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第3期
我看中医中药
作者：本刊记者 杨 昆
记者：随着新世纪来临，医学也开始进入了它的第三个千年，您如何看待中医药的现状？
何裕民：在一篇论文里，我曾把中医的现状比作“山坳里的重车”，因为中医药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沉积，在保障健康方面有着独到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有责任把它发扬光大，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但长久以来，中医学基本上是在唯我独尊、完全封闭的环境下蹒跚而行的，现在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转变，我们许多人还在以不变应万变，在知识社会中，显然不调整“性能”、加大马力、冲过山坳，中医就只能滑向深渊。
记者：看来，您对中医药的前景并不乐观。
何裕民：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医药有着巨大的拓展空间！医学是文化的产物，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不断提升，MadeinChina、fromChina的产品、意识和生活方式以及中国文化，将日趋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中医药学的发展极有可能搭上一班快速行驶的文化列车。
事实上，国内发达的上海等地区和东南亚、欧美等地，中医正在走俏。养生延年，人们还是认同中医的多。1999年在巴黎的“中国文化展”上，我有幸代表中国医学界接待四方来客，结果中医展台天天火爆，且来者中不乏法国医界人士，以至被法国媒体称做最受欢迎的展台。前不久，我顺访伦敦，了解到全英中医诊所有3000家，凡稍有规模的市镇都有几家。再者，去年国内已经有人开出了上亿元的中药产品转让价，香港也将中药港定为新的支柱产业目标......
记者：那么，一部步履维艰的重车，怎么才能到达您信念中的辉煌境界？
何裕民：很简单，以变应变，跟上社会的发展，适者才能生存。例如，传统的中医学面对的主要是农业社会的健康问题，而现代人的健康却已有了很大变化。同为疲劳，即所谓的力劳所伤，现在的上海却主要是由紧张、竞争、压力或脑力劳动所致的慢性疲劳综合征，有人称其为“脑累”。显然，旧药难医新病，不变不行。再说，中医药中有很多疗效独到确切的技能和方药，但现在，如果仍是又苦又涩、成分不清的汤剂，仍是“阴啊阳啊”的阐述，知识社会的主要成员一定会本能地拒绝。
记者：该怎么变？
何裕民：摒弃不合时宜的、提升仍有价值的、创造知识社会必需的新内容。其中，尤其应该发挥中医优势，强调创新。中医药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深厚的医疗经验，新世纪的医学将主要面对知识竞争状态下的个体健康问题，而中医注重的正是辨证施治，是诊疗防范的个体化。在延缓衰老、优化体质、增强免疫功能、防癌变、调整亚健康状态等方面都独有心得。问题是，我们必须改变医学只是治疗躯体疾病的狭隘观念，而将其定位在关乎人的健康及生存质量的新思维上，勇敢地在上述方面开拓发展。
记者：在中医的发展问题上，很多人坚持中医的传统特色不能变，您不认为自己的观点过于偏激吗？
何裕民：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就呼吁重建中国文化，中医不过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系统，求变、创新又有什么可怕的？在中医发展问题上，我个人认为有两点很不可取，一是陶醉于历史上的成就，不厌其烦地证实其“科学性”，其实，只有神学才会终日忙于对已有认识不断论证。一是主张中医药与西医全面抗衡。我们应该理智地承认，在一些疾病的治疗上，中医无优势可言，如感染性疾病，但在包括癌症、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另外一些领域，中医的优势又没有得到完全发挥，因此，我们应该扬长避短，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们赞赏的是既具备科学精神，又有民族情感的中医探索者。
记者：您提出零毒化疗的肿瘤治疗思想正是由此出发的吧？中医药在肿瘤治疗上果真有优势吗？
