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秘密会谈



  一

  天气晴朗,温暖如春。梅思平和董道宁、李大波,分乘两辆小轿车一前一后,驶向码头。港口旅客熙来攘往,非常热闹。梅思平打扮成一名大学教授的模样,手提羊皮柔软的公事包,最先钻进停泊在国际航运第一码头上那艘法国“德尔门号”轮船的头等客舱。当这艘船挂满旗鸣笛启锚开航时,董道宁和李大波还坐在候船室休息,等待放行。为了缩小目标,他们才这样安排了航班。又过了一小时,李大波和董道宁才在第二码头登上意大利的“哥普特亚号”轮船,驶离了香港。他俩同住在两人一间的二等舱里,李大波表示谦让,主动挑了上铺。其实他有自己的缜密考虑。上铺有一面小窗,白天可以眺望海面,遇到紧急情况还可以从窗口跳出。为了防备有人暗害,他白天睡觉,夜里醒着,躺在铺上假寝。他不晕船,也能吃喝。轮船上有各项游戏的俱乐部,还有网球场。

  李大波对董道宁说:

  “你去玩吧,我在舱里给咱看着东西。”

  董道宁笑着说:“到了上海,可别露出来我离开过你。”

  “嗯,我不会忘。”

  他笑嘻嘻地打着响手走下铁梯,到底下的游艺室去玩保龄球了。

  李大波独自一人留在舱房里,觉得轻松多了。他拴上门,眺望着被如血的残阳笼罩下的波涛汹涌的大海。那涌动的永不停息的海浪,正像他此刻激荡的心情。

  轮船要走三天三夜。对于重任在身、心事重重的李大波来说,这是多么残酷而漫长的航程!不但没有发生他万分警惕的那种被杀手趁他熟睡把他扔进海里的恐怖事件,而且在轮船驶过台湾海峡时,还没遇到特大的风暴,这真是天公作美。他终于在风平浪静、天气晴和的三天后平安抵沪。

  “德尔门号”虽然比“哥普特亚号”早开航一小时,但在进入狭窄的吴淞口时,给耽搁了,两条船几乎是同时靠了岸。梅思平昂首阔步地走下舷梯,这时才跟刚下船的董道宁、李大波碰头。他们一块儿走上岸来。李大波忐忑不宁的心,这时似乎也靠了岸。

  岸上,早已等着伊藤芳男和特意从北京赶来的今井武夫。董道宁跟这两位日本的高级特工人员早已是老相识了,他立刻就把梅思平向他俩做了引见。虽然伊藤和今井在上海这个沦陷的城市,比较放心,但梅思平却贼头贼脑地东张西望,唯恐被隐藏在这里的“军统”上海站的特务发现。他们五个人混在人群中,匆匆走过码头,很快钻进一辆中型的日本丰田牌的汽车里去。

  当晚,今井武夫在六三亭花园的一家日本酒馆“松田料理”设便宴为梅思平的三人小组接风洗尘。伊藤芳男作陪,董道宁本人做了译员①。梅思平没有出洋留学的经历,又有点腐儒的书呆子气,闹了不少笑话。这是他第一次直接跟日本人面对面地打交道,又是第一次吃日本饭,对于日本的风俗习惯,更是一无所知。他有点神不守舍,大大咧咧,全然没有注意到别人都是脱了鞋才入座,而他竟穿着那双大方头的牛皮五眼靴,任意在“榻榻密”②上走,更糟糕的是,他说话说得兴奋了,竟一屁股坐到壁龛③里去,把插花瓶坐碎了一个。这失礼的举动,弄得董道宁脸红,今井和伊藤不知所措。最奇怪的是他一边大嚼大咽地吃着蘸调料的日式生鱼片,一边竟莫名其妙地笑着说:“先生,从此我也将被人们称做汉奸了吧?”今井武夫和伊藤芳男彼此面面相觑,简直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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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此次秘密会晤,实际是由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长周隆庠带来的翻译担任译员,为了写作人物不能过于分散,才这样写的。略有出入。——作者。

  ②日本房屋的床铺,由草垫做成,应该进屋就脱鞋。

  ③指日本式的客厅里面,靠墙处地板高出,以柱隔开、用以挂画及陈设花瓶等装饰品的地方。

  那天很晚才散,他们回到跑马厅附近一家“璇宫”旅馆安歇。董道宁和李大波又被东道主安排在一室同住。他们在洗漱间洗脸的时候,董道宁边刷牙边撇着嘴小声地说:

  “梅思平这老憨,真没见过世面,丢人!周胖子派这种人来。难道由我来谈判,就不如他吗?”

  李大波试探着说:“你可能后台不如他有势力吧?”“你算一语道破了,我心里真憋气。在这儿,全看门头儿,来历大小,如果没有有钱有势的亲朋好友,你是绝不会爬上去的,我他妈全看透了。……”

  “想开点儿吧!……明天,高司长能来吗?”

  “能。会谈是不能拖延的。”

  第二天高宗武独自一人果然也乘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号”轮船到达了上海。人到齐后,就开始了密谈。

  保守高度秘密,是会谈双方都极为关注的。为了避人耳目,会场选择了上海新公园北侧东体育会路七号的一所空房①。这所房子恰好在当时由于日机的轰炸,炮击,遭到破坏,没人居住,闲置在那里。他们一共八个人,一进去就没有再出来,直到在那空荡的大房子里经历了三天四夜激烈的讨论,才悄悄地离开那里。为了抄写誊清,李大波才有机会了解中国方面由汪、周准备并起草的那些骇人的条款。这些条款的大意主要是行动意图,如“梅思平在上海一旦谈妥,即从上海经香港去昆明”;“日本政府如承认条件,将通过中国方面的联络员转达在重庆的汪兆铭”;“汪在接通知后的一、二日之后,将携陈公博、陶希圣②,寻找借口逃出重庆去昆明”;“汪到达昆明后,日本政府将选择适当时机发表日华和平解决条件”;“汪亦发表与蒋介石断绝关系的声明,即日乘飞机去河内,转至香港”;“汪到达香港后,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与日本相呼应。”;“云南军队首先响应汪的声明,反蒋独立,接着,四川军队也起来响应”;“广州军队也同情和平运动,但因有中央军,延缓进行”;“在汪兆铭的旗帜下,成立新政府,组织军队”;“日军撤出一部分军队,使广东、广西两省成为加入新政府的地盘”……这就是不久被命名为“重光堂会谈”的记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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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此座房屋,在这次“会谈”后,经过修整,即做了土肥原的宿舍,命名为“重光堂”,日汪秘密协定,即在此处出笼。

