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他是刻木刻的，我在版画系教书，我们一定有过交谈，比如在版画系的走廊，或是在全国性的版画展会场里……都忘了；忘了不要紧，以后几十年相处到死也忘不了。
以后他也在版画系工作了。我们的私人来往也不多。版画系的党外人士有夏同光(“文革”末期上吊自杀)、陈晓南、王琦(“文革”后入党)和我，其余都是党员。版画系的党支部的领导很强，系主任是道德高尚、治学诚笃的老版画家李桦。他五十年代中期入党，加上新婚，同事们祝贺他双喜临门。在他的主事下，版画系的文化空气很活跃，提倡读书，举办各种类型的讲座和文艺活动，“反右”开始，版画系定性的“右派”学生最多。那么轰轰烈烈的大运动中，李桦的表情始终闲闲然一如往日，他的党龄虽嫩，然而人格力量强韧，大有袁中郎所谓“兀坐无俦侣，观空绝想尘”之慨，世故惊涛中如此从容真不简单。
“反右”以后版画系成立了四个工作室：李桦、古元(“反右”以后古元调来版画系工作)、王琦、我各负责一个，工作室以名号，可算开风气之先。先让好像是在古元工作室做管家，只见他整天忙忙碌碌、脚不点地。
以后的“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包括十三陵劳动、密云水库劳动、“大炼钢铁”、“深挖洞”……这一类累死累活的行动都见到先让汗流浃背的影子、听到他沙哑的嗓音。他比我小，虽然小不到哪里去，按那个鬼才知道的制度，先让属于“年轻教师”之列，而我是“老教师”，“年轻教师”该上苦活的时候就得上，还得卖命地上，“老教师”也累，卖不卖命只有天晓得，何况他是党员……
在那种场合，他的专注、诚恳、认真，使尽青春解数，令我感动深思，留给我一个至今难忘的磨破衣衫、手握铁镐、屹立于坝上、满头大汗的年轻形象。他在洪流中，我在洪流边浅滩处，我远远地对他有好感，怀着落后于时代的同情。
像他一样年轻的艺术家这时候应该精研学术、锻炼本领，坝上炉边浪费了珍贵年月……这话当时我敢讲吗?
除了“文革”这个劫数难逃之外，以前的“运动”中只是顺手挨着的洗、刷、锉、磨，陈与义所谓的“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差约近似。元气虽伤，性命还在，算是可以了。
不过，在这狗屁唠嘈的混账时代我捡到一个宝贵朋友，就是杨先让。“社教运动”开始，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忽然系里的声势里似乎我是个靶子。什么资产阶级教学方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养狗、打猎、听唱片，推广封建帝国主义文化……一位教授控诉我毒害他欣赏贝多芬音乐。真弄得我把这几个月提神醒脑场面当做是覆巢危机了。每天上午、下午、夜晚的会，有时回家的路上碰到杨先让，轻轻地从后面下了车，陪我走了一段路：“……只是教育，轮不到谁谁的头上，沉着点。有的人幸灾乐祸，以为机会到了，让他去失望吧(我知道他指谁)。”说完，上车一溜烟走了。又一回仍是在路上，我们刚开完会出来，主题是批判我养狗和交游朋友关系的问题，他又是从我后面擦身而过，这回不下车，只说了一句：“哈哈，黄先生，你他妈以后得收敛一点了吧!”
