党，都是为自己保命发财。我的意见，扫地出门！”
“这——”江合抽出烟袋，有点吃惊，“我看老村长和其它地主有区分，开明不够是事实，可他也做了些工作。要说他反动，倒值得斟酌……”
“什么！地主不反动？”江水山陡然抬起头，粗声喊道。江合含笑地说：“水山先别急，我的意思是要看具体对象，搞过火了，不好收场；搞宽点，还能重来。对吧？”“不对！和反动派犹犹豫豫，那就是向敌人让步！”江水山坚决地回答，“我同意支部书记的意见，扫蒋殿人出门。”“我双手赞成！”孙俊英紧接上说，“我领头打冲锋！”江合失去笑容，严肃地对江水山说：“水山哪！蒋殿人对革命好坏不说，人家可救过你爹的命，也是为救咱共产党员。私情咱不能讲，可人要有良心！”
江水山的心象被针刺了一下，脸涨红了：“组织委员！这不是发慈悲的时候。听党的话，”他站起来，激动地用手扪了下心窝：“就是我江水山的良心，就是生我的爹妈，也不能放在党上面！”
“江合哥，”振德的脸色很深沉，“遇事要从根子上看，不能光凭自个的心思。你对蒋殿人可怜，就没想想受他压迫、剥削过的人？就说在他家当了三十年长工的冷元哥吧，血汗不是叫他吸去的吗？……”于是，振德列举了一些蒋殿人表面装好人、实际上剥削人的事实，“蒋殿人救过水山他爹是不假，那是组织的指示，同时对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危险。可尔后呢？他不是脱党了吗？一九四四年叫他拿出几亩地都不干……事情明摆着，蒋殿人的‘进步’不也是为他自己着想吗？江合哥，咱们是老相好了，你在抗战期间为革命出过力，经过生死，没含糊过。可是自抗战胜利以来，你有些变了。老哥，你的日子比俺们强，没受过那末多罪，可是也吃过苦，是老党员。咱可要对得起党和革命，别软下去啊！”
江合没回答，低下头，抽着烟发闷。
“我是该挨批评，遇事老向软处想。”过了一会，江合承认道，“我寻思对地主斗得差不多了，蒋殿人参加过党，也老实，有些不忍心……”
“你不忍心他，他可忍心你！”江水山恼恨地瞪大眼睛，手握着枪柄，“敌人老实，是怕我们的枪！那些兔崽子一点人性也没有，杀了我们那末些好同志。依我说，现在上级的政策还软了点……”
“水山兄弟，你不满意？”沉默了好长时间的孙俊英，听到水山后面这句话，她发生了兴趣。
江水山挥了下手，坐下去，说：“当然，这里边有道理，党是对的。”
孙俊英有些失望地轻瘪了一下嘴。曹振德问江合道：“你的意见？”
“同意大家的，斗吧。”江合回答道。
接着，又确定动员四家富农拿出一部分田地和山峦；研究了斗争的具体做法和步骤。支委会决定明天召开党员大会，在党内统一认识，然后充分发动群众，大后天就开始与地主阶级短兵相接的战斗。
散会时，曹振德对水山说：“多加点岗哨，注意监视，不要动草惊跑蛇。”
“没问题！”江水山拍着腰间的驳壳枪，“民兵们听说干地主，劲头可足啦！反动派一个跑不掉，东西也藏不了！”
父亲死的那年，江水山十二岁。当时的情景，至今他还记得很真切。
一九三五年阴历十一月初四，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区委员会组织发动的武装暴动，揭竿而起，被苛捐杂税、残酷的压迫、剥削逼得在死亡线上喘息的人民，纷纷响应，向反动统治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一夜的工夫，黄垒河沿岸七八个村庄就燃烧起来了。这火种是江石匠从昆嵛山中接来的，他成了这几个村子的党的领导者。水山记得很清楚，漆黑的夜里，狗吠四起，街上人声鼎沸。他和母亲从睡梦中惊醒，跑到街上一看，只见火把密竖，照得大街通亮，人群围在十字路口，听一个人在讲话。那声音象敲击古钟发出来的，高亢洪亮，激荡着人的肺腑。水山一听就知道讲话的是他父亲。
