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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上萧在朝阳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小说《人生啊!》不但在报纸上连载完了,而且由哈尔滨时代书店出版。封面画了一棵枯树,树下是一面打碎的镜子。书名《人生啊!》是用小行书写的,惊叹号画得很大。塞上萧三个字是作者自己的签名,写得很潇洒。十五万多字的小说,有一个不算窄的脊梁骨,摆在书架上也很好看呢。塞上萧喜欢得晚上睡不着觉,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的真正的欢乐呀!从前他觉得人生是灰色的,暗淡的,甚至相信“生活就是一系列惩罚”的说法,觉得人生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只有死亡才能解脱。所以他才让他小说里的主人公上吊了。现在他又觉得人生是光明的,前途是灿烂的,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他招手,只要肯努力去奋斗,就能获得幸福。
他高兴得晚上做的梦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以前经常做噩梦,不是死爹就是死妈。有一次梦见他被那帮爱闹恶作剧的同学推进大海里,四面无边无岸,滔天的波浪向他打来,眼看就要道没顶之灾了,他惊喊着醒来,吓出一身冷汗。现在呢,一闭上眼睛就是鲜花和笑脸。他梦见一群姑娘给他献花。梦见他写的一大部长篇小说出版了,布面精装,名画家插的图,书名从中国字变成各种外国字;他梦见全世界都争看他的书,外国报纸上登着他的大照片。他梦见他在一座大学的操场上发表演说,他站在高处,周围围得人山人海……醒来时候,总觉得这个场面在哪儿见过?后来猛然想起:这不是前几天自己在“北师大”操场上听鲁迅先生讲演时的情景吗。哎呀,鲁迅竟变成了自己。想到这不由得脸上一阵发烧:这要叫同学们知道有多不好!
一年来,同学们对他越来越敬重了。他这班同学虽然都是学文学的,但是多数都是才练习着写作品,有几个能在报屁股上发表个千八百字的短篇,已经像在一片幼苗中长出的几棵高草一样,自视甚高了。稿费虽然只有几块钱,也炫耀着请几个同学上东来顺吃顿涮羊肉。哪怕再赔上几块钱,精神上却得到了满足。塞上萧可和这样的同学不同,他接连着用塞上萧的笔名在北平《晨报》和《创作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这两种报刊当时在学生中都是很有影响的,所以一下便传开了,全校学生几乎都认识他。好多人想知道这个眉清目秀、细高挑儿的同学是哪儿的人,从哪儿来的,从前写过什么作品没有了关于这些大家都弄不大清楚。正在大家窃窃私议的时候,《人生啊!》的单行本传到北平,传到“朝大”了。哎呀!塞上萧的书!塞上萧在中学时候就写书了!天才,天才在这里呢!
塞上萧被公认为青年作家了。一九二八年新年的时候,北平《晨报》请他写文章,还登了他的照片。学校也请他发表谈话。他自己觉得比以前高大多了。
一阵热乎劲过去以后,评论出来啦。开始只是一两篇小文章,发表在《晨报》上,说塞上萧的作品是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文字粗浅,不能给人以美的感觉。接着又出来几篇有分量的评论,说他那只是萌芽状态的文艺,在为人生的旗号下粗造滥制,劝他赶快提高。
这些评论就像一盆一盆冷水从他头上浇下来,不但浇到他的头上,也溅到同学们的身上,有些人便对他摇起头来,甚至从前佩服他的人也用怀疑的眼光看他了。
本来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供人评论的,从抱在母亲怀里就有人说:真俊哪,看这大眼睛!到会坐着,会走路,会说话,每长一寸都会产生新的评论。所以人本应该习惯于被人评论。不但应该习惯,还应该锻炼得能和那不公正的评论作斗争,有的应该顶回去,反驳,战斗,像鲁迅先生那样。;
但是塞上萧可不行,他又开始做噩梦了,在他眼前灿烂的前途没有了,闪光的未来不见了,一切又都开始灰暗下去。他在苦闷中开始研究自己的作品,越研究越感觉评论说得有道理,自己写的那些玩艺确实粗糙,确实艺术性很低,确实应该提高。他把自己的书摔到一旁去,看着那书皮生气:为什么画个破镜子呢?简直是不祥之兆。
