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2期

燃“煤”之急

作者:于 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和妻刚从乡下进城,我在宣传部当临时工,妻在食品公司上班。吃住困难自不待言,最大的难题就是生活用煤。那时什么东西都靠户口簿供应,而我家只有妻一人是城市户口。按当时本地的规定,单人是不发煤炭证的,所以,我们日常烧的煤饼全靠求人批条子。妻是外地人,人生地不熟,这个艰巨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的肩上。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组织上要调我到离城一百多里的乡下工作。作为临时工,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反而有点受宠若惊。所以当领导找我谈话时,我满口答应,说:“坚决服从!”领导问:“有什么困难吗?”我不好意思地抓抓头说:“就……就是家里烧煤有点紧……紧张……”领导呵呵一笑说:“这好办,解决你200斤煤炭计划。”我开心死了,当天下午就把煤饼买回家。那时候的我真的好单纯啊!也不仔细想想:这200斤煤烧完了怎么办?为什么不向组织上提出解决我和孩子的户口“农转非”?户口一解决,不是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吗?我以为妻一定会抱怨我,但我低估了她,妻不仅没有抱怨我,还说:“领导叫你下乡就下乡,为什么要提煤的事,太不应该了!”我说:“不提煤炭的事,你在家烧什么?”妻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你放心下乡去,烧的问题我会自力更生的。”
  尽管妻信誓旦旦,但我还是放心不下。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打电话到妻的单位,向妻询问,而她每次都是笑吟吟地回答:“有煤烧呢,前天我刚找人批过条子。”我心里一乐,想:真是环境改变人,妻也学会厚着脸皮去找人了!
  有一天,我因事返城,傍晚回家后,见妻还没有下班,我就准备开煤炉烧晚饭。谁知一开炉门,火已奄奄一息,再看墙角,只剩下一块煤饼!咦,昨天妻还在电话中说刚买过50斤煤,怎么会没有了呢?原来妻是在“骗”我,她根本就没有找人批过条子。我这才发起急来:只剩一块煤饼,晚饭虽能凑合,可晚上拿什么封炉子?明天的日子又该怎么过呢?情急之下,我只好去找妻子。因为我有一次看见妻的打字室里堆放不少冬天取暖用的煤饼,想从她那里借几块回来救救急。我把这个想法对妻说了,哪晓得她一口回绝,说:“你怎么想得起来的?这是公家的煤,一块都不能动!明天没煤烧,我和孩子就去吃食堂。”
  妻的话令我感动,但我总觉得她未免也太“那个”了点。
  此后,我家的“燃煤之急”一直没有缓解过,总是紧巴巴的。但正是这种紧巴巴的日子,加固了我和妻爱的堤坝,也让我一次次感受到妻那美好的心灵。
  夏天的一个傍晚,我乘乡下的便车回家,刚走进巷口,远远就看见我家窗户有一股浓烟向外冒着。我吓了一跳,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可进家门一看,是妻正在升火做晚饭。她大汗淋漓,脸上还有几处黑灰,像个“花脸婆”。细看,屋里新砌了一个小灶。原来妻是不忍心让我老是为烧煤的事四处求人,劳心烦神,就自作主张,请瓦匠在室内砌了个小灶。有煤就烧煤,没煤就烧柴火。这办法虽然“机动灵活”,但烧柴火的罪不好受——不仅熏人,而且烟大、呛人。作为男人,我禁不住一阵阵伤心和愧疚。我说:“别受这个罪了,还是烧煤吧,我会想到办法的!”她说:“烧柴火好哩,还有点农家的乐趣。”我问:“哪来柴火?你能到乡下去捡?”她反问:“为什么不能呢?怕丢你面子?”我不再吱声了。因为我的目光已被门外一堆柴火吸引住了——这些树枝、树叶一定是妻起早贪黑四处捡来的啊!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撂在床肚里的一堆煤饼,有四五十块呢!我大惑不解,问妻:“有煤为什么还要烧柴火?”妻笑而不答。追问再三,她才道出了真相——原来她听我说过,我母亲不久要来,为了不让老人知道我们的日子过得不宽裕,她想将煤饼省下来,等母亲来时再烧。
  这就是我的妻子!
  现在,“煤炭证”早已成为“历史文物”。尽管如此,有关煤饼的故事,还一直盘桓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煤饼啊煤饼,它是艰难岁月里、,我们夫妻情爱的一种“载体”!更确切地说,妻就像一块燃烧的煤,她以她纯真的爱、浓浓的情,给我以温暖,给我以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