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8期
“七夕”是何日
作者：薛理勇
南朝时吴均《齐谐记》中记：
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间。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渡河，诸仙悉还宫，吾向已被召，不得暂停，与尔别矣，后三千年当复还。”弟问曰：“织女何事渡河，兄何当归。”答曰：“织女暂谊牵牛，一去后三千年当还。”明旦果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犹云，七月七日织女嫁牵牛。
银河是宇宙中一个远大的星系，由无数颗恒星、行星组成，在天际中形成一银色如河的带状，中国人称之“银河”。在银河的西面由3颗较亮的星组成一等边三角形，形似古代纺织用的梭子，民间称其为“织女星”，传说她是天帝的孙女，所以又有“天孙”、“天媛”等名；在银河的东面有3颗很亮的星，它是“天鹰座a星”，古代的星相术认为这3颗星是天门的守护将军，称“大将军”，其中最亮的一颗就是“牵牛星”，古代牛除了可用于耕田外，还是用于战争的坐骑。前面引的《齐谐记》中讲的那段文字，大意讲：七月七日那天，天帝要将织女下嫁大将军牵牛，所有的神仙要到天宫祝贺，那位叫成武丁的道士也要暂离人世，升天去祝贺。
按理讲，织女下嫁牵牛后应该从银河之西搬到银河之东的牵牛星那里，但是，这织女星始终与牵牛星隔银河相望，于是民间又有了关于牛郎织女的传说：天帝的孙女——织女思凡而降临人世，看上了一朴实的庄稼汉，过着男耕女织的安定日子，而王母得知孙女潜逃人世后，派遣天兵天将将织女捉回天宫，只允许牛郎在每年的七夕“探亲”，由喜鹊在银河上搭桥，与织女相会。这是一个多么美好而又多么残酷的故事。夫妻分居两地，一个完整的家庭被破坏了，唐代王损之《观秋河赋》中叹道：“远想牵牛，渐失迢迢之状；邀思弄杼，无闻轧轧之声。”《齐谐记》之后的《荆楚岁时记》中则讲：“七月七日，世谓织女牵牛聚会之日，是夕，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原来七夕的天帝之女——织女下嫁牵牛之日，就变成了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探亲日。
宋代薛映《戊申年七夕五绝》中讲
天媛贪忙为灵匹，几时留巧与人间。
大意是：织女始终在为与自己的牛郎相会之事忙得焦头烂额，哪里有空去“留巧与人间”。明李昌祺《剪灯余话》中讲：“世谓今宵天孙赐巧，小女辈未能免俗，谩设瓜果之筵。”可见，七夕与“天孙赐巧”有关。
按许慎《说文解字》：“巧，技也。”巧的本义与“技”相近，对于古代的女子来讲，纺纱织布、裁布缝衣是她们必须精通的手艺，织女所赐之巧当然就是纺纱织布、裁布缝衣，即古代传统女子必须熟练掌握的“女红”。七夕那天，织女会向民间恩赐，传授“巧”，民间女子当然要向织女索取，乞求“巧”，所以七夕的主要活动就是“乞巧”，七夕也被讲作“巧日”、“巧夕”，宋人刘克庄《即事》诗：“粤人重巧夕，灯火到天明。”
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文说：
京师人七夕以竹或木或麻秸编而为棚，剪五色丝为层楼，又为仙楼，刻牛、女像及仙人等于上以乞巧。或只以一木剪纸为仙桥，于其中为牛、女，仙人列两旁焉。
又说：
京师人祭牛、女时，其案上先铺栋叶，乃设果馔等物。
当时京城七夕的祭祀牛郎织女活动是一项公众性的活动，那天，人们用木、竹、麻秸等物制作巨大的棚、楼，还用纸叠成银河上的桥，桥中央有牛郎织女及尾随其后的仙人，祭祀的目的就是“乞巧”。到了宋代以后，以程朱理学所代表的儒学逐渐占据了中国思想的上风，孔孟鼓吹的“男女授受不亲”的准禁欲主义割断了男人与女人在社会、在公共场所的交往，那种在公共场所举行的大型的“乞巧”风俗活动被取消，到了明代以后，“乞巧”一般只限于在家族、家庭中的女眷中进行。沈榜《宛署杂记》中讲：