江石匠站在高高的碾盘上，腰插短枪，身背大刀片，紫红的刀穗缨在火光中闪耀。他激动地向人群呼喊道：“乡亲们！抬起头来，看清俺们是谁！那些坏蛋叫共产党是‘共匪’，是红鼻子绿眼睛，杀人不眨眼的，你们瞧瞧，俺江石匠就是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就是咱们穷哥们的骨头……”人群哄乱着，叫嚷着……江石匠讲过反抗压迫和剥削、解放全中国劳苦大众、打倒日本鬼子与收复东北三省的道理以后，接着抽出大刀片，举在半空叫道：“走，想活下去的就跟俺们干！去把区公所收拾掉！走啊！乡亲们！”
江石匠和他的一组党员，领着跟上来的群众，当夜攻垮区公所，枪杀了无恶不作的区长。起义的人们缴到了武器，又收拾了乡政府。当时的乡长是山河村蒋子金的父亲，这个依仗官势、血债累累的地头蛇，被暴怒的人们活活地埋进沙坑。第二天早晨，当山河村的人们刚出门，眼睛立时睁大了。在旭日东升的晴空里，在村中间小学校的高屋顶上，飘扬着一面鲜艳的红旗！旗帜上绣着黄色的“工农政权山河村政府”九个大字。
鲜艳的“工农政权山河村政府”的红旗只高扬了一天。当日夜半，官兵包围了山河村。江石匠掩护同志们冲出了敌人的封锁，他攀上屋顶，将红旗扯下裹在腰间，准备冲出。不幸，石匠身中两弹，从房上翻滚下来。曹振德和江合发现了他，将他送回家里。
官兵在地主分子的指引下，挨门逐户搜捕，情势危急。水山帮母亲把父亲藏进菜园的草垛里。敌人来抓未获。住了几天，敌人搜捕更紧。蒋殿人奉组织的指示，要把江石匠送到山里去躲避。
就这样，蒋殿人把江石匠背走了，交给了组织。
过了一个月，江石匠在山里和别的七个党员一起被敌人逮捕了。又过了七天，牟平县城楼上挂起的标着“共匪魁首”的头颅中，有一颗是江石匠的。
这次席卷昆嵛山、黄垒河的红色风暴，被统治者疯狂地扑灭了。血腥的屠杀持续了大半年，仅山河村就被枪杀九人。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的鲜血，沐浴了巍峨的昆嵛山，染红了壮丽的黄垒河。
一粒种子落地，万颗粟米归仓；一人洒鲜血，万人动刀枪。人民没有被屠刀吓倒，山草越割越旺，河水越堵越大，共产党的威望越传越广，影响日益加深。在屋顶上的红旗被敌人的淫威拔掉了，但红旗已插在劳动人民的心上，和他们的心成了一个颜色，这是永远也拔不掉的。
水山母子苦熬岁月，仇恨的种子早早地在孩子心中扎了根，水山变得刚强而易于激怒。好几次，他拿起父亲的大刀要冲出去，都被母亲的眼泪拦住了。母亲由于过惨的打击和为丈夫、儿子流出太多的眼泪，身体非常衰弱，她的眼睛朦胧起来，天一黑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每到江石匠殉难的日子，水山母亲就将丈夫的牌位捧到桌上，把珍藏在箱子里的那面红旗放在牌位前，叫儿子磕几个头，她自己流着泪数说一番难熬的日子，然后告慰死者，她会使儿子长大成人……过了四年，江石匠和千百个革命者的血液染红过的红旗又展开了！江水山把那面绣着“工农政权山河村政府”黄字、有两个弹洞、洒着烈士鲜血的旗帜，更高地插在屋顶上。这次它不再是飘扬一天了，而是永远地飘扬下去。
人民的武装——八路军来了，江水山立刻要参军。母亲没说什么，默默地给儿子打点好行装，吩咐儿子跪在父亲的牌位前，她含着泪，声音颤抖地说：“水山爹，要是你真有灵就听着：儿子总算给你拉扯大啦！我不忍心他离开妈，可知道你会骂我，就随你的心愿吧！”
多年积压的深仇大恨，象火山的岩浆一样从江水山的身上爆发了！他紧握党交给他的武器，在敌人身上显威。枪林弹雨、战火纷飞的日子，江水山觉得刚刚才开始，却一晃就过去了四年多。他不知道一切，只知杀敌人，拼命地杀！受了伤，倒下去，又爬起来，杀敌人，拼命地杀！他又受伤，倒下去，又爬起来，冲上前……直到攻打县城的激战中，他率领全排首先突进城，为炸毁敌人的中心碉堡，只身冒着暴雨般的子弹上去送炸药，爬到半路被敌人打倒，只觉一阵酥麻，接着全身象着了火一样高烧……他挣扎着往前冲，但只迈了几步，就不省人事了。
江水山躺在医院里，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当医生告诉他，必须截去左胳膊才能保住生命时，他的回答很简单：“找我的上级！”
团政委策马飞奔而至，紧紧握住他的屡建战功的排长的手。