他有正义的判断，只是碍于关系，不得不只在路上抒发。
“文革”期间，他忙他的，我们没有个人接触。
“文革”末期，把美院全体教职员工送到河北磁县军垦农场劳动，交给解放军训导管理，版画系是其中的一个班，有连长排长管着，我和先让才真的生活在一起了。唉!狠狠地度过三年。
那一场浅薄幼稚管理之下的三年劳动，无可聊赖之外只能留下幽默的余响。劳动地点在十六里外，天刚亮起床吃早饭后捡拾农具排队往南走向目的地，黄昏再排队扛着该扛的东西走回来。麦子、水稻、西红柿、萝卜、白菜、大葱，管种管收，来回每天三十二里地。老的有刘开渠、李桦、李苦禅、王曼硕、胡蛮、常任侠……都卷在队伍里跟着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都七十多了，高一脚低一脚蹒跚地、伸着脖子用心配合步伐，看着坑坑洼洼的路，这种哀哀欲绝的教育，真解程途之困。
间或在农闲之余抓“五一六”。什么是“五一六”，我今天问人，还没有人说得清楚。那时候却是言之凿凿，张三李四受到隔离……其中一个人牙痛，因为问题严重不可能让他进城去医院挂号，便求诸我的医牙偏方，以便缓解疼痛，继续接受审查。所以我能确切知道在这里是关了人的。
我曾光荣地担任养鸡的神圣职务，从小雏鸡喂养成能生蛋的大鸡；又曾担任过草药组长，为师部的制药厂采集各种新鲜草药，统率过近三十人的草药大军。
剩下的时间经常与先让一起，交换点对“连”领导或其他班上的新闻趣事。他喜欢的人也是我喜欢的人，比如说研究所组的朱丹、吴甲丰、王树村和雕塑系组的钱绍武，在生活与劳动的夹缝中，我们找机会聚一聚，交流、分享家里寄来的糖食点心和好茶叶，嘲笑嘲笑某某人在班上不是东西(还记得先让没有我们几个老家伙贪吃)。
有一天，听说钱绍武在班上受了委屈了，我和先让便到钱的班上去看他(我至今不明白我俩哪来这份胆而居然又有这个空闲)。远远见钱绍武趴在窗口表独立兮，便呼他出来，三个人来到三两里外的收割了庄稼的空地上，然后三个人对着苍穹呼号要跟连指导员，跟排长的娘亲做亲密的朋友……(更正：钱绍武胆小蕴藉，他大概没有参加这些呼号行动，笑得前仰后合，红光满面确有其事。)只是安慰钱绍武，散散心，这个好人不该受委屈。
到三年中的最后一年，管理松了，部队那些领导首先失去新鲜感，也出了一点超乎常规的胆大的事，不太让人欣赏敬佩了，但还是勉强熬着时日。先让和我胆子也大了，居然时常爬到屋子平顶上唱歌。原来他唱得那么多那么好的歌!在我心目中一下把他从爱好者提升到专业水平，他把陕北民歌表达得那么细腻，那么通透，是我万万想不到的。对音乐，我的口味很刁，我不太轻易夸奖赞美一个人。
在屋顶欣赏杨先让的陕北民歌，终生难忘。因为那段时空，那难解的哀愁得以排遣……
忘了一件大事，连部派我和先让去拉萝卜，大约来回要一天时，回来的路上，四顾无人，我说，告诉你一件大事，你要保密!他说好。我说：这事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如果你现在先说出去，咱俩都玩完!他不笑了，他说什么大事有这么严重?我说：你发誓保证，我就告诉你，要不然，只当我没提起。他好奇心切：我保证，你说吧!我告诉他林彪叛逃全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他扔下车子，靠着路边青杨树，眼看着天，三两分钟才说，你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一路上他再也没有说话，交了差，回到宿舍，他也没有说话。
这件事，我怎么会先知道呢?前天北京家里来了一封信，写着：“阿林想走鸡，全家瓜直!”我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阿林是谁?“走鸡”是溜，我是懂得的；“瓜直”是死，是完蛋，我也是懂得的。用广东话写的这两句话，那个阿林走鸡和我有何相干?姓林的朋友不能说没有，倒是熟人中实在想不出是谁。纳闷了两三天，正巧李可染的小儿子李庚来探亲，偷偷告诉我林彪叛逃的全部过程，那个所谓的阿林原来就是林彪。消息公布是迟早的事，消息没有公布的那几天，难为了杨先让几天的好受，他关心国家的情分比我深刻细致得多。
“批黑画”事件，我又出事了，又是在路上碰到先让，他说：“哼!你看你!有个完没有?”