何裕民：中医药在肿瘤治疗上不仅有优势、而且将愈加突出！我提出中医药零毒化疗，起源于23年前，我在郊区一家医院实习时亲眼目睹的一幕惨剧，当时一个19岁的小伙子因大剂量化疗，入院4天就去世了，从那时起，化疗能否无毒这个问题就一直萦绕在我心中。
80年代末以来，我们率先提出了零毒化疗的治疗思想，并利用现代科技改造中草药，研制成功了抗肿瘤新品“埃克信”，它使得我们在临床上可以结合中医辨证施治做到抑制肿瘤、改善症状、调整免疫三者的有机统一，这对于肿瘤治疗的意义是相当大的。我个人的观点，现代医学之所以到现在不能攻克肿瘤，原因就在于其针对病症的还原论的局部治疗思想，而肿瘤却是一种全身疾病！
其实，中西医的最大差异也许就在于中医学是从整体出发，注重考虑多重影响因素，对对象作出个体化的分析和把握；而西医学则善于从细微的生物学机理入手，寻找疾病发生的共性规律。例如原发性肝癌，西医认为所有的病人，病因、治疗都是一致的，而中医则会根据个体差异将其分为许多种类，对症治疗。
完整的医学科学，既需要像基因组这样对结构探索的不断微观化，也需要从探讨关系、探讨协调、谐和，探讨相互影响的角度，对生命、健康和疾病机理进行揭示。
记者：您提到了治疗的个性化问题，据我所知，您在这方面还有一些新的举措，甚至被誉为“创举”，能具体谈谈吗？
何裕民：当今对人类危害最大的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肝病、糖尿病等之所以日益猖獗，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多因性疾病，疾病发生发展都与生活方式、个性特征、精神心理密切相关，显然，其防范和诊治需要考虑这些每个人都不相同的个性因素，而这，恰恰是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因此，我一直主张中医对疾病的个性化干预和治疗应该是中医发展的一个方向。
老路究竟该怎么走，我们也在探索。1994年，我曾和几位同仁一起创办了上海民生中医药研究所，后来，研究所又与几家单位一起组建了上海民生健康服务中心，集合大家之力，以社区健康活动为主要方式，以慢性病人为服务对象，致力于普及健康宣传，促进人们建立良好的健康行为方式。中心开办了宣传咨询活动，开通了健康服务热线。应该说，我们这几年的摸索还是有不少收益，尤其在肿瘤的康复领域。所以，有关领导和学术前辈评价我们是医学上的“一次创举”，社区服务的“一种创新”。当然，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记者：说到肿瘤康复，听说您给病人看病也很有“个性”，往往是十几个病人围坐在一起，您的学生和其他专家也参与其中，场面煞是热闹，是这样吗？
何裕民：你所说的这种治疗方式，我给起了个名字叫做“圆桌疗法”。病友和医生坐在一起，彼此交流抗癌心得，倾吐心中郁闷，获得适合自己的康复指导和治疗，其效果要比单独治疗好得多。这其实是我们所探索的肿瘤个性化康复方案的一部分，我们认为，肿瘤的康复包括躯体康复、心理康复和社会康复三部分，80%的肿瘤与不良生活习惯有关，其中环境、情绪、心理的变化等都有很大影响，因此，要杜绝转移复发、重获健康，就必须针对每个人的不同问题，除进行生理治疗外，同时进行心理调节，做到身心并重、持续治疗，从而向病魔夺回健康。
而临床后则是一个系统工程，至少涉及到八九个环节，包括改变认知态度的认知疗法、优化患者不良摄食行为和食谱的饮食疗法、改变不良生活行为的行为疗法、改变不良患者角色、促使其重新融入社会的社会支持、合理而健康的家庭呵护，等等。当然，其核心是中药的调整，这既包括用汤药辨证论治地改善或优化患者的机体总体状态，增强免疫功能，也包括用中药产品诸如“埃克信”之类“零毒化疗”、抑制残存肿瘤细胞。
记者：您的观点的确很新颖，实施效果怎样？
何裕民：这个课题我们还在研究中，但就目前的情况看，效果很理想。为确保个性化康复的实施，我们组织一批博士生、硕士生成立“新世纪医学先锋队”，在肿瘤康复志愿者招集“爱心使者”，同时，我们还与上海癌症康复俱乐部一起，举办了90天综合康复行动的“埃克信康复营”，报名参加的患者除上海地区外，还有来自美国、澳洲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对这两期集中康复活动的统计表明：91%的患者对未来的希望增加，61%生活自理能力增强，75%以上的患者综合素质提高。
（何裕民教授每周二在上海市南崇明路2号上海民生中医内科诊所有专家门诊。咨询电话：63642202、6357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