江水山望着政委，急切地问：“政委！少只手，还让我打仗吗？”
政委望着他中了毒弹的左臂，感情起伏，迟疑着。医生冲动地说：“同志！你现在是生命问题，先不要考虑其它……”
“什么？”江水山愤怒地向医生喊道，“要我放下枪，不革命，还不如死了好！我不治。”
“水山同志！”政委激动地说，“少只手一样能拿武器，一样干革命！听党的话，一切听从医生。”
就这样，江水山没呻吟一声，截去了左臂，伤口没完全好，他就吵吵要出院，一个劲儿地跟院长磨。医院没法，只好让他带着绷带出了院。那天，他刚出院，就跑到政委跟前，兴奋地说：“政委，写介绍信吧！”
“哦，信是要写的……”政委沉着地看着他左面的空袖子。“快写吧，政委！”江水山催促着，“我要赶快回连去！”“你到哪去？”
“归队呀！”江水山很奇怪政委的发问。
政委和蔼地微笑着说：“水山同志，组织上决定要你复员……”
“复员？”江水山大惊，简直象霹雳贯耳，“政委！叫我——复员？”
“是的。根据你残废的情况，是不能继续留队了！”政委带着痛惜的语调说，接着又提高声音，“但是……”“但是什么？我不听！”江水山第一次在领导面前激烈地咆哮起来，“政委，叫我回家不如枪毙了我好！”他接着，撕下左肩的绷带，狠狠地摔到地上：“妈的，都为你……”
政委站着，静静地看着他，无声息地叹了口气。等战士发过火之后，他严肃地说：“江水山同志！别忘了，你是共产党员哪！这是对待组织决定的态度吗？啊？”
江水山怔住了，紧望着政委那亲切而又严峻的面孔，接着象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伏到桌上呜咽起来。
团政委几年来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的这位战士的眼泪。他象父亲对孩子一样抚着水山的肩膀，疼爱地说：“水山，你不能任性，要好好想想。党的决定不是随便做出的，可以说，党知道他的战士的心情，比我们自己不差些……”他弯腰拾起地上的绷带，给水山绑扎。
江水山推开政委的手，抽泣地说：“可是，政委！你在开头答应我，没有左手一样干革命，现在你又变卦了……要早知这样，我丢命也不丢手！”
政委又给他扎绷带，口气深沉地说：“不，水山！我没变卦。我现在还认为，你能一样干革命……”
“政委！”水山突然停止啜泣，惊喜地叫道，“把我留队？”政委沉思着，忽然说：“我先告诉你一个故事。你知道二营张营长吗？对，你认识，全团闻名的战斗英雄。去年，他的眼睛被敌人的流弹夺去了！试想想，这对一个人是多么痛苦呵！前几个月，他伤好后找人扶着来找我，见面就问：‘政委！告诉我，以后怎么工作？’这样的好同志，双目失明了，谁不心疼啊！我们安慰他，复员回村后能做多少工作做多少，生活有政府照顾……前几天张营长所在的县人民政府来信了。信上说，张营长回到地方以后，听说一些盲人以说唱或算命卜卦维持生活，他就想，把这些不幸的人们组织起来，宣传党的政策不好吗？于是，在组织的支持下，咱们这个杀敌的英雄张营长，过去连歌都不爱唱，现在学会拉胡琴、唱曲子了。他成了全区盲人宣传队长，把党的政策、战争形势编成小唱，走遍全区，到处宣传，作用很大！”政委停顿下来，扎好了水山的绷带，又感叹地说：“也许有人看不起这种事。张营长一开始和盲人们一起弹唱，也听到一些人的冷言冷语。那些人说，一位革命好多年的营长，眼睛都为打仗丢了，落到这样的地步，多可怜啊！可是张营长大声回答：‘不，我不可怜！不论做什么事，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尽点力，就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光荣、最喜欢的了！’水山，你说张营长不是在革命吗？”
“是！真是好样的！”江水山激动地回答。
“你还对复员有意见吗？”
江水山难为情地垂下头。