又不是我惹的事，硬扣到我头上有什么办法?
幸好事情很快过去了。
“四人帮”伏法，我和先让能痛痛快快地交谈、来往了。几十年的郁闷一下都倒了出来。
我们回忆起农场和“批黑画”那段生活时简直是痛快淋漓，一个个一件件提出来嘲笑挞伐，那几个小丑，几粒可怜虫……
以后这些年我们又各干各的事去。他搞了个民间美术系之类的工作，我并不在意他那个什么民间美术系的工作，只相信杨先让这个人得有些事别让他闲着。至于民间美术，一解放，多少有激情有修养的前辈们都前仆后继地奋斗过，结果都没有闹个好，杨先让能闹个什么大苹果、大鸭梨来呢?
不过我们都自信能把浪费掉的时光捞一点回来，我浪费在原罪中，他浪费在激情里，理性的觉醒之后，失落的性质是一样的。
后来听说先让走了，上韩国还是去了美国，我也东奔西走，一晃就是十几年，待到在北京重新安顿下来之后，忽然接到他要到万荷堂看我的电话，鬼才知道他打哪儿来!不定窝在北京哪儿都没去，说是马上就到，开了大门一路嚷到客厅，精神和气派，像是刚从延安井冈山观光回来一样。原来这十几二十年他真的混在外头。
我记得“文革”时美院两派互斗时，有人找来一张又大又老的八字须的老头照片，硬说是先让侨居韩国的爹，气得先让要死，也笑得我要死。爹不爹先不管，和韩国有家庭关系一定不伪。倒是佩服这老小子藏而不露的修养道行。也可能组织早就晓得，我至今才晓得，算不了鸟事!
给我看一些他在外活动的报章杂志，多少年来他既画画又写文章，开了不少画展，靠画吃饭，瞧阵势想必能行!
接着送了一大叠书册给我，名叫：《黄河十四走》。
一翻开，这内容把我震傻了!
杨先让呀杨先让，你可真邪了!那么大的志气、雄心!那么坚忍的毅力!那么精密的印刷!那么丰硕的成绩!
所谓成绩是什么?是对千秋万载后人有深远益处影响的东西。
《黄河十四走》点明了研究民间艺术的一个方向、一个方法。是一个铁打的、无限远大的可能性。
不是你杨先让自己说，是我说，他把近百年来张光宇、张正宇、张仃、郁风、廖冰兄这些前辈老大哥为中国民间美术实践、奋斗、呼号，由于力薄势单成不了气候的凄楚处境，变成无限广阔的灿烂局面。你真正像一句人们常挂在口头的套话：“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你头顶上是一个荣耀的光环。
文化的发明，往往原始于一朵智慧的火花。而火花毕竟只是火花，你看准它，捕捉住它，给予它现实的设想，一次、两次、一百次、一千次的试验……所以，任何时期任何文化成果，从历史的角度看，都只是一个过渡，从前人到后人的过渡。居里夫人、爱因斯坦是这样，贝多芬、马勒、巴托克是这样，毕加索、米罗是这样。——甚至是后人的踏板!
《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湮没的文化有待发掘，沉睡的文化有待唤醒。民间美术至今给莫名其妙的蒙昧力量毁蚀得差不多了，有的先生觉得它落后需要改造，有的先生任其柴烧墙毁，如此如彼，真正有切肤之痛的贤达人士又力不可及，现代科学文化冲击使创制者本身也渐失信心，所以保护、推广、拓展的工作还很艰难。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固不如蜀鄙之僧哉!”
这是小时候读彭端叔《为学》篇记下来的，可能有错漏，书于卷末，代表向去了南海的穷和尚杨先让的祝贺。我当然不是那个富和尚，我是个没有杨和尚那么气宇恢宏的快乐的穷和尚罢了。
2002年11月2日
于北京徐辛庄万荷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