他给他的叔叔写了封信,向他请教。叔叔回信也要他提高,刻苦地提高!于是他就猛读起外国名著。他专挑那些文字写得美的,技巧高的来读,读着读着,他对英国十九世纪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作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读他的话剧《少奶奶的扇子》,为他那俏皮而洗练的台词所倾倒;他又读他的童话集《快乐的王子》,又被那宝石一样的光彩照射得叹为观止。当时王尔德虽然已经轰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还不多,他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位作家,加紧学英语。他的英语在中学时就开始学,进大学后又接着学,拿着字典可以看英文书。这时再一抓紧,勤奋加上他的聪慧,很快就能读懂原文。他直接给英国书店去信、汇款,把所有王尔德的作品,连同宣扬他那“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的论文,以及关于对王尔德的评论,都买来了。他完全沉醉在对王尔德的研究之中。
一九二八年的中国正是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战斗的时刻。一方面是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中国人民举起了武装斗争的大旗;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各派军阀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对革命人民进行着血腥的屠杀。
在这种形势下,北平的学生运动也正如火如茶地开展着。而塞上萧却真的“两耳不闻天下事”了。他一方面陶醉在王尔德的唯美主义里,一方面又沉沦在北平学生公寓的放荡生活中。放荡生活和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本是一个母体里的双胞胎。王尔德认为在生活中已经看不到出路与希望,只有艺术是最真实的,最美的。为了追求这个美,别的什么都可以不要。王尔德的主张和塞上萧那早有的灰暗思想是一脉相通的,所以现在是一拍即合。
北平学生公寓住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塞上萧住的这个公寓就更多一些,因为都是朝阳大学的学生。对他们当中一些人来说,念书就是混张文凭,闹个大学毕业的资格。所以念书倒成了次要的,吃喝玩乐才是真格的。熟悉那时北平学生公寓生活的人都知道,旧社会享乐的一些玩意儿在那里面几乎都可以找到。赌、酒、女人,甚至抽大烟,在公寓都方便。没有一家公寓不是明文禁赌的,又没有一家不是公开聚赌的。如果你想打麻将,只要告诉伙计一声,马上就可以送上一副好骨牌来,只要头钱多打一些就可以了。女人呢,反正有钱就好办,伙计是善察人心的,他甚至会给你领个女学生打扮的姑娘来。半夜十二点过后,肚子发空了,要吃什么几乎是一呼就到。钱多的,伙计给你用提盒到饭店去提;钱少的门外就有馄饨、硬面饽饽;你又没钱又要喝酒怎么办?先赊着,四十枚花生豆,二两腊肠,一壶烧酒,就可以让你有半仙之体,甚至还可以腾云驾雾。公寓周围有不少靠着这帮学生少爷吃饭的,坐在屋子里什么肮脏的勾当都可以办到。这不是念书的学生,是书本里的蛀鱼,是书桌里的蛀虫,它们很小,很不显眼,但是天天在那里啮食,天长日久,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蛀空了。这是腐朽的旧中国的产物,你到这样的公寓里转一圈,真会为中国的前途担忧。
塞上萧和这帮“蛀虫”样的学生少爷还不一样,他还要研究他的王尔德,他还要思考问题,他还想写东西。但他和他们有时就闹到一块去了,甚至还闹得很凶。
这时李汉超已经参加党了。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骨于,斗争非常紧张,但他并没忘了这位颇有才华的老同学。他有时来看他,每来一次总劝他从这里搬出去,和他住在一块。塞上萧当然不肯。他们俩经常辩论,李汉超让他走出公寓,走出课堂,到斗争中去看一看。他则紧摇着头说:“我是搞艺术的,不是搞政治的。一个艺术家如果一沾政治的边,就会把艺术上的美破坏得体无完肤。;”李汉超一听这话,立刻就激动起来,两人就会争得面红耳赤。虽然如此,关系可从未中断,一逢节假日或星期天,塞上萧就去找李汉超,死活也要把他拉到馆子里去,吃上一顿好饭。不是塞上萧一个人不能吃,也不是非得李汉超陪他吃才有意思,而是心里惦念老同学的身体。他猜不准李汉超参没参加共产党,但他知道他是信奉共产主义的,而且正为之献身。他见老同学没早没晚地搞学生运动,有时顾不上吃顾不上喝,身体明显消瘦下来。一个人的信仰是不能劝阻的,主义认定就不好改变。塞上萧觉得,这正像他父亲信奉封建礼法、崇拜孔老夫子,他信奉唯美主义、崇拜王尔德一样,各有自己的理想。所以他根本不想去劝告李汉超,两人你搞你的政治,我搞我的艺术。但是对朋友的身体他却要尽一点责任,大责任尽不上,每隔几天帮他改善顿生活是完全能做到的。这对他来说简直成了必尽的义务,如果遇上哪个星期天没找到李汉超,他就星期一再去,一直到找着为止。李汉超也明白他这份心思,所以就不推辞了,推辞也没用。本来李汉超自己也不是下不起馆子,他那地主家庭总给他汇钱来,但他一个钱也不肯乱花,他要买书,要救济困难同学,要尽可能地多交一些党费。而且他也真顾不上去讲究吃喝呀。