“想通就好。”政委缓慢地说，“干革命不一定在军队，军队仅仅是革命的一部分，当然在眼前它确实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但革命工作是多方面的。如果没有解放区的巩固，我们就会失去后盾，失去支援，也就很难消灭敌人。”“政委，我听党的话，向张营长学习！”江水山从心里发出坚定的声音。他又恳求道：“我还有个要求，政委！允许我带走我那支枪。”
政委笑着说：“你的枪已交新排长用了，这里……”他拉开抽屉，拿出一支带皮套的驳壳枪，“水山同志，这是组织对你的奖励，也是对你的信任！”
江水山欣喜若狂地接过去，激动地说：“谢谢政委，感谢党！”他又难过地垂下头：“我刚才的情绪真不对头。”“我知道你的心情，不见怪。”政委慈祥地笑着，苦口地嘱咐他的战士……
在疆场杀敌四年多，水山第一次回到母亲跟前。老母亲把干涩的眼睛擦了又擦，端详着长得又高又壮的儿子，喜得热泪横流。可是，当她抖嗦着双手从儿子脸上摸下来，揪住他左边那只空洞洞的衣袖时，老人浑身一震，一连摸了好几遍，接着又象明白了什么似的，问：“水山，你和妈耍么迷？”她还以为儿子象小时一样顽皮，把胳膊缩进去了。但话一出口，立刻醒悟那是错觉。她忍不住失声哭了。
江水山没理会母亲的悲哀，轻松地说：“妈！抗战胜利了，我也回来啦，你还哭什么？”
母亲不理，哭得更厉害。水山有些烦躁地说：“真气人！妈，有多少人为革命牺牲了，我要是也死了怎么办？少只胳膊没有关系，一样拿枪……”
“住嘴！傻东西，不说吉利话。你不叫妈活啦！”母亲恼怒地哭喊道，瞅着儿子除了个小包外唯一带回的东西——腰间皮带上的驳壳枪，说，“你还没打够仗？鬼子都跑光啦，你再打谁去？”
江水山握着枪柄，响亮地回答：“不，妈！日本鬼子完了，还有别的反动派。不但咱中国有，世界上还有的是。枪，我这辈子怕放不下啦！”
复员回村快两年了。江水山的生活习惯、身上装束，几乎全和在军队上一样。开始他老穿军装，直到破得再不能穿了，才换上便衣。他留下一套半新的军装，只在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或遇上节日、出门开会才穿。这已经是村里人都知道的江水山的习惯。那支驳壳枪是行走不离身，睡觉也枕着它。
江水山回来后就当了民兵队长。他把民兵训练得真可以和正规军比一比。在全县的射击竞赛中，山河村得第一名。去年土改，他只要了一点地，可以勉强维持母子俩的生活。他是一等残废军人，但从不领残废金、救济费。按说，江水山可以不参加繁重的劳动，村里有义务给他代耕。但他回来后，立刻学着用一只手劳动，从干轻松活，到推车、掌犁，他都学着干，以至找人做了轻便的短杆锄、镢和锨，用一只手来使唤。为时不到几个月，他自己担负了全部劳动，不用别人代耕了。
在别人眼里，谁也看不到江水山的苦累表现，只有他母亲知道，儿子是付出多大的代价，用一只手在劳作的呵！江水山的右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肿胀的，睡觉时身子只能向左侧着。那没全好的伤口，一累厉害就上火发烧，痛得全身沁冷汗。
“水山哪！”母亲痛苦地说，“你这末不听话，人家干部说得好好的，不让你干重活，你就不听！”
“妈，大家都为解放拼命干，咱好意思等着吃现成的吗？”水山不满地说。
“怎么是吃现成的？”母亲反驳道，“你爹为大伙献了命，你又为……”
“好啦，算你有功啦！躺炕上等人侍候吧！”水山生气地抢白母亲，“妈！你这思想……”
“住嘴，你这傻愣子！”母亲哭了，“你妈养儿这末多年，就是叫你大了来气我，啊？”
水山见母亲哭得伤心，感到自己的话太硬了，就放低声音说：“妈，别生气。你想想，我不干活怎么行？革命还没成功，咱们怎能松劲……”
“别说啦！”母亲的心软了，擦着泪，看着儿子的身体，痛惜地说，“水山，妈糊涂是糊涂，可也知道分寸。养儿育女为着么？还不图个你们干正经事！你爹在世，净干些险事情，妈担惊受怕，可也没拦他。你当兵这些年，妈的心老悬在半空，不知抹了多少把眼泪，可也没有叫你回来的心思。你要是能干活，偷懒不好生干，妈也不依。可，孩子！妈看你那苦样子，心实在疼啊！这哪有叫妈受些罪好！”