  ②陈公博,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汪兆铭死后,升为第一号汉奸,1947年枪决。陶希圣,投敌后不满其职位,又回重庆,后为蒋介石撰写《中国之命运》。

  李大波无法判断这些条款的实施性有多大,但他却痛切地感到刚进入抗战的中国,绝不应该有这种内部分裂。倘使在目前真的出现了云南、四川两省军队的“独立”,那对于中国抗战的前途,真不敢想象。所以他在心里暗自痛骂这伙祸国殃民、卖身投靠的大汉奸。后来他得知,散会后今井武夫带着这份条款,便乘军用飞机直飞东京,面见板垣陆相,在近卫首相官邸,向与会的多田骏、土肥原做了汇报。次日就在五省会议①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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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省”的概念与中国不同。是中央的“部”的意思。“五省会议”是最高级会议,出席人员为总理大臣、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及大藏大臣(财政)。

  与此同时,为了保险起见,高宗武仍暂回香港,担任联络员,而梅思平一人乘飞机由香港,返回重庆,和汪兆铭、周佛海汇报谈判达成的初步协议。

  这是天赐良机。这样,上海只留下董道宁守摊,而董道宁对李大波几次试探后,已基本上放弃了监视的责任,凑巧的是他又被“米高美”舞场新近来沪的一位红舞星“唐妹妹”迷住,在等待第二轮谈判的间歇空档里,整天留连在灯红酒绿的舞厅,也无暇关照李大波的行动了。

  李大波摸准了董道宁的活动规律,整个上午是董道宁刚从舞场归来正是他香甜入睡的时间,李大波坐在屋里,安静地抄写或读报;偶尔他起来小解,看见李大波仍在伏案工作,他便更加放心了。但是他不知道的是,等他下午五时睡醒吃饱,开始一天钗光鬓影、颠鸾倒凤的夜生活时,李大波早已溜出旅馆,去找地下党组织汇报这件极其严重的叛国勾当了。

  朱丽珍和陆晓辉在楼顶小阁楼里听完李大波的详尽汇报,几乎都惊呆了。他们都意识到,国民党中这种大敌当前的可耻分裂,将给国家民族、抗战前景,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他们都深深地陷入了极为忧虑的情绪之中。小阁楼是那么静谧,又那么沉闷。

  “现在,可以看出,日本的行动不是孤立的。”陆晓辉在沉默之后,吸着了烟,这么说道,“纵观世界局势,法西斯正在制造动乱,叫嚣战争,希特勒疯狂地兼并了奥地利,又开始将德军开进捷克的苏台德区,还下令国防军颁布消灭捷克斯洛伐克的密令;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乘机向法国提出割让北科西嘉和突尼斯的领土要求;大英帝国的首相张伯伦在这时候跟法国的总理达拉第,一个劲儿地推行他们的所谓‘绥靖政策’,张伯伦甚至两次亲赴德国,攀登伯希特斯加登高山,到那座‘鹰巢’去会见希特勒本人,达成了出卖捷克利益的‘慕尼黑会议’……等等,德、意、日是‘反共协议’的轴心国家,这些行动,自然也刺激和鼓励日本要积极参予国际事务,这恐怕也就是日本急于要通过和平谈判结束中国大陆战争的原因,哼,没那么容易!”他甩掉了熄灭的烟蒂,愤愤地说:“狼,要是进了羊圈,那只有敲折它的腿,打碎他的头!现在很明显,我们领导的军队和人民武装,毫无疑问要成为抗日战场的主力了!”

  “依您看,欧洲大战有可能大规模地爆发吗?”李大波这样问着。

  “完全有可能,英法越是软弱,德意就越是逞凶。”陆晓辉又抽着一棵烟,斩钉截铁地说,“根据你的汇报,我还感到日本正在多渠道想方设法解决中国问题。土肥原以‘对华特别委员会’的身份正找那个老僵尸吴佩孚谈判,而今井武夫就联络了这个老牌亲日派汪兆铭,真有点像没头的苍蝇,乱碰乱撞起来了。”

  “晓辉同志,您看我什么时候撤退才好呢?”

  “你的工作很有成就,你已经从敌人那里获得了一颗重磅炸弹。”陆晓辉睁着明亮的大眼,兴奋地说,“我看,就以你现在获得的材料也足以揭发敌人的阴谋活动了。你现在就突然失踪也可以。但是考虑到你得此机会不易,最好还是继续隐蔽下去,为以后的工作开一条路,当然,这是很危险的。”

  “晓辉同志,我并不怕危险,只要是工作需要。”

  “是的,你的表现很好。我们将尽快把你得到的情报,用密码拍给延安。我想,你一定会受到表扬。你尽量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吧,好吗?”

  李大波点点头。他这个北方局的地下成员,受到南方局党代表的表扬,心里自然有说不出的高兴。他那有些苍白的脸,因兴奋而泛起光辉。他那既喜悦又腼腆的神态,使坐在一旁的朱丽珍感到他真有点像穿新衣戴新帽过新年的娃娃似的那么兴奋。朱丽珍手里拿着李大波带来的那叠手抄的密密麻麻的资料,准备在夜深人静时,在隔音的暗室,偷偷地发报。这所住宅地处法国租界,对日本来说,总算暂时还有一点保护的薄膜。

  正式工作谈完之后,李大波走到朱丽珍跟前说:

  “丽珍,我很惦念家里的情况,天津那边没有什么消息吗?”

  “还没有,现在联系工作越来越不方便了,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怎么,你想家了吗?”

  “是的,我很想。这是我过去单身时所没有的体验。”

  “不要说你想红薇,连我都在想她。如果不是工作在身,纪律约束,我早就忍不住要跑到天津去看望她了。”

  “没有办法啊!”陆晓辉也走过来,参加了他俩的谈话,“要不是大敌当前,必须参加这场惊天动地的革命,谁愿意抛家舍业,扔下妻儿老小呢?做为解放全人类为奋斗宗旨的共产党员,就只能如此呀!你们说对不对?”

