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制宜，忽必烈承袭汉制





　　【原典】

　　忽必烈即位之初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外来民族如何巩固对汉族的统治。他决心改变蒙古族多重视武功、忽视文治的状况，认识到要巩固对中原的统治，必须推行一整套符合中原情况的政策，最有效和最便捷的办法，就是采用汉族已有的制度和法令。于是，他因地制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忽必烈采纳了刘秉忠等大臣的建议，按照中原历代王朝的传统，以“中统”年号纪年，废除大蒙古国号，改国号为“大元”，并把国都南迁到北京，命名为“大都”，建造了新皇宫和城墙。

　　大蒙古国越来有一整套自己的国家制度，比中原的要简单得多、入主中原后，原有制度已不适应新的情况。忽必烈采用了中央集权制，要刘秉忠和许衡根据中原历代制度，参照现实情况，在中央一级设立主管政务的中书省，主管军务的枢密院，主管监督官员的御史台。在地方一级，设立主持日常军民政事的宣抚司，以及提刑按察司。最高行政机构是行省，下辖路，府，州、县四级。政府官员尽量录用汉族遗老、旧臣和学者，由蒙古人掌握人事决定权。这套制度较为有效地保证了蒙古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

　　忽必烈还放弃了蒙古人传统的游牧经济，设立了司农司、营田司等机构，鼓励农业生产，把大量牧场恢复为农田，用租佃方式招募农民种田，并把一部分土地退还给了农民。他还下令禁止抢掠人口贩卖为奴，并恢复了一些奴仆的平民身分。

　　在文化方面，忽必烈设立了国子学，承认并提倡汉族传统文化和儒学，让蒙古族子弟接受汉文化教育，还在大都建立了孔庙。

　　这一系列制度和措施的推行，说明落的民族对先进民族的征服，只靠武力是不行的，还得改变自己的传统和习俗，在其它方面向先进民族靠扰。忽必烈明智而及时地认识到这一点，因地制宜，入乡随俗，在元代初年稳定了对中原的统治。

　　【新说】

　　现代人对“因地制宜”这一策略并不陌生，它要求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与该地方情况相适应的具体措施，并加以贯彻。

　　理解这一策略并不难，难在在实际当中加以运用，一个难题是改变旧有的习惯和做法，主动去适应变化了的地方，而不是相反。传统和习惯的势力是强大的，有时想改变都难，更何况不想改变。比如北方人习惯吃馒头，到了南方则没有慢头吃。要不要改变原有习惯？改变了，就能适应南方的生活；不想改变，只有饿肚子。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地域变了，仍不肯主动作出改变，自然会遇到巨大的障碍。

　　变和不变是相对的。变要受新情况的制约，随新情况而变，因而总是有限度的。不变，则是要保留旧有习惯和做法中有价值的、在新情况下仍然行之有效的部分。所以，在变和不变之间要灵活掌握，固执于任何一方面，都可能出现偏差。

　　采取的措施应该行之有效。一般而言，地理、环境、气候等条件是难以改变的，忽视这一点，夸大人的作用，将要付出代价。“人定胜夭”的想法固然浪漫豪迈，但却代替不了适宜的、行之有效的措施。主观的愿望是一回事，客观的实际又是一回事。它们之间不可互相代替，只能互相适应。

　　不应该忘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一个抗拒不了的规律，因地制宜是符合这一规律的。

　　【典源】

　　因地装宜：语出《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夫筑城郭，立仓库，因地装宜。”

　　忽必烈承袭汉制：事见《元史·世祖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