江水山不说话了，象是被母亲的话所打动。第二天天刚亮，母亲小心翼翼地起床做饭，心里欣喜地想，让儿子多睡一会，不要惊醒他。但等他做好饭到东房一看，哪里还有水山的影子？母亲吵过多少次，水山依然不听，母亲无奈，去告诉了指导员。
“水山！”曹振德严厉地责备道，“你要再不听话，我要找两个人把你堵在家里，一步也不准出门！”
江水山硬着嘴分辩：“大叔，你别听我妈瞎说，我一点事没有……”
“还犟嘴！”振德抓住他的手，那手指肿得粗梆梆的。江水山难为情地垂下头，没词支吾了。
振德激动地看了他一会，语重心长地教诲道：“水山！大叔知道你的心，你不愿吃闲饭，想为党多尽点力气。可是，孩子！身子也要紧，这样下去党也不依。听话，干点轻活，要不，么活也不让你干，民兵队长你也别当了！”“好，好！”江水山顺从地答应着送走指导员，回过身，脸色立时沉下来，生气地向母亲说：“妈，你又多事，再不许你去说！”
母亲胜利地笑着回答：“儿子大啦，妈没法治，你的上级倒有法子。你去干吧，咱离你叔家是远点，可你妈的腿还没断！”
水山甩着胳膊说：“我说没事就没事，我身子好好的……”
“你这傻愣子，胳膊肿得那末粗还乱动！”母亲喝道，“快住下，上炕躺躺！”
水山不听话，伸手抓住拴在梁头上挂东西用的绳子扣，示威道：“谁说胳膊肿来！你瞧瞧。”他一缩腿，打起了坠坠。“嗳呀呀，我的天哪！”母亲心疼地急忙扑上去抱着他，“快松手，快！”
“你答应以后再不出去说，我就松！”水山倔强地瞪着眼睛。
“老天爷！我怎么养你这末个儿！”母亲焦急地哭了，“快松手吧！妈不管你啦……”
年老体弱的母亲，从儿子回来就念叨，要给水山说房媳妇。儿子大了，这是做母亲最重的一份心事，不见孩子成亲，她死也闭不上眼睛。母亲在儿子面前曾提过几次，得到的回答是那末生硬，使老人很伤心。
“水山，你二十几岁的人啦，就不打算成个家？”“家？咱不有家啦！”
“妈是说，你该有媳妇啦。”
“要那干么？”
“傻东西，人一辈子还能单身过？”
“怎么不能？我这不过得挺好吗？”
“唉！”母亲又生气又伤心地说，“挺好你就孤身光杆一辈子吧，你妈才不愿操这份闲心……”实际上，她为儿子担的这份心，却越来越重了。
开完党支部会，江水山巡查一遍监视地主动静的岗哨，到家时，天早过半夜了。
低矮的茅草屋，响着缓慢的纺花车子的嗡嗡声。屋里漆黑，为节省油，水山母亲早养成不点灯也能纺线的本领。江水山几乎每夜都工作到半夜回家，母亲就每夜纺纱等儿子。听到脚步声，水山母亲就点上灯。水山进屋说：“妈，给我点吃的。”
“饥困啦？”母亲急忙从锅里端出热气腾腾的小米粥，送到孩子手里。
水山坐在炕边上，贪婪地吃起来。
母亲满意地咕噜道：“吃饭时外面象有勾魂的，吞不上几口就跑啦，这会又饿啦，找食吃啦！还亏了有个老不死的妈在家，唉！”等儿子吃完，她到炕角从包袱里拿出件衣服递给他：“快把那宝贝军装换下来吧！”
水山接过一看，是件新做的黑夹袄，有些不悦地说：“你又找人给我缝衣裳啦，我不和你说过有穿的吗？”母亲含笑道：“不是外人，是你淑娴妹给你做的。她刚走不一会，陪我坐了好长时间，想再给你做双鞋。”
江水山不由地瞅一眼脚上的鞋子，倒真的破了，心里奇怪地想，“我都没在意，她怎么知道我的鞋破了……”他没心思去找答案，把衣服向炕上一撂，说：“我不穿。”母亲气急地斥责道：“你就是火气大，俺亲闺女①不为你，帮亲妈做点针线还犯着你啦！快给我穿上。”
水山解释道：“妈，我不是上火，我穿；我是说，这几天军装要留在身上。”
“哦！”母亲这才醒悟，“又有大事啦？”
“打反动派！”水山顺口回答。
“你要走？”母亲浑身一震。
“不走，收拾咱村的。”
“啊，要斗争谁？”
“还不到你知道的时候。”水山边说边把裹腿紧了紧，“妈，你睡吧，别等我啦！”
母亲阻止道：“这末晚还出去？”
没等她说完，儿子已消失在门外。母亲听着儿子越来越远的脚步声，叹了口气，吹灭灯火。于是，漆黑的茅屋中，又响起低沉缓慢的纺花车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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