  李大波在这里跟他们吃了一顿几乎是素食的晚餐。小虾米炒油菜,骨头汤熬豆腐,糙米饭,还有一小碟榨菜丝儿。李大波边吃边想:地下党的同志生活很是艰苦,而那些跟敌人暗中勾结的人,倒是花天酒地,挥金如土。他自从进到董道宁这所阔绰的别墅,吃喝他们都包了,李大波没掏自己的腰包,把钱省下来,又加上去重庆新得到的月份薪水,以“中交票”折换了“准备票”,已有一个可观的数目,他就想拿出一些来捐给朱丽珍他们贴补伙食。

  “你们的生活够清淡的了,我这回多挣了一点钱,我想拿一部份给你们。”

  陆晓辉苦笑了一下说:“根据地比这儿困难多了,由于蒋介石不拨给经费,八路军和新四军,每天每人的菜金才只有五分钱,更不用说东北的抗日联军了,他们爬冰卧雪,到冬天连草根都吃不上,想想他们,咱这儿还是在天堂哪。为了减轻公家的开支,我们也要自谋职业,自费革命,熬过这最黑暗的时期。”

  “您说的有道理,是那么回事,”李大波也微笑了,“我在晋察冀呆了一年多,很有体会,日本鬼子一扫荡,有时我们要饿好几天。有一次,我们被围困在阜平的山沟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只好摘点去年树上掉下来的烂枣儿充饥。不过后来打退了鬼子,回到群众中,坐到老百姓的热炕头儿上,吃着热腾腾的窝头,就又补充上了。因为那是新鲜粮食,营养成份高,太阳和空气又好,这是上海大城市比不了的。所以,你们还是要尽量保护好身体,就是被抓,逃跑也跑的快,因此,我还是要贴补你们一点儿钱。”

  朱丽珍看到李大波是那么诚恳坚决,便从旁说:“我收下了。在这儿是我当家,具体的困难,老陆不太晓得。”说着她伸手接过钱,又问:“你出门在外,真的不需用钱吗?”

  “你看,我还有这么些呢,足够了。”他掏出一卷百元的伪钞让朱丽珍看。

  朱丽珍点点头,放心了。那一天他留在那里直到深夜,彼此推心置腹地谈说自己的身世。由此李大波才闹清楚,原来为了应付上海警察局和新推行的保甲制度,她和陆晓辉是假配夫妇。陆晓辉是江西弋阳人,跟方志敏①是同乡。他读过私塾,在乡里上过高小,后来他这个中农受气“眼子户”的子弟,参加了方志敏领导的农民运动,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便随着工农红军第十军,转战赣东北的广大山区和丘陵之中。在整个的战争期间他是方志敏随身的警卫员和小文书。1934年他随队抗日北上,那时他刚满25岁。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堵截、阻击。次年一月,方志敏在德兴县陇首村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半年后在南昌英勇就义。消息传来,他哭得死去活来。从这以后,更坚定了他革命到底的意志,他发誓要给培养爱护他的方志敏烈士报仇,并以方志敏为他终生学习的楷模。此后,党委派他在几个大城市里做了城市地下工作,一直到今天。李大波还发现,陆晓辉和朱丽珍还真是假配夫妇的关系,不像他和红薇。这更引起了他对他们那种难能可贵、坚贞情操的无比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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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方志敏(1900—1935)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的创建人之一。江西弋阳人。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江西领导农民运动。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领导弋阳横峰起义,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权,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第十军,历任中共县委书记、特委书记、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闽浙赣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和红十军政治委员。1931年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同第二、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坚决斗争。中国共产党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34年11月,率领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途中遭国民党反动派阻击。1935年1月在江西德兴县陇首村与国民党军作战时因叛徒出卖被捕,狱中贤贞不屈,7月在南昌英勇就义。遗著有《可爱的中国》、《狱中记实》等。

  陆晓辉身穿一件烟色丝绸小棉袄,头戴一顶毛线帽,故意打扮成“上海小开”的模样,以掩人耳目。他的仪表和他的内心世界、谈吐,是多么地矛盾。朱丽珍则留着齐耳短发,穿着李大波送给她的那件天蓝色的毛衣,衬托着她那焕发着青春的脸是那么宁静而艳丽,完全是一个恬静的贤妻良母型的温柔女性,和方红薇的山野气息、淘气调皮的气质,形成了显明的对照。

  那一天他呆得很晚,才恋恋不舍地告辞,回到他的住处。照例是董道宁还在舞场留连,没有回来。他独自躺下来,回味着刚才的谈话,内心倍感充实。自从离开根据地和天津的工作岗位,他已经有很久没有这种感受了;随后他又计算着日期,想象着梅思平回去汇报,周佛海和汪兆铭又该怎样地忙碌和伪装逃出重庆,最后他又想到了天津的家,想起爱妻红薇,想她投入他的怀抱时那逗人喜爱的娇嗔小样儿,他实在想她了,如果不是重任在身,他早就跑回天津了。进入12月,事情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历史之树的年轮上,留下了这样一串永远洗刷不掉、永远也不能被风雨剥蚀、像刀砍斧刻一般不能泯灭的疤痕:

  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情报工作”为名,离开重庆,飞往云南的昆明,在那里焦躁不安地等待汪精卫的出逃。

  12月6日,蒋介石突然从前线返回重庆。

  12月7日,秘书长陈布雷往昆明给周佛海拍发了一份加急电报,说蒋总裁催他“火速返任”。周胖子摇着肉球似的脑袋,疑惑着:“哎呀,是不是我们的计划已被蒋介石知道了?要不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返回来了?!……我不能再回重庆了,我也要飞河内。……不行,汪先生还没有逃出来,这会连累他的出走,那么,这样一来,我们的全盘计划便成了泡影……”

  他急得简直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他立刻发了一份电报:

  “视察尚未结束,请宽限几日。”

  一星期的光景,他陷入了困惑的窘境,真是度日如年。

  12月18日,蒋介石正在他召集的少壮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上训话,汪兆铭逃避了这次会议,乘着蒋介石无法对他监督,他就向云南军的参谋长,要了几张富裕的飞机票,连同他的夫人陈璧君、陈公博、林柏生、陶希圣、曾仲鸣,一块儿钻进飞机,飞往昆明。

  云南军的首领龙云,到机场迎接,把他们这伙逃亡投敌的汉奸,接进龙云公馆,密谈了好几小时,……

  12月19日,一架包机,把他们这群败类,秘密送往安南的首都河内。

  12月20日,去东京汇报的今井武夫,一直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准确消息,他急得突发了红眼病,经过福冈、台北,抵达香港,找到高宗武探听虚实,而日本驻香港领事岩井英一,却告诉今井另一种令他泪丧的消息:“汪的出逃,不过是个谎言而已。”这使他又陷入了心神不定的烦恼。

  12月22日的早晨,董道宁从“米高美”舞场回来,街头巷尾正热烈地叫卖:“号外,号外!看报哩,有重大消息哩!

