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莫将“用教材教”异化
作者：吕 赟
笔者并不反对“用教材教”，相反，笔者也是一个“用教材教”的实践者，但是，对于以上那位执教者所谓的“用教材教”的观点却不敢苟同。教学内容贪多求全，补充大量的课外资料(笔者不反对一些必要的相关资料，但不能为补充而补充，甚至连一些搭一点边界或一点也不搭边界的信息也引用进课堂)，或是“种別人的田而荒自己的地”(如将一些科学小品文演绎成科技知识普及，将介绍音乐人物的文章演变为音乐欣赏课等等)，这种无度的拓展，抛开教材，无视文本，不仅无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同时也造成了语文课堂教学高耗低效。试问，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用教材教”吗?
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著名特级教师王崧舟“用教材教”的精彩片段吧：王老师在执教《圆明园的毁灭》一课时，为学生补充了一组资料《圆明园之最》。他将《圆明园的毁灭》一文的落脚点定在“毁灭”二字上，随着课堂的推进，学生很想知道圆明园被毁灭的更多情况。王老师抓住时机，适时向学生呈现了《圆明园之最》的拓展资料，学生浏览后，这个万园之园占地之大、珍藏之丰、价值之高，已映入了他们的脑子，为后文“毁灭”的学习制造了情感的落差，让学生的体验更为深刻，从而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教教材”和“用教材教”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教教材”是“用教材教”的基础，“用教材教”是“教教材”的拓展、延伸、补充和提升。教教材是必须的，因为，语文教材是语文教学的根本。教师在引领学生学习时，必须深挖教材，紧扣文本，尊重文本的价值取向，绝不能抛开教材，而漫无边际、牵强附会地进行所谓的拓展。王老师的“用教材教”，就是在尊重教材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整合教材资源，一切为学生的学服务，因“文”制宜，对教材进行必要的拓宽、调整、重构，使教学从课内到课外，从点到面，打破封闭的教学格局，形成开放的势态，因此使其拓展的资料在学生学的过程中发挥了最大的效益，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叶圣陶先生说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的确，教材不是圣经、不是法典，但它是教学的凭借、教学的资源，理应为教师这个施教的主体和学生这个学习的主体所“用”。笔者认为，语文教材是学生学习语文的材料库，是语文教学的载体，是学生精神营养的来源，是语言学习的范本。语文教学只有立足教材，挖掘教材中丰富、深厚的资源，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只有充分让学生走进教材文本，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才能让学生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这是学习语文的正确途径。如果脱离教材，任意去演绎、诠释，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其结果既削弱了以教材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作用，也流失了语文教材应具有的丰富人文精神。
笔者认为，“用教材教”，首先要求我们要用好教材，要利用教材，让学生运用已有的经验，在与文本的自主对话中，习得读书之法，深味读书之乐，经历体验过程，受到强烈感染，从而让学生愿意阅读文本，乐意与文本对话，并产生有阅读其他相关补充材料的“需要”。古人说：“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人，终当知所以出。”正如“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这正是指在让学生在课内领悟教材的表达方法，然后运用于课外，应用于实践，使得学生语文素养不断地提高。因此，坚持“教教材”就是坚持语文教学的根本；开发教材，这是坚持教教材的延伸。教教材是必须的，它让学生理解、感悟教材本身的內涵；用教材教也是必须的，它可以发挥文本作为凭借的依托功能，使学生基于文本，但又不拘泥于文本。只有这样，展现在学生面前的文本便不再是孤立的一棵树，而是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自然也就能够“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了。
过犹不及，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在语文教学实践中把握好“用教材教”的“度”。这个“度”，既不能使教材缺乏营养而偏瘦，也不能营养过剩，使其异化变形，失去了教材的存在意义。“用教材教”，绝不可以置教材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绝不是离开教材，信马由缰，自由发挥。风筝飞得再高，手中必须有一条牵住它的线。忽略教材的内容、要求，忽视对课文的研读，过早、过多地补充其他内容，那是不行的。要知道，教学内容的选择是为完成教学目标服务的，是为学生的“学”服务的，因此，选择教学内容要更多地研究它的功能和价值，有效地“用教材教”，准确地把握好超越教材与基于教材的“度”，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的支点，立足课堂又不囿于课堂，以教材为依托，既拓展学生学习的空间，又开阔学生的视野，从而使教材内容与补充内容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