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9期
收送红包口水战 原告瞬间变被告
作者：李 新
和大多数初次遭遇医疗纠纷的农村人家一样，朱文巨的妻子周德静和他的亲属聚集在县人民医院，希望能有人给个说法。此时一个敏感的问题被“抖”了出来：周德静宜称，丈夫手术前，她曾送给主刀的普外科主任梁廷明医生800元红包。但梁医生对此竭力否认，这位从医已近20年的医生不惜以人格、党性和自己的“下一代”来发誓；而死者家属的态度则异常坚决，“愿对所说一切承担法律责任”。
家属：红包送了，丈夫却死了
4月16日夜，周德静听老伴说下腹部痛，在咨询了村里的医生后她打通了“120”送老伴去县医院检查。在熟人的陪同下，她为老伴办理完入院手续后，已是半夜了，外科值班的王医生检查诊断为急性阑尾炎穿孔伴腹膜炎。
“王医生告诉我病情很严重，需要马上手术”，周德静一下子慌了神，她把一切都托付给了县医院的熟人，“熟人为了对我们负责，专门打电话找来了已休息的外科梁主任”，周德静称，她搀扶着丈夫和梁主任一起向手术室走去，“我害怕丈夫以前做过的心脏手术会对做阑尾手术产生危险，在向手术室走去的这段路上，我想起别人说在医院做手术要给医生钱，加上主刀医生又是熟人请来的，就想给这位医生红包。”
周德静称，她掏出身上仅余的800元钱，卷成一卷，“我拿着钱向走在右边的梁医生看看，把钱放在梁医生的左边口袋里，梁医生没有拒绝也没有说话”。周德静称自己在手术室的门口停了下来，直到看着丈夫和医生一起进了手术室，她觉得心里稍微有了点宽慰。
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待了40分钟后，梁医生出来告诉她，手术很成功，她心里放心了：“觉得这800元钱没有白送，手术完成得又快又好”，可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仅仅数十分钟后，她的丈夫突然在病房里停止了呼吸，虽经医生抢救仍回天乏术。
周德静说：“800元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字，红包送了，医生也说手术很成功，而丈夫却死了!”
医生：发誓没有收过一分钱
梁廷明医生在知道周德静的投诉后，情绪非常激动：“我以我的人格、党性和我的下一代担保，我没有收过死者朱文巨家属的一分钱，如果我所述不实，我愿承担一切责任。”
他为自己辩护说：“阜宁这个地方月收入千元即为中等以上水平，农村家庭的收入很低，一个农村妇女出手怎么会有这么大方?我如果收了钱，患者死亡后我肯定会想尽办法把这个烫手钱出手，想办法退钱，事实上我没有，因为我没收红包。”
就周德静所称在手术室门外送钱给他，梁廷明连用“无聊”形容，他称当时周德静根本未进人手术室的第一道门，因为病人家属不被允许进入，“是我和行政办公室的姚主任将病人带人手术室的。”
在听闻梁廷明的自我辩护后，朱文巨之子朱磊称对方是在撒谎，他说自己一家人都会为投诉信所载，内容“承担法律责任”。 按周德静所述，她在送红包时除死者朱文巨之外无第四个人在场，但梁廷明找到了一个证人，即他所说的当时陪死者进入手术室的该院行政办公室姚主任，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梁廷明所讲内容真实，自己米见梁收病人家属红包。
对姚主任的证词，朱磊也不予认可，据他了解，姚当时并没有进入手术室。
医院：要告死者家属“诽谤”
大多数人认为，送红包多半都是私下隐蔽交易，没有旁证往往很难查实，因此，“红包”被查实的可能性很小。有无收红包韵事实到这儿看起来是个各执一词的“口水官司”。院方的意见是，只要没有查实，将以“诬陷、诽谤”之名反诉朱文巨家属。梁廷明本人表示要立即去阜宁县人民法院起诉朱文巨家属，“他们这是毫无根据的诬蔑和诽谤”。
但是没有人否认患者向医生送红包是个普遍现象。周德静的邻居告诉记者，她的亲人在盐城某医院做扁桃体切除这样的小手术，也送出了200元红包。
阜宁县医院内的公告栏上，并排贴着三个告示，一为告病人家属书，一为医生们抵制红包的集体签名，一为过年以来该院医生上缴红包的数额。梁廷明用此证明周德静在说假话：“一般的小手术病人家属只会送一两百，她怎么会送800？”
该院医务科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强调了该院整治红包的强硬措施：“要对收受红包人处以十倍罚款，同时由其承担病人所有诊疗费用，还得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但她称，这个早已实施的处罚措施自颁布以来还没有真正实施过一次，即未有查实的红包投诉。
没有出现医疗纠纷，收了红包的医生还是病人的恩人；出现了医患纠纷后，想查实也无异于登天，除了病人家属自己作证外，医护人员怎么会出面证明同事收过红包?况且送红包时隐蔽性肯定极强，谁会当着别人的面送红包呢?“原告”变“被告”，角色互换之快，让人愕然。没有证据是问题的关键，正因如此，“未查实一起红包投诉”也就见怪不怪了。这件事又让人联想到一段时间以来被炒得火热的“红包禁令”，面对如此带有普遍性的尴尬，禁令能有多大的能耐，又有多大回天之术?
“红包禁令”的出台，让我们看到了管理层的决心，但现实的问题是，病人告医生收红包因“缺乏证据”而被推上被告席，要承担“诽谤”的后果。这样一来，谁还敢举报医生收红包?“红包禁令”也将成为一纸空文或一种摆设。
禁令的可操作性在哪里?甚至像“缺乏证据”这一明摆着的现，实问题，管理层在制定禁令之前是否考虑过，是否已纳入了议事日程?如果没有，要禁令何用?不如还像以前一样，反正证据无从考证，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何必招来“徒有虚名”的骂名?
当“红包”已成为医疗界的潜规则，成为公开的秘密时，“红包禁令”显得何其苍白无力，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根治“红包”毒瘤呢?我们热盼管理层该出手时就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