  ……快看报哩!……”

  董道宁虽然跳得头晕脑胀,听到叫卖“号外”,还是驻足抢购了一张,他暗想:“说不定是汪先生出逃的消息吧?”他急于打开一看,只见大标题是“首相倡议建设东亚新秩序,发表《近卫第三次声明》”。他有点失望,一进门正看见李大波正襟危坐在桌旁抄写文件,便把报纸扔给他说:“近卫这公子哥儿,又发表声明了,你先看吧。”倒头便躺到床上进入梦乡了。

  李大波接过报纸,立刻就急切地看下去:

  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其次,因为在东亚之天地,不容有“共产国际”的势力存在,日本认为,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的精神,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一事,实为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鉴于中国现实情况,为充分保证达到防共的目的起见,要求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继续有效期间,在特定地区驻扎日军进行防共,并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在日华经济关系上,日本既不想在中国实行任何经济上的垄断,也不要求中国对理解东亚新形势而相应采取善意行动的第三国的利益加以限制,始终只求通过日华的提携和合作发生实效。即要求在日华平等的原则上,中国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促进日、华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并且鉴于日华之间历史上、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以上是日本对中国所要求的一个大纲。如能彻底了解日本出动大军的真意,就能理解日本在中国所寻求的既不是区区领土,也不是赔偿军费。

  实际上,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我操他日本国的姥姥!”李大波读完这个伪善的一副奴隶主嘴脸的声明后,几乎骂出了声音。“他们用武力、屠力杀害了数十万中国人,强占那么多的大片国土,却说什么不是为了‘区区领土’!真是世界上头号的强盗和撒谎家!是他们发动了这场血腥的战争,却假惺惺地说什么‘也不是’为了‘赔偿军费’!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多么仁义道德!你想得美,毛泽东同志在屡次发表的抗日文章里早就说过,要布下天罗地网,让侵略的帝国主义敌人陷入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直到打败他们为止。哼,止不定谁赔偿谁军费哪!”

  这篇道貌安然的声明,使李大波气愤填膺,他不住地在屋里来回走着,以压抑那股激愤的情绪。他多么想振臂大声疾呼,以发泄他胸中的忿恨不平。但是,他所处的环境,却要求他不能痛快淋漓地发挥真诚的情感,他的最大痛苦是需要不真实的伪装。如果现在他还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他会多么直接了当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啊!……为了在敌占区隐蔽下来,他慢慢地又冷静下来了。他跑下楼,到街上抢购了一张号外,自己存放起来。

  为了解消他胸中的闷气,他点燃了一支烟——因为熬夜和思考问题,他最近学会了吸烟。“这篇声明的要害,是扶植起汪伪政权,以达到共同防共,防共——才是他们的核心。”李大波的思路活泼而敏捷,好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汹涌,“这是日寇的一个信号,今后他有可能全力剿共,日军会停止对国民党地区的进军,而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这将会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不能不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啊!

  ……”

  直到中午董道宁睡醒,他的感情才平息下来。

  “章,你看完了吗?怎么样?”董道宁穿着锦缎睡袍,在洗漱室刷着牙,大团的泡沫从他的嘴里溢出来,“比前两次声明,有什么新观点吗?”

  “有。”

  “那是什么?”

  “露出了日本政府对建设新政权的展望,给汪出山做了舆论准备……”

  “哈!那我可要好好看看。”董道宁边穿西服,边拍着李大波的肩膀说,“总算咱没白出力,今天我请客,法国香槟,好好庆祝庆祝吧!”

  他们乘上电梯。下电梯后,在往餐厅走的时候,李大波笑眯眯地说:

  “我可没出过什么力,不像你是他们的有功之臣,如果我领情,那可真是无功受禄了,哈哈……”

  一个星期过去了,突然……

  12月29日,汪精卫从河内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①,因为是午后从同盟通讯社②传来全文,所以电文见报是在当天的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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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解放前电报以诗韵的去声字代日期,艳就是29日的意思。

  ②那时日本通讯社的名称。

  那天晚上,照例董道宁又去找他的“唐妹妹”,李大波也因此有了暂时的自由。可巧他饭后出来散步,听到街上报童叫卖,他马上就买了两张报纸。他是想去霞飞路,顺便给陆晓辉朱丽珍捎上一份。他在昏黄的路灯下漫步,只看了一个标题便卷好报纸,跑着登上一辆开往霞飞路的公共汽车。

  李大波来到的时候,正赶上陆晓辉和朱丽珍躲在阁楼里偷听延安新华社的秋冬以来时事要闻综述。其中有三条军事消息最令李大波兴奋:第一条是八路军一二○师李井泉支队与杨植霖领导的骑兵游击队会师;第二条是新四军第一支队粉碎了茅山地区日军的“扫荡”;第三条是晋察冀边区部队粉碎了二十五路日军的围攻,毙伤日军七千多人。他有多么漫长的时间没有听见这么亲切的声音了啊!这消息又是多么让他鼓舞!他几乎陶醉在这胜利的兴奋中,而忘记他是干什么来的了。

  听完广播,关闭电钮,沉静片刻,他才忽然从刚才的状况中醒悟,把手里的报纸往桌上一扔,说:

  “你们快看看吧,今晚的特大新闻,国乱出佞臣——这个大汉奸终于跳出来了,他的千秋罪名,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哎呀,我们还没听见报童叫卖,”陆晓辉拿起报纸,惊呼着,“啊!汪兆铭的‘艳电’!?”