他们的关系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的枪声响后不久,李汉超就抛下妻女,赶到抗日第一线,参加东〕比义勇军去了。
塞上萧还原地没动。他大学本已念完,但他不愿离开那学生公寓,不愿离开已经过惯的北平生活,而且北平的图书馆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愿回吉林那个家。他的媳妇对他就像一块永远不散的黑云一样,随着他的心清在他头顶上飘来飘去,有时离得远些,有时离得近些,有时就顺着头顶压下来,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曾给母亲和两位执掌家业的叔叔写过好多次信,要求离婚,结束他和他媳妇那痛苦的生活,还给他们婚姻上的自由。可是每封信都遭到严词拒绝。他母亲甚至告诉他:这是他父亲为他办的亲事,要把媳妇“休”回娘家,除非让他父亲点头。唉!这真是从何谈起,父亲已经进入九泉之下,难道要到阎罗殿前去找他?而最后一封信更加厉害,竞附上上他媳妇的一段誓言:我幼读《女儿经》,长读《闺中训》,我明白德容言功与三从四德,我也知道好马不配双鞍,烈女不嫁二夫郎。我进了萧家的门,活着是萧家人,死了是萧家鬼,今生今世不和你“打霸刀”。
接到这封信后,塞上萧就再也不向家中提这件事了。也只有这时他才真正感受到中国这套封建礼法把人束缚到什么程度!有些人就像最虔诚的宗教徒那样,一生就以身殉道。
寒上萧不愿回吉林老家不等于他不惦念东北家乡。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对家乡的沦陷,人民遭受的涂炭,还是思念不已的。他送李汉超上火车的时候,曾泣不成声,泪洒胸怀。
九月二十一日,他从报上看到了日本大兵开进吉林省城的消息。他痛苦得连王尔德都研究不下去了。过不几天,王一民给他来了信,信上说:他准备马上就离开吉林,投笔从戎,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去。信中愤慨地述说了吉林被汉奸熙洽出卖的情况。当时吉林省长张作相正在锦州老巢里给他母亲办丧事,军政大权完全操纵在满清皇族、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省督军署参谋长熙洽手里。九月十九日日寇刚一占领沈阳城,熙洽马上就和他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师,现在指挥一个师团侵略军的多门二郎联系上了。二十日熙洽下令将吉林驻军全部撤出吉林城。二十一日熙洽亲往土门岭迎接日寇司令官多门二郎,于是日本侵略者就非常迅速地,不费一枪一弹地开进了吉林城。
塞上萧看完了信气得咬牙切齿,他恨熙洽这个民族的败类,祖国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几乎想拿起笔来写一篇声讨熙洽的檄文。但是他没有,他不能这样做,他可以在心里恨,在嘴里骂,但不能诉之于笔墨,他的笔墨是他献身于艺术的工具,不能为任何政治目的去乱用。他从来就反对“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他认为国防和文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为什么要硬拉到一块去呢?用文学去干国防,不但国防干不成,连文学也干没有了。
塞上萧在心里筑起一道长城,把文艺和政治完全隔离开了。这道长城的地基,还是王尔德那“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
塞上萧思念东北,又不愿回吉林老家,怎么办呢?北平学生公寓终久不是长居久安之地。这时他想起了哈尔滨,那里是他的发迹之地,他的处女作《人生啊!》就是在那出版的。他觉得这个塞外的都市是可亲的,而且自己名字正叫塞上萧,命里注定要过塞上的生活了。于是他给在哈尔滨《北方日报》当主笔的叔叔写了一封信。叔叔回信要他立刻前往,一切都不成问题,工作也已安排好,就在《日报》编文艺副刊。叔叔说他已是有名望的青年作家,又在文科大学里深造了数年,《日报》能得到这样人才真要以手加额,高呼天助我也!
