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4期
“性”福锈锁２８年
作者：张 伟
对“性”无知险些离婚
我和兰出生在同一个村。我俩自幼相识，一块长大。我们１７岁那年订了亲。我家是个贫穷的多子女家庭，兄妹中我排行老大。父亲在外工作，一年难得回几次家，加之母亲多病，我初中未上完就中断了学业，挑起了家庭生活这副重担。１９７６年腊月我俩２１岁时，就草草结了婚。那个时代，人们谁敢谈“性”？加之我家庭太穷，自卑感特强，所以对“性”无知到了极点。
婚后，我俩虽然睡在一个炕上，却是一人一床被子，你东我西睡着。
那时，农村大人们灌输给孩子的都是一些诸如“男人必须像个男人，任何时候都不能求媳妇”、“男人不能当软骨头、棉花脑袋”、“男人如果让女人管住了，一辈子也别想抬起头”。这些封建的“歪理”束缚禁锢着自己，加之自己生性腼腆，因而从不敢开口提“性”。而兰作为一个大字不识的姑娘，受封建礼教影响尤深，更不敢谈“性”。婚后一连五天，我们每天晚上只是聊着许多与“性”无关的人和事。
第六天晚上，她看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才红着脸轻声说：“你睡过来吧？”我装作很不在意的样子，故意打岔说闲话。又过了一会儿，我才羞羞答答不好意思地钻进了她的被窝……谁知，我却是一个无用的东西，在她身上努力了老半天，一点进展也没有，我只好垂头丧气地钻回了自己的被窝。
直到第七天晚上，我才吞吞吐吐地提出一起睡，谁知结果却是前一天晚上的翻版。我伤心至极，恼羞成怒，竟说她是一个不能育儿生女的“石女”、“白虎星”。她哭了，哭成了泪人儿，我心里也酸酸的。停了一阵，她擦了擦泪水说：“我不能为你生儿养女，咱们干脆离婚吧！”听到她说出“离婚”二字，我一下子蒙了，过了好久，我说：“婚不离，咱们看病。”
正月初七，我强忍着泪水，用自行车带她去了地区医院。妇产科一位姓刘的大夫接待了我们。听完了我俩吞吞吐吐的诉说，大夫只问她了一句话，“你来过月经吗？”她说：“１４岁时就来了。”大夫听后笑了：“你俩真是一对大傻瓜，回去吧！”这位热情的大夫看了看我那瘦骨嶙峋的身躯（１．７５米的个头，不到４９公斤的体重），对我笑着说道：“把你的身体往好里补补吧！”那时候家里挺穷，哪有什么好吃的补养身体。妻子背着家里人，把结婚时同伴送的几个镜子卖了，才从村里一位老婆婆家中偷偷买了１０多个鸡蛋让我吃。
正月十七的晚上，我突然来了“性”趣，红着脸向妻子提出性要求。妻子笑着说：“你不是说我是石女吗？咱还要做那事呀？”我一句话也没说，一把将妻子拉到怀里，钻进同一个被窝里……
为了生存压抑人“性”
谁知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性”福我们还没享受上几天，为了一家老小七口人的生计，我含泪离开刚有“性”趣的妻子，同村里几位年长者，钻进秦岭深山割荆条。这一去就是两个多月。刚进山的那几天，我几乎每天晚上梦见与妻子在一起做爱。可后来，由于每天爬高山，啃干馍，喝凉水，晚上还要走山路，临睡时，早已累得筋疲力尽，没有一点精神，只觉得天底下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能多休息一会儿。
两个月后，我从秦岭深山赶回家。按理说，两个多月不见妻子，应是“久别胜新婚”，而我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晚上，我勉强地与妻子亲吻、爱抚、说话。半夜里，当妻子羞涩地向我提出性要求时，自己却可怜巴巴地望着妻子，一点男子汉的阳刚之气都没有。妻子伤心不满，我却无言以对。因为自己的男儿身太不争气了，正值青春年少的我，就像一个大病初愈的老头子。