  “要发生的,终于发生了!我还没有读正文,不知道他这通电又抬出什么矫情理由……”

  朱丽珍拿过报纸说,“来,我给咱念念,省得你们再费眼了。”于是她用动听的吴语腔调宣读起来:

  “中国国民党元老、副总裁汪兆铭先生,在河内发表‘艳电’,响应《第三次近卫声明》,电报原文如下:

  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以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取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7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如迫而出于抗战。

  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①之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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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即《日本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的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朱丽珍停下念报,喘一口大气,气愤地说:“这个杀千刀的汪精卫,真是一副汉奸嘴脸,在南京屠杀了几十万同胞,其中包括我的全家、父母兄弟,还说日本没有‘领土要求’!把敌人描述得像位菩萨,真该死哟!”她跺着脚,又读下去: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敌,干涉及于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的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国民国之责任。

  ……”

  朱丽珍喝了一口水,湮了湮嗓子,又气愤地说:“这老小子,他投敌,还劝我们交枪!”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

  陆晓辉激动地站起身,摆摆手说:

  “别念了!全是屁话,一派汉奸的胡言!大波!咱们要商量商量你的事情了。我看,由于汪兆铭的公开投敌,你的工作大概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从蒋介石派人跟日本勾搭,到日本想走马换将跟汪兆铭密谈出山,全部情况咱们全掌握了,所以你可以在适当时机找一个最合适的机会离去,然后我们就发表揭露内幕的全部材料,你看这样可以吗?”

  “那太好了!”李大波由刚才念报时的愤怒转为喜悦,“请你们放心,我将抓住一个最适宜的时机,给他来一个金蝉脱壳。”

  这一晚,他又在这里呆到很晚。根据他们三个人都正在仔细学习的毛泽东的两篇重要文章:《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新得到的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的精神,他们回顾了即将逝去的动荡和浴血奋战的1938年,又展望了即将来临的新的一年。两天后,历史迎来了1939年。元旦的那一天,上海的各大报纸又正式地以整版的篇幅隆重地报道了汪兆铭的“艳电”全文,家家户户、大街小巷、到处听到的也是广播里哇啦哇啦叫喊的“艳电”和社论。李大波无论是在日本租界地或是日本人聚居的地方,门上都挂了一串松枝艾蒿,日本人都穿上和服,喜气洋洋地互祝新年,喝了不少屠苏酒①。

  新年过后不久的一天,董道宁破例没有到外面去玩乐,他匆匆地跑回来,悄悄地对李大波说:

  “章丧!我昨晚偷听了重庆的广播,得到两个意外的消息,一是国民党开除了汪先生的党籍②;一是近卫内阁倒台,日本新成立了平沼内阁③,我忧虑在新内阁下,汪先生的命运不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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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日本人新年时喝的一种酒,相传饮之可避不正之气。

  ②1939年1月1日元旦,国民党做出开除汪兆铭党籍的决定。

  ③1939年1月4日,日本近卫内阁总辞职,1月5日,平沼内阁成立。从此,开始了日本政治上的动荡时期。

  这消息对于李大波确实是个振奋的新闻,因为他不敢总去霞飞路的秘密联络点,只凭看敌伪的报纸,是比较闭塞的。他看见董道宁因生活过于荒淫而消瘦萎黄的脸上,布满了忧愁的细碎皱纹,晓得他因在政治上已无退路的心情是沉重的,便装做懵懵懂懂的样子说:

  “你不用发愁,既然是日本谈判了条件汪才脱离重庆,能不安排这个新中央的政权吗?”

  “章,你可能从政经验不多,”董道宁认真地说,“现在的要害是换了掌柜的,谁能知道这位平沼首相的口味又是什么样的呢?说实话,别看近卫对华发了三次声明,其实他始终还是不以重庆为谈判对手的态度,可是,当年这位首相在发动战争之初曾夸下‘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海口,现在已打了三年,还没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使日本腾出手脚来,国内各派的舆论都在谴责他结束不了对华战争,因而导致他的倒台;我又听说,土肥原直到今天汪先生已经出走河内的情况下,还在跟吴佩孚暗中谈判,可见日本国内最高阶层对华谋略也并没有一个准谱儿了,你说是不是?”

  “可能是,你的分析在理。”

  “唉!等着吧,天晓得命运该怎么样!”董道宁长长地叹着气。

  那些日子在这所别墅中,空气是沉闷的,虽然汪兆铭又发表了第二次声明,香港他的党徒林柏生和上海的褚民谊①等等都发表了拥汪表态,着实在报纸上热闹了一阵,但董道宁之类的秘密谈判代表,仍然是忧心忡忡,像是断线的风筝,整天相互打听消息。有一天董道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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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柏生后来担任了汪伪政权的宣传部长;褚民谊担任了民政部长。

  “高宗武小子把我扔到上海,自己躲在香港,他是脚踩两只船,驮谡舛靥也挪唬哿┮驳胶幽谧咦撸仍缱霭才牛〉冒言勖橇痰胶档厣希瞬坏茫阍敢馊ヂ穑俊?

  “我考虑考虑吧。”

  “又要跟你那漂亮的未婚妻商议吗?”

  “是的,当然啊。”

  “你真是一个忠实的男人。其实,你大可不必那样,那,你就会失掉很多自由。”

  “不,她是我生活的目标,我的思想行动都听从她的。我要坚贞不二,始终如一。”

  “好,好,你去‘请示’她吧,我等你的消息。”董道宁用挖苦的口吻说,“依我说,你从此就在我们这儿下海也不错。

  比你在东三省那么寒冷的鬼地方带劲吧?”

  “你等我的回话吧。”

  英法租界里因为近卫的第三次声明有“收回”的意思,所以人心惶惶,比较紧张。李大波事先给陆晓辉通了电话,为了慎重和减少目标,他约他就近在黄埔公园会面。

  那一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公园就坐落在沿外滩直到白渡桥南畔,杂莳花木,尚未枯黄,颇具野趣。花园中心,有音乐亭一栋,被喷水池围绕,还有两座很像样的纪念碑,李大波走到近前一看,原来是清廷李鸿章建的“常胜军纪念碑”,是为纪念进剿太平军洪杨之战,英将洋枪队长华尔及常胜军殉难者立的,另一座则是英人马加礼纪念碑①,为西侨所建,面临黄埔滔滔江水,据说潮涨时浪花颇壮,是上海人夏夜纳凉的一个好去处。他感到这景色中都包含着中国人的血泪、耻辱和殖民地的苦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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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为英国的鸦片贩子。

  他们选了一条僻静向阳的长椅坐下。前来会见李大波的朱丽珍,向李大波解释,本来陆晓辉是要亲自来的,但考虑到为遮敌人眼目,还是派了朱丽珍来,这样可以减少敌人的注意力。李大波笑笑,便低声地向朱丽珍详细谈起董道宁约他一同去河内试探政治气候的问题。

  “老陆说了,他的意见,他觉得可以去探探虚实,但要隐藏得绝对保险才行。”朱丽珍赶紧先转达了陆晓辉的意见。“好吧,我也有点跃跃欲试。”李大波兴奋地说,“请告诉我,天津有什么情况吗?”