塞上萧非常高兴地来到了哈尔滨。以他叔叔为首的《日报》全体同仁热烈地欢迎了他。叔叔特意领他去拜见了《日报》董事长,社会名流卢运启。第二天《日报》就在显著位置上发了一条消息,大标题是“著名小说《人生啊!》作者,青年作家塞上萧前日抵哈,并将于本报任职。”副标题是:“本报董事长卢运启老先生会见塞上萧,给以非常之勉励云云。”
拥有大量读者的哈尔滨《五日画报》上也刊登了塞上萧的大幅照片。照片上的塞上萧叼着一个很大的烟斗,斜靠在一株枯树上,头发蓬散着,穿西服不系领带,衣襟敞着,眼睛微微眯缝着,作沉思状。如果研究过王尔德的人一看这照片,就知道他模仿的是谁了,照片也打上了王尔德的烙印。
几天热闹过去,塞上萧到《日报》去上班,没到一个星期,他就受不了啦。每天按时上下班,趴在桌子上一天到晚看别人的稿子,去为他人作嫁衣裳。刻板的生活,劳累的工作,坐在那里表就像定住了一样,真成了度日如年。他塞上萧本是作家的材料,怎能干这样烦琐的工作?他也不需要那几十块钱的微薄薪水谋生,他需要多少钱,吉林两个叔叔从来都是满足供给的。所以一个礼拜刚过,他就向主笔叔叔提出坚决不干了。不但工作不干,连他叔叔家也不住了。叔叔待他本来非常好,婶子对他也极亲热,可是他不习惯那套有秩序的生活。他的叔叔简直像个标准钟,起床,吃饭,睡觉,甚至读书看报上厕所都有钟点。他塞上萧是个自由王国的公民,怎么能做时间的奴隶!
在塞上萧坚决要求下,他首先从报馆退出来,接着又从叔叔家搬了出来,住进了花园街现在的住处。
塞上萧当上了职业作家。
《日报》上开始发表塞上萧的新作品。熟悉他的读者一看,都感到文字确实比以前美了,构思比以前巧妙了,只是内容空虚了,有的甚至是无病呻吟,玩弄词藻。在一首题名《夜空》的诗里,竟出现了这样的“诗句”:
没了光芒,月去星藏,
深夜啊,怅惘,凄凉!
斜风细雨,凭窗仰望,
夜空啊,迷迷,茫茫!
下边还有好几段,都是这样没有任何内容,就像一位老人要与世长辞时发出的痛苦哀鸣一样。诗发表不久,就收到《日报》转来的一首诗,诗的作者叫“南方笛”。诗曰:
塞上萧啊!不要怅悯,不要凄凉。
天在头上,地在脚下,不会迷茫。
夜空就是夜空,
何必劳神仰望。
奉劝君:
莫学那犬儿汪汪叫,
莫学那乌鸦把脖扬,
赶快缩回头,
伏身桌上,
写些有益的篇章!