一个月过后，我的体力恢复了，尽管遭受了性爱中的败仗，但毕竟自己还是生气勃勃的年轻人。然而，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又降临到我的身上。夏收前的一天，我与村里几位同伴进山割柴。当我站在一个悬崖上，将捆好的柴往下掀时，脚下突然一滑，连人带柴一起掉到崖下，结果是左腿严重骨折。那时县医院医疗条件差，只在医院待了半个月，我就拖着箍着石膏的伤腿回了家。我们那儿有个说法，凡是男的有了红伤（外伤），家里人就不许他与妻子同睡一个炕上，说是怕伤筋动骨，其实说穿了是怕夫妻做爱加重伤势。我睡在老人的炕上，一躺就是三个月。我毕竟是个男人，在最后的一个月里，特别想与妻子在一起，享受一下“性”福。可是，母亲异常严厉的告诫和自己难以言说的性羞涩，使我终究未能与妻子睡在一起。
秋菊飘香时，我的腿伤也彻底好了。可还未等我睡回夫妻二人的小屋，生产大队的通知又已到了家里。大队干部让我同村里几十个人一块到秦岭深山，为山区人民修建出山路。就这样，我在１９７７年９月强忍心中难言的酸楚，再一次压抑人“性”，离开妻子，进山了。
追求事业失去“性”趣
整整三个月的山区生活，让自慰去改变“性”趣，实在让人厌恶，可这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我回到家里，面对满面春风、热情奔放的妻子时，心里非常痛苦，硬是把苦涩的泪水咽进肚里。
回家的当天晚上，山区长期的“性”自慰和难以摆脱的性羞涩阴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当我睡在泪眼巴巴渴盼我早日回家的妻子身旁时，就像一匹战场上厮杀后退役下来的老马，没有一点男子汉的雄风。无论怎样，我也无法完成那场性爱。她哭了，我只能责怪自己不中用。
山区修路冲淡了我的“性”趣，却让我爱上了文学。于是，我一边干活，一边练习写作。起初，我只是给县广播站写一些来信和新闻稿，后来又学写诗歌、小说、散文。没多久，我写的豆腐块文章见诸《陕西日报》、《陕西科技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和周至广播站。从此，我的创作欲望更加强烈，可生活中的“性”趣却愈来愈淡。
那时，农村经常停电。一只昏黄的煤油灯就放在炕中央的小炕桌上，我把枕头塞在屁股下边，趴在炕桌上写啊画啊。她呢，手摇着一只破旧的纺线车，吱呀吱呀地纺着线。就这样直熬到鸡叫，我俩才匆匆钻进被窝。白天繁重的农活和夜间辛勤劳作，我俩真像一对没有知觉的木偶，“性”味全无。
１９７８年，公社聘我当土记者。我如鱼得水，没黑没明地去采访写稿。这时，性爱基本上从我脑海里消失。
１９８５年，我被调入县委宣传部，专职从事新闻工作。这一下，我对新闻工作更是痴迷，为了多写稿，多上稿，几乎是昼夜不分连轴转，虽说距家四十多华里，却是经常不回家。
后来，父亲退休回家承包了生产队二十亩耕地，妻子一天到晚在地里干活。为减轻父亲和妻子的农活负担，我周日回家后，拼命在地里干活。到了晚上，看到妻子被太阳晒得黝黑的面庞和十分困倦的神情，我哪有心情做爱。就这样，为了事业，我失去“性”福。
封建礼教囚“性”入笼
１９９４年９月，我把女儿转到县城上学，妻子从家里来到县城为我们做饭。这一年，我俩正好３９岁，也是我们结婚后真真正正能够待在一起的日子。然而，有限的空间和封建礼教，却让我俩囚“性”入笼。
当时，县委机关给了我一间小小的房子，一家人同挤一室，加之一墙之隔外便是县委机关的厕所。门前窗后人来人往，房间里稍有声响就会传进上厕所人的耳朵里。渴盼了多年的性爱只因怕别人听见，怕孩子笑话而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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