  “有一点小情况,”朱丽珍打量着李大波说,“据说你有一个姓艾的表弟成了叛徒,他最近碰见了红薇,得知了你们的住址,但红薇很警惕,当晚就平安转移了,除此以外,没有发生什么事,你可以安心。”

  李大波听罢,心怦怦地急跳起来,脸色也因为愤怒冲血而涨红,沉静了一会儿他才恢复了常态。不过,从黄埔公园回来后,他还是怀着一颗惦念红薇的心,回到旅馆。董道宁已向伊藤芳男解释了他要去河内面见汪兆铭的意义,也取得了伊藤的谅解和协助。两日后,李大波便随同董道宁乘飞机飞往了河内。

  四

  安南的首府河内,温暖如春。三角花、簕杜鹃和木棉树,依然艳丽得像朝霞,绿树、草坪、竹林,苍翠欲滴。汪兆铭和他黑胖的丑夫人陈璧君跟同他们一块叛逃的曾仲鸣等人,一来到河内,便被安排在离河内西北80公里的避暑胜地三岛的兰花旅馆。在这里有几套竹楼式的阔绰大房间,供汪兆铭作为办公的地方。他在这里,换上白色的西装,打着黑色的蝴蝶结,拿着白色的巴拿马式斗子帽,不断招待中外记者和替日本给重庆发回“呼吁和平”的招安电报。不久,他的避暑山庄周围,出现了许多形迹可疑的人物,他开始怀疑是重庆派遣的特工人员,于是在董道宁和李大波到达河内的时候,他们这一伙投敌叛国的人,已不敢再在那幽静的避暑胜地居住,而搬进在克伦街一所法国式钢筋水泥新建的、深墙高垒的住宅中去住了。

  一次次的恐吓信号不断地传到河内;林柏生在香港被一群暴徒袭击受伤,双眼几乎失明①;接着汪兆铭的亲外甥沈次高在澳门被暗杀,最重要的是汪的左右股肱曾仲鸣,在3月21日的深夜被进入内宅的重庆特工人员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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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38年1月19日袭击。

  那一天夜里,约计两点钟,忽然几声枪响,把人们都惊醒了。董道宁和李大波住在后院一间矮小的房屋里,也被清脆的枪声惊扰。董道宁急忙坐起,吓得在竹床上打战,李大波却勇敢地奔出小屋,来到前院,想闹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他看见汪兆铭的大房屋里正亮着灯,被人们围起来,一阵哭声从屋里传出来。李大波走近前一看,见一具尸体硬挺挺地躲在床下一摊血泊中,乍一见,他还以为是汪精卫遭到了暗杀。他也往前凑击,便听见围扰的人们纷纷小声地叽喳着说:

  “唉!这真是命啊!要不是曾太太来探望丈夫,让他们合房,曾先生何至于送了命啊!”

  原来是汪精卫的亲信秘书曾仲鸣被暗杀了。恰赶上曾的老婆来探亲,陈璧君出于照顾,便把他和汪精卫住的那间有蚊帐的大房子让给了曾氏夫妇住。那杀手无疑是冲着汪兆铭来的,于是偏巧发生了这件事。曾太太哭得死去活来,抓住曾仲鸣僵硬的双手,也躺在粘乎乎的血浆里,不省人事了。

  从隔壁传来了陈璧君的哭声,李大波挤在一群厨子下人堆里,从缝隙间看见汪兆铭的脸色惨白,眉梢下垂,嘴角抽搐,挥舞着拳头,声泪俱下地说:

  “好个蒋光头!狗婊子养的杂种,你是冲着我来的。啊,啊!仲鸣,仲鸣!我的左右臂膀啊!你是做了我的替身啦,你死得好惨啊!白白替我送了命……”

  这次枪击事件使整座宅院都陷入惊恐与悲痛中。等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按照例行公事,派来警探维持秩序、视察现场时,天已经是过午了。

  这一伙人,给李大波的感觉好像是秋天的蝗虫,日子难熬,生命不绝如屡,他们都意识到河内是如此地恐怖,绝非久留之地,整天战战兢兢,疑神疑鬼。汪兆铭除了跟周佛海在一起嘀嘀咕咕以外,便想尽办法打发这无聊惊恐的日子。这时,汪精卫便把董道宁和李大波叫到他的大屋去聊聊闲天。这几天由于近卫文麿突然下野,他深恐平沼首相不执行前任的政策,把他束之高阁,撂到岸上,使他前进不得,后后无路。李大波这些日子跟他接触,他已窥察出这汪逆的内心苦恼和极度的空虚,他实际上是一个色厉内荏的家伙。的确,他的苦恼与日俱增,近卫的下野,他的出逃,特别是他至今也没得到云南、四川的军政要员,予以响应,就连跟他唱一个调门的何应钦和张群,也不敢发表任何有关他“通告”的表态。他感到最可怕的心境是孤立和孤独。这时他才感到自己是这么势单力薄,他不能不痛苦地在心底默认自己是完全把形势估计错了。所以,他现在坐在河内郊外这所深宅大院里,最为忧虑的是生怕日本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候,把他抛弃。

  4月8日这天,伊藤芳男和外务省秘书矢野征记忽然衔着密命从东京乘飞机来到河内,执行的任务是要把汪兆铭一伙妥善地迅速转移出处境危险的河内。李大波看见汪精卫这时就像打了强心针似的,完全变成了另一种精神抖擞的样子了。他反剪着手,在大屋的竹席上踱步,从曾仲鸣被暗杀,第一次露出微笑的模样儿跟他老婆说:“璧君,你知道吗,这些天我真好像去了一回阴间,现在又还阳了,啊,日本友邦在这个时候到底没有抛弃我呀……”他说着,竟然抖动着双肩,神经质地哭起来了。