南方笛敬献塞上萧
塞上萧读完,几把扯得粉碎,用力摔进痰桶里。刚摔完,又觉得诗上的字迹有些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急又走到痰桶前,往里一看,已经完全浸进脏水里去了。
塞上萧又陷入了苦恼中,他有几天没有动笔写东西。一天晚上,他叔叔给他一张《娜拉》的戏票,是北方剧团在亚细亚电影院演的,让他去看,最好能给写篇评论。他不愿去,他在北平看过著名电影演员黎莉莉、谈瑛、郑君里演的《娜拉》,塞北的剧团怎能和上海来的名演员相比呢。但是他叔叔一定让他去,而且告诉他,这个北方剧团和《日报》是一个董事长,都是卢运启出钱办的。卢运启是一代名流,风流儒雅的名士,名士就爱办这样能出名的事业,要不怎能成为名士呢。叔叔一定要他去,他只好去了。他的座位在第五排正当中,是看话剧最好的位置。他开始确实没抱多大希望,幕布拉开以前,他昏昏欲睡地坐在那里。等到幕布拉开,娜拉从门外走进来,他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看,但没到半分钟,他的两只眼睛就全睁开了,而且越睁越大,越看越出神。这个娜拉真美呀!在她那俊美的鸭蛋形脸上,鼻子眼睛搭配得那么合适,浑身上下那么匀称,线条那么好看,简直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前些日子他在一篇小说里还写过这样的话:“每一个漂亮的姑娘都是一幅画,而且是决不雷同的画。”那么今天这个演员,就是千万张画中最美的一幅了。简直可以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画家达。芬奇画的《蒙娜丽莎》相媲美了。她不仅是形象美,声音也好听,而且表演得也恰到好处。在塞上萧的脑子里,原认为北平那位电影明星演的娜拉,是个高峰,那鲜明的形象经常出现在他的眼前,但被现在台上这位一比,便立刻黯然失色,襟袖无光了。
第一幕的幕布刚一合上,他立刻跑出去买说明书。才人场时候他根本没想买,可是现在想买人家又不卖了。他几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厚着脸皮向人家要东西。他要了一张印得很粗糙的说明书,急忙一看,演娜拉的那个女演员叫柳絮影。他来到哈尔滨以后,曾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过这个名字,在画报上也看见过,甚至有一次坐电车还听见过几个中学生在热烈地讲着她,可惜那时自己却没往心里去。
他又回到座位上继续往下看,越看越兴奋,如果说前一幕他感觉到的主要是柳絮影形象的美的话,越往后看他越感到她的精神美,内在美,她满脸正气,一尘不染,简直像个圣洁的女神。
我们在欣赏一出好戏的时候,不是往往有这样的感觉吗?当那位主要演员乍一出台的时候,形象并不怎么好,甚至还有一些不足和缺陷,使你感到有些失望了,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人物性格的形成,心灵的深人展现,越来越感到这位演员美。缺陷被弥补了,不足之处不见了,内在的美代替了表面的漂亮,心灵深处放出的光辉照亮了每个观众的眼睛。这时你便会感到评论一个人的美与丑,单凭外部形象来论定是不准确的。主要的依据还是内心世界,或是高尚的情操,或是肮脏的灵魂,都在内心深处掩藏着。当然演员还有不同之处,就是艺术的魅力。
今天这位柳絮影是外在的美和心灵的美都同时展现出来,而且是相辅相成,相映生辉的。这就使塞上萧这位观众越看越感动,最后,当娜拉从“泥娃娃老婆”变成自觉的女性,起来撕破她丈夫海尔茂的假面具的时候,他竟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戏演完了,塞上萧不由得拍手叫好,他感到这才是真正的艺术,真正的美!也只有这样的美才是最真实的,最有价值的,最感动人的,他真要为这戏写评论了,不,不是为这个戏,而是为这个演员。
塞上萧不由自主地走进了后台,他来后台干什么?他自己也说不太清楚。他不认识这个剧团里任何人,他的名字人家可能知道,但是又不好自报家门。像一般人递个名片,自己又不习惯。刚进报馆的时候,叔叔给他印过一盒名片,上写:《北方日报》文艺副刊编辑、作家塞上萧。他因有自封作家之嫌,从来没用过。现在更不能用了。他就这样一个人空着手进了后台。后台里灯光不大亮,还有股潮湿气。幕布才拉上不久,有些人正在整理道具,移动布景,人来人往很乱。有的演员一边走一边往脸上涂卸装油,脸上一条红一道黑的,像小鬼。
