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9期
走不出深情的海
作者：钱红丽等
走不出深情的海
■钱红丽
去年秋天弟弟去北京上学以后，母亲就常常提醒我去邮局开信箱。其实，我几乎是两三天开一次的，可母亲嫌少了，最终要去了我的邮箱钥匙。
弟弟终于来了一封信，三页纸，夹了两张相片，背景是夜色下的王府井。母亲空闲时就坐下来，戴起老花镜，把那三页纸慢慢地端详，然后再拿起相片隔着一尺远：唉，又瘦又黑！馒头肯定吃不惯的，怎么办哪？我们就劝：没瘦，没瘦，晚上照相人都是显瘦的。母亲不依：下巴都尖成这个样子了，还不叫瘦啊！
每次，当我们喝着藕炖排骨汤时，母亲都要轻轻地叹一口气：你弟弟他每餐是喝不到这么鲜的汤了。我们仿佛也酸酸地安慰：等他放假回来，你天天煲给他喝，不就补回来了吗？
母亲，她是从来不看《新闻联播》的，但自打弟弟走后，她每天必看。有一次，我和妹妹轮番笑话她：怎么关心起政治来了？她说：哪呀，我是在看后面的天气预报呢。难怪呢，怎么初秋时我们还穿着裙子，她就把毛衣毛裤全寄到了北京。原来，她是从天气预报里知道，北京已经很冷了。
后来，弟弟挂电话回来，要家里把父亲从香港买回的那只随身听邮过去，说要练习英语口语。我说路太远，这么贵的机子碰坏了划不来，不如就在北京随便买一只吧！母亲一把抢过听筒，大声说：寄，寄，明天就去寄，多包几层，保险碰不坏。
那一只随身听，被母亲像对婴儿那样，细致而缜密地包裹起来。第一层套了带孔的防震薄膜。第二层裹了一种很柔软的布。第三层附了棉花。然后才装进一个小木盒里，然后又套了一个小布袋，认认真真地填好地址，寄出去。中秋节那天晚上，弟弟挂电话回来。母亲慌忙跑到卧室的分机去接，她要弟弟去街上买几块月饼吃，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被我听见了，是哽咽着的。
海子有一句诗这样写：有一些花开在树上，有一些果结在地下。而母亲就是一株树，一株开满紫色花朵的苦楝，她的孩子她的果实，即使真正成熟了，她都不要他们坠到地上去。她要把她的果实高高地擎在枝头，穿云渡月，沐风浴雨。
爱成绕指柔
■思念
母亲是一个农村妇女，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但我们几兄弟都先后考上了不同的大学。
毕业后，我进了电视台，母亲很是高兴，从此也爱上了电视。父亲告诉我，每天一到新闻播出的时间，母亲总会拉着他，一起看新闻。尽管她听惯了闽南话的耳朵对普通话有很强的免疫力，听不懂新闻讲的是什么，但她仍然看得有滋有味，尤其是我采访的新闻。父亲总会告诉她，我到哪里去了，采访了什么。渐渐地，母亲认识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汉字中又多了三个字——我的名字。
我自己几乎从来没有在电视上上过镜，一来担心带有地瓜腔的普通话会贻笑大方，二来担心自己的容貌对不起观众。不过经常有机会拿话筒采访别人，只要我拿话筒的手出现在屏幕上，她就会兴奋地叫起我的小名。
为什么能认出我的手？母亲说，那是由于我的大拇指关节比平常人要凸出一点。其实我家离电视台只有二三十公里路，但由于工作繁忙，我却很少回家，只能隔三差五地打个电话，而且只是三言两语。新闻成为父母亲了解他们儿子的重要渠道。有时看到我在烈日下采访，母亲会让父亲打电话给我，嘱咐我出门一定要戴帽子；有时一两天没有我采访的新闻播出，母亲就着急，直到在电话里听到我的声音才会安心。
于是每当手持话筒采访时，我总是尽量将大拇指高高地凸起，我知道母亲的眼睛在荧屏前注视着它。直到后来我换了一个女搭档，从此拍摄重任就落在我身上，连拿话筒的机会都很少了。时间一长，父亲来电话说，也不知道这一段时间我干了些什么。我这才想起很久没往家里打电话，想起母亲那双期待的眼睛。心里充满了愧疚。
一位朋友听我谈起这件事情，很是感动。他拿起我的手，仔细地看了半天说，奇怪，怎么看你的大拇指关节也不会比我的更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