  过了没几天,日本参谋本部派来的营救安置小组也来到了,又增添了两位成员,他们是影佐祯昭①和犬养健,为了减少目标他们二人把伊藤和矢野送上飞机后,于同日搭乘“北光丸”轮船,从三池港开出,走了八天八夜,于16日才到达海防港。下船后,这两个日本特使,立刻钻进一辆法国铁雪龙牌的小轿车,来到了台湾拓殖会社河内支店。伊藤和矢野早已装扮成卖珠宝首饰的老客走进店内。所以影佐祯昭和犬养健一到,他们马上就约安了两天后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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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影佐祯昭于1939年3月从陆军省回到参谋本部,专门负责与汪精卫进行勾结的阴谋活动。

  18日那天,宅内雇佣了不少名安南打手,做为护院保镖。10点钟安置小组四名客人来到,院里戒备森严。除了保镖以外,不许任何一个人在院里走动。李大波只能在屋里呆着,从有白色透空窗纱的玻璃窗里,观察院里的动静。

  那天的紧急小型会议,中国人只有三个人参加,汪精卫、周佛海和董道宁。汪周二人虽是日本留学,能直接用日语交谈,但他们为了维持派头,还是约了董道宁担任了翻译。

  会议开得很简短,不到两小时就结束了。散会后,由汪的临时公馆设便宴招待了四位衔着密令的日本使者。共进午餐时,汪精卫又变得神采飞扬、口吐白沫、滔滔不绝地大谈他的和平远景了。

  董道宁因为参加了小型的机密会议,得到一种心理满足,他走回屋里,神情显得特别兴奋鼓舞。李大波看出他有一种憋不住急于炫耀的心理状态,便用怂恿的口吻说:

  “董先生,你总说他们不重视你,看,今天这么小范围的会,连梅思平、林柏生都没让参加,可见对你是多么的器重了。”

  董道宁打着响手,颤抖着一条腿,得意洋洋地说:“章,你是有所不知,我告诉你实情吧,这回是非用我不可才叫我参加的,他梅思平、林柏生会什么呀?连一句日本话都不会说,他们跟我比,就像乡下佬儿跟洋学生比一样,……哼,可是他们在国民政府里的职位倒比我爬得高,爬得快,讲什么公理哟!”他继续发了一阵牢骚,才神秘地凑到李大波脸前,低声耳语地说:“章,你猜猜讨论了什么高层次的机密问题?!”

  秘密工作早已养成善于藏拙的李大波,装傻充愣地说:

  “你说过我缺少从政的经验,我怎么能猜得着呢?”

  “我告诉你,你可别跟任何人说。”

  “你放心,我不会对任何人说。”

  “讨论了最重要的问题,”董道宁得意的几乎不能控制自己,低声说道:“讨论了由汪先生组织中央政府——仍沿用国民政府名义的问题,这政府建立在南京,以‘还都’的形式回去;必须火速离开河内,先到上海,然后汪先生访日,就算初步奠定了和平大业的基础。……”

  李大波仔细听着敌人的行动计划,他的内心不无惊讶。在对待日本问题上一直是国民党痈疽的汪派,在国难深重的时刻,终于化作脓包而出脓了。但是他不敢露出厌恶的神情,也不敢由此陷于对今后国家命运的思考,他只好假装胡涂、肤浅地问:

  “这么说,我们快要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喽?”

  “是的,为了迷惑重庆,出于安全的措施,汪先生假称下野出国,流亡新加坡,然后偷偷离开河内,前往上海……”

  “那么,咱俩也一块回去吗?”

  “当然。我们也要大摇大摆地杀回去。”

  李大波露出了一个孩子般喜悦的笑容。“那太好了。”

  “我知道,你又想你那位未婚妻了吧?”

  “是的,我总是一往情深地眷恋着她。”

  “我跟你不一样。一个男人总拴在女八的裤腰带上,能有什么作为?”

  “倒是你说的那么个道理。”李大波探得敌人的详尽计划,又知道很快就可以离开这个异国他乡,心里完全踏实了。为了完全掌握住这个患了“幼稚病”的外交官,知道他喜欢别人吹捧他,李大波便顺着他的喜好,故意给他戴高帽似地说:“你这回出力这么大,一定会荣升高转了。我这次工作,全有赖你的指导和帮助,不然全凭我的能力可应付不了。幸亏有了你。”

  听了李大波的恭维话,董道宁骄矜地笑了起来。

  事情果然按照董道宁说的概要脉络进行着。为了齐头并进而又顺利稳妥地推动这项出逃计划,负责全部指导工作职责的影佐祯昭,又请了参谋本部派驻在台湾拓殖会社河内支社的代表门松正一少佐和同盟通讯社特派员大屋一道,协助和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暗中进行交涉,经过十来天,到23日才得到了这个当局的谅解放行。当天河内的报纸便刊出了汪兆铭的大幅照片和已经下野出国的声明。这方法果然奏效,门前和房边左右的特工人员几乎销声匿迹,据说他们都急匆匆地赶往新加坡去了。

  25日的黑夜,被叫醒的李大波,跟着董道宁坐上一辆黑色的轿车,跟在五辆汽车的后面,逃出了河内,在下龙湾以出产鸿基煤而著称的煤港,登上了一艘事先已雇好的七百五十吨的小船“凤安号”,驶向南海。那一天后半夜海上起了风暴,那“风安号”小船,像一片孤零零的树叶在大海的汹涌波涛中飘荡。李大波在漆黑的甲板上看见汪兆铭呕吐得几乎连肠胃都要翻倒过来,他的脸色黄到就像他吐出来的胆汁。

  为了顺利地离开下龙湾港口不被任何人发现,五个日本人登上他们自己开来的“北光丸”轮船。商定在次日——26日两船在航途中的公海上汇合,“凤安号”小船上的人,再登上“北光号”一同航行。但是无论怎样呼叫,也没有联系上,“凤安号”方向不明,这使“北光丸”轮船上的影佐等日本人,急得跺脚,大伤脑筋。合手祷告,连呼天照大神保佑。

  海洋是乌黑的,海水深不可测,小船时不时地被从天边滚动的涌浪吞没,那情景真瘆人,令人恐怖。汪兆铭像死人一般躺在窄小的床位上,陈璧君不由得跪在地上叨念阿弥陀佛,祷告菩萨保佑。周佛海也呕吐得像一堆烂泥。

  董道宁很骇怕,他也呕吐得十分厉害。李大波虽然没吐,但心里也充满了阴森恐怖。

  浩淼的大海,在它愤怒的时候,竟是这样疯狂和可怖!这是李大波最新的感受。他不知道跟“北光丸”失去联络,他们能否不葬身鲨鱼之腹而生还,死的恐惧和担心他的情报送不出去的忧虑,这两种情绪始终在他的灵魂深处颤抖。他躺在狭窄的铺位上,随着海浪巨大的颠荡,他忽而头朝上脚朝下;忽而又头朝下,脚朝上,小船时而被巨涌推向浪尖,时而被大浪沉入谷底,……

  多么难熬的生死时刻!整个小船上没有笑声、说话声,甚至也没有哭声和叹息声,完全是一艘死亡之舟的可怕沉寂!