塞上萧试探着往前走,竞没有人来问他。那是个只重衣裳不重人的时代,尤其在戏园子这种地方。塞上萧虽然不太讲究穿戴,甚至有些不修边幅,但是他的西装总是最好的进口料子的,不用经常烫也是笔挺的。能穿得起这样西装的人,当然有些来历了。
塞上萧从布景片子后面走过去,来到了一个小化妆室门前,门半开着,屋里通亮。他站在门前往里一看,柳絮影正坐在一面大镜子前,从头上往下拔鬓角上的一朵小花,一边拔一边对身后的几个人笑着。在她靠背椅的后边,站着五六个不同年龄、不同装束的人,有穿着最讲究西服的青年,也有穿长衫的中年人,甚至还有一个挂着警尉肩章的警察。他们都向柳絮影笑着,说着,那个穿西服的青年把柳絮影刚从头上拔下来的小花~下抓在手里说:“送给我做纪念吧。”他的手才抓着小花,几只手同时伸过来了,大家抢着,笑着,闹着。正在这时,一个仆役打扮的人,从塞上萧身旁一挤,急匆匆走进化妆室,对柳絮影躬着腰说:“柳小姐,滨江警备司令部李司令大公子的车在外边等着您,请您到宴宾楼去吃夜宵。还有……”
柳絮影一皱眉,手一挥说:“你告诉他们,我今天晚上不舒服,哪也不去。”
仆役忙笑着说:“那怕不大好,柳小姐……”
这时,忽然从塞上萧身后传来一阵急促杂沓的脚步声。塞上萧一回头,只见有三个人直向这个化妆室奔来。为首的一个约莫有三十左右岁,高个,赤红面子,一脸疙瘩,穿一套深绿色的西装。后面紧跟着两个像马弁一样的随从,崭新的军装,十字花的武装带,屁股后面都挎着匣子枪。这三个人一阵风似的走过来,塞上萧忙将身往旁边一闪,为首那个昂首阔步地走进去,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那两个随从一边一个,像二鬼把门似的站在门旁。
门,关得严严的,塞上萧觉得鼻子一酸,心口像被谁打了一拳似的难受。他一转身跑出了后台,跳上一辆人力车,很快地回到了花园街宿舍,饭也没吃就蒙头倒在床上。
塞上萧没有写剧评。但却产生了写剧本的冲动。
后台那短促的一瞥,给他造成了一个强烈的印象,想不到在前台那样圣洁的柳絮影,回到后台却是那样放荡,这使他心里在一时之间很不好受。他从没接触过女演员,现在他似懂非懂地在想:戏子,戏子就是演戏的,在前台那一切都是装出来的,装得越像戏就演得越好,甚至可以使那么放荡、糜烂的女人装成头上放出灵光的圣徒,大概这就是她们的本事,她们的表演才能吧。
但是过了一段,他又有些怀疑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公允?说她放荡吧,她也只是在从鬓角边摘花时对那些人笑了笑,至于那些人抢那朵小花,总归是那些人的事呀;说她糜烂吧,并没有看见她有什么不堪的行为;说她投身于有权势的汉奸公子吧,她却向仆役挥手拒绝了……
这一切搅得他思想很混乱,甚至很头痛。他想不去想它,但是不行,这个柳絮影竟好像在他脑子里生了根,挥之不去了。
想来想去,他忽然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要写个剧本请她演。她在后台究竟怎样,只凭那一瞥,是判断不清的。但在前台她是出色的,迷人的,有艺术魅力的,就发挥她这方面的才能吧。
王尔德的剧本已经风行全世界。塞上萧曾精心研究过他的《理想的丈夫》、《少奶奶的扇子》和《一个无足轻重的妇女》等名剧。有些被人传诵的俏皮台词,名言警句,他差不多都会背了。他从前就曾经有过写剧本的念头,现在由于柳絮影的出现,这念头变成了创作上的冲动。他决定用自己那本《人生啊!》为主要故事线索,写一出婚姻、恋爱、自由的剧本。
塞上萧夜以继日地写上了。由于他有自己悲痛的经历,深刻的感受,所以写的时候竞冲破了那“唯美主义”理论的束缚,出现了现实主义的色彩。王尔德也有过这种情形。写作中出现的现象,有时是特别复杂的。
塞上萧的四幕话剧《茫茫夜》写出来了。他叔叔领着他去找了卢运启,得到了这个老头儿的支持,剧本交给北方剧团排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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