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5期
医生的困境
作者：讴 歌
有一回大家在看报纸，那记者写了一个很煽情的故事，某个医生在飞机上碰到一个突发气胸的急症病人，于是灵机一动，就地取材，拿出水果刀，开了一孔，用钢笔筒当引流管。下面就是家属如何感激涕零之类。看得我心潮澎湃，不由得问梁主治医师：“梁老师。要是你在街上碰到一个喉头水肿或气胸的病人，你会怎么做?”
梁主治头也不抬：“关我什么事?他家属送到医院来，我就处理。”
我无奈：“要是在荒郊野地里，送不到医院来，那怎么办?”
梁主治：“我又不会到荒郊野外去!”
我追问：“那万一呢!万一你就是在一个荒郊野外，没有别人，只有你，只有你可能救他!你会救他吗?”
梁主治终于抬起了头：“这可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你想过没有，你就能保证救得了他?万一他病情加重死了，你该负什么责任啊?有病历记录吗?有人证吗?你是为了救人，可人家会怎么想?”
随着世界各地的权利觉醒运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病人也开始领会到《世界人权宣言》中“健康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的真正含义。因为在病人与医生之间，存在着专业知识上的不平等，病人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处于弱势。在民权运动、消费者权益运动的冲击下，病人越来越希望能在不平等的处境中，得到一种对自己弱势地位的保障，得到自己感觉受尊重的、公正的服务。如果这种服务出现了偏差，他们就开始寻找有力的手段捍卫权利。这些手段有的是告到医务科，有的是告上法庭，还有的可能更直接、更鲁莽，比如冲上去打医生一顿，这时的医院成了暗藏危机的暴力环境。
据悉，一位50岁的福建中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被一患者连砍数刀，因失血过多而身亡。在网上，继此新闻之后的1000余条评论中，有80％表示“理解”行凶的患者，有网友说：“医患矛盾主要问题在医生，患者由于医疗知识的缺乏，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患者花了自己的血汗钱，甚至是借来的钱，到了医院后，稀里糊涂地钱就没有了，可病还没有看好。患者及家属心中的怨愤到哪里去发泄呢?”
在对中国200多位医生“你是否在临床工作中遇到过医患纠纷”调查时，医生们的回答是“太多了”“我刚刚还碰上一起”“我的同事前两天被打了”。基本上被调查的每位医生都遇到过纠纷，轻则被谴责怒骂，闹得不愉快；重则患者告上法院，甚至医生遭受暴力。问医生最怕什么——“医疗纠纷”。而在这些医疗诉讼案中，患者永远都是“弱者”，社会舆论也大多会倒向“弱者”。“无过错赔偿”，一度竟然造成这样的影响——要发财，闹医院。医生面对病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在2006年3月的搜狐网站上，登出了一封落款为“热爱国家也热爱人民的北京医生们”的来信，题目是《我们是医生，别太伤我们的心!》引起了众多医生的共鸣，医生纷纷发表议论：
现在全社会都在骂医生，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医生拿回扣和红包造成的。我们是北京著名医院年资较高的医生，我们和我们周围的医生几乎没有拿回扣的，我们真的是在凭自己超负荷的劳动，挣一份比有些垄断行业低得多的工资!
除了给病人看病，我们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医学研究和教学上了。为保持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为了晋升副教授和教授的职称，我们要不停地考试和学习；为获得医学研究经费，我们要写各种基金的申请标书，要看大量的英文文献，做试验，指导研究生．并花大量时间和国外的同行保持联系。没有节假日，没有娱乐时间，只有压力和奉献。
面对媒体和老百姓的谩骂及误解，我们和我们周围的医生们沉默着。面对每天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成千上万的门诊病人，我们依旧认真地做好医治工作，希望那些辗转数家医院充满期待的父老乡亲们能因我们的劳动和精湛医术而获得最后的诊断，把有限的救命钱花在刀刃上。
我们不敢奢望获得全社会的理解，更不敢奢望获得和我们的国外同行相同的劳动报酬，但我们希望得到尊重!
一位专家提起一件旧事。
一个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老人，需要做人工髋关节置换，但老人家里一贫如洗。主管医生心生同情，对老人说看能不能尽量向厂家争取免费的髋关节，结果为老人免费换了一个国产的人工髋关节，老人感激涕零。但一年后。觉得髋部疼痛并且活动困难。家属领着老人来医院找医生，医生向他们解释临床上确实也有置换术晚期失败的例子，原因可能是假体松动、磨损、假体周围骨折……但这些因素在临床上还不能预防。家属一口咬定这就是医生的责任，要求给老人免费做第二次翻修术，并告到医务科，医务科也判定为医生的责任。
在场的200多位骨科医生，除了详细讨论骨科手术的细节之外，每个人都听到了当事医生的感慨：“做好人未必有好报，除非你能坚持一辈子做好人，不计后果，无怨无悔。”
前几天我还收到一则逗趣的短信，医生也被编排其中：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
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
作为病人，因为本身不具备判断医疗过程正确与否的知识，往医院里一站，就立刻成了弱者。因为是弱者，我们更强烈地希望能找到有力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让强者无法或者尽可能少地侵犯我们的权利。还好，我们起码还能衡量结果，起码还知道医生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这时，法律似乎是弥补这种“弱势地位”的唯一可靠的保障。我们也看到了用法律来解决问题的效果——在与医疗事故的斗争越来越正规化、法律化的过程中，医生们拧紧了那根叫“责任”的弦，虽然有的是被动拧紧，有的是主动拧紧。不管怎么说，在“医为仁术”已渐渐失去它的道德土壤时，这种斗争具有了某种可以量化的、可衡量的、积极的意义。
但我们依旧不能忘记人情味的温暖。只是这回，是医生向病人要求的“人情味”。
一位朋友的乳腺外科经历，在我看来，是一例绝好的讨论医生和病人关系的题材。这题材的丰富性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医生冷淡病人、病人埋怨医生的反面题材，也不是医生爱护病人、病人感激医生的正面颂歌，这位朋友的经历高潮迭起、一波三折，本已山重水复，却又峰回路转。
这位朋友的乳腺上长了个肿块。大半年前，她最初去看的是一位70多岁的乳腺外科专家。这位身材高大的专家曾在给我们上课时，颇有气势地长臂一挥，用他的潮汕口音激昂地说：“中国妇女乳房被一刀切去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还用肯定的口吻说：“中国有一半妇女的乳房都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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