  经过了漫长的四天四夜的风吹浪打,海面上的季节风暴终于趋向平缓,在28日的下午,小船行驶在汕头的海面上,两条船终于相遇了。

  “北光丸”渐渐地靠拢了“凤安号”,五个日本人如释重负般跑到甲板上,在晚霞的夕照中,露出金光闪闪的牙齿,向小船微笑着欢呼招手,一边高兴地喊着:“半栽!半栽!①”

  “凤安号”的小船上,也引起了巨大的欢欣。汪兆铭和周佛海,由两个人架着胳臂,来到甲板上,在他们那萎黄的脸上,绽开了笑容,他俩觉得仿佛死过去了一次,现在又活过来了。他俩被人架着,换到了“北光丸”这艘吨位大而又舒适的军舰上。然后继续穿过台湾海峡,平稳地航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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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万岁”的日语发音。

  “北光丸”在进入东海之前,绕过富贵角,金山,驶进了台湾的基隆港。轮船在这里靠岸,停泊,然后上水、加煤,补充食品,又经过几天几夜的航行,到5月6日,“北光丸”才到达了上海。

  为了保密,汪兆铭没有下船,继续留在船桥上的头等舱房里。他已恢复了精神,消除了旅途的劳顿,他每天喝淡味而浓缩的鸡汤来补充乘“凤安号”小船时消耗的体力。李大波在船桥的甲板上,看见他身穿紫色丝绒的睡袍,在温暖的铺着地毡的舱房里,带着思考的神态踱步。

  6日的中午,从东京赶来的今井武夫,乘着小舢板,来到“北光丸”船上。轮船停在近海,就在船上的大会议室里,举行了第一次会谈。

  会谈持续到5月8日,汪兆铭一伙人才上岸,住进极为保密的日本大和旅馆,单等日本政府对他命运的安排。

  就在5月8日会谈结束后,今井武夫挟起他鼓鼓的公文包,急忙乘专机赶回东京,马不停蹄地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次长汇报这次“渡边工作”①的全部交涉过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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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渡边”是常见的日本姓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用来作为高宗武、汪精卫一派诱降活动的代号。

  在等待回音的日子里,李大波不敢出外联系,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深恐暴露目标。他努力压抑着内心的焦灼,坐在楼上的屋里,隔窗望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来解他被失掉自由的苦闷。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20多天,到了5月底,才有密使来传达,日本军部与政府同意在东京接待汪兆铭。

  那是30日的晚上,在住室里只有李大波和董道宁两人的时候,李大波试探着说:

  “董先生,我的任务大概可以结束了吧?”

  “是的,我们明天将飞往东京,你就不必去了,现在,等我们一去日本,就没什么保密的了,你帮我们很好地完成了这次特殊的任务,尤其是我们俩同室居住,关系处得很好。我想新政府成立后,我还欢迎你来南京,和我一块儿供职呢。”

  “那太好了,我先谢谢你。”

  “你回哪儿呢?在上海,还是回东北?”

  “先回东北老家,还要在那里替家父经营买卖。”

  “好,那我们算算帐吧。”

  董道宁兼管财务,他按着月工钱给李大波算清了工钱。

  第二天——5月31日一早,吃罢早餐,汪兆铭神情喜悦地率领他的喽啰,乘轿车驶向机场。

  李大波给他们送行。在机场专门停着一架日本海军的军用飞机,这是飞往日本追滨海军机场的。李大波在心中数了数人数,除汪兆铭、陈璧君外,还有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董道宁、周隆庠等一共是11名大小汉奸。日本的东道主是影佐、犬养、矢野等5个人,今井武夫已留在东京,等待他们。

  李大波站在机场上,望着这架罪恶的飞机,在闪烁的阳光下,在跑道上由滑翔慢慢地腾空起飞……

  李大波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觉得呼吸自由了,身在敌营半年的时光,是多么漫长而充满险情啊!他慢慢地走出机场,发现没人在后边和左右跟踪,他就回到旅馆收拾东西。夜晚,他提着一只手提包,沿着外滩信步走着,黄埔江浑浊的江水,就在他的脚边哗啦哗啦地拍岸。然后他乘车来到了霞飞路。周围没有人,他钻进了那条夹道似的里弄。

  照例是朱丽珍给他开了隐藏在藤条枝蔓中的小铁门。他刚一进屋就高兴地说:

  “我可完成了这次任务了,看吧,我的情报全写在这里了。”

  陆晓辉听了李大波绘声绘色的汇报,好像他也身临其境一般,他说了不少代表党组织鼓励李大波的话,最后,李大波要求他即刻回津,他说:“真的,晓辉同志,我真是归心似箭啊!我还不知道天津怎样了,所以我很着急。”

  “好吧,那我们就不留你了。你的全部情报,将尽快地发往延安。你不用惦记着。”

  李大波又把他挣来的钱,分一半递给朱丽珍。

  “丽珍,收下添补过日子吧,还是我那句话,要吃一点营养品,我们怎么样也得坚持到把日本打出中国去吧?没有好身体怎么行呀!”

  朱丽珍笑着收下了他的钱,又从衣柜里拿出那件李大波给红薇买好的红毛衣。“别忘了给红薇带上这个。”

  因为是夜里两点钟的北上火车,朱丽珍特意给他包了猪肉干菜笋馅上海风味的云吞的夜宵。他们边聊天边喝云吞,到十二点半钟,他坚决谢绝了陆晓辉和朱丽珍的送站,自己独自一人提了手提包,乘上一辆环城夜间的公共汽车,赶往火车站。他进站的时候,正好登上那辆从上海开往天津的列车。

  在他生命的里程中,他又艰难地走完了一个重要的人生驿站。

  在回家的路上,他的心绪是激动而复杂的,他又想起了他的表弟艾洪水,他知道魔鬼随时随地都在寻找他,但他没有想到,厄运也正在等待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