燕都女子，七日，以碗水暴日中，各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如椎，因以卜女之巧。
记录清代苏州风俗的《清嘉录·巧》中讲：
七夕前夕，以杯盛鸳鸯水，掬和露中庭天，明日出晒之，徐俟水膜生面，各拈小针投之使浮，因视水底针影之所似，以验智鲁，谓之“巧”。
在七夕前一天，将早就准备好的“天落水”（雨水）放到盆里，再放到太阳下曝晒，使水面上形成一层肉眼难测的膜，女人家依次将一枚“引线”（针）轻轻平放到水膜上，引线一时不会下沉，在日光的照耀下，浮在水面上的针在盒底留下影子，人们就根据影子的形状检验女人是否心灵手巧。北方叫作“丢巧针”，吴方言“丢”写作“”，音与“督”近，讲作“巧针”。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女红”被列为“三从四德”中之一德，是衡量和评判女子的道德标准之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是中国伦理、道德中的核心，可以列入“不孝”的行为举动是很多的，而没有后嗣就是最大的“不孝”；“母以子贵，子以母荣”，在家族中，母亲（娘家）的地位可以保证她的儿子的地位，儿子的发迹也足以保证母亲在家庭和家族中的地位，所以，母亲必须有儿子才能保证这支血亲绵延香火，母亲有出息的儿子才能确保自己在家族中的威信。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祈子”——祈求生儿育女始终是妇女风俗活动的核心内容。
《东京梦华录·七夕》以较大的篇幅记叙当时汴京（今开封）的七夕活动，说：
七月七夕，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玉翠，有一对直数千者，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又以黄蜡铸为凫、雁、鸳鸯、龟、鱼之类，彩画金镂，谓之“水上浮”。又以小板上傅土，旋种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态，谓之“谷板”；又以瓜雕刻成花样，谓之“花瓜”；又以油面糖蜜造为笑靥儿，谓之“果实”，花样奇巧百端，如捺香方胜之类，若买一斤，数内有一对被介胄者如门神之像，盖自来风流，不知其从，谓之“果实将军”；又以绿豆、小豆、小麦于瓷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蓝线缕束之，谓之“种生”，皆于街心彩幔帐设出络货卖……
这里提到的七夕风俗物品有“磨喝乐”、“水上浮”、“谷板”、“花瓜”、“将军果食”、“种生”等，这些物品均与当时的祈子风俗有关。
“磨喝乐”是梵文音译，又译作“摩罗儿”等，是《天龙八部》中的神之一。据《五百弟子本起经》中讲：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得道成佛后，因传说释迦不是在他母亲子宫里孕育成长，从产道里自然分娩的，而是从他母亲的腋下出来的，这使释迦多少有点不开心，为了证明佛是“宫生”的，佛的妻子耶输陀罗就拿了些“欢喜丸”给磨喝乐，并叫他把“欢喜丸”给佛的弟子，不久，他们的妻子都怀了孕，生了孩子，人们才真正相信佛也是“宫生”的，于是磨喝乐就成了佛教传说中的“送子罗汉”。七夕供“磨喝乐”的目的就是祈子。
树上长的果实叫作“果”，“果”的字形就是木上的果子；地上结的是“瓜”，“瓜”的字形就是藤类植物下悬一果实。瓜是攀藤植物结的果实，藤有“绵延”之义，而瓜内多籽，所以在古代，“瓜”往往与生殖有关，女子初次性交叫作“破瓜”，《诗经·大雅·绵》：“绵绵瓜瓞，民之初生”，“瓜瓞”喻子孙昌盛，当然，农历七月也是瓜熟蒂落之时，七月也称“瓜月”，“花瓜”也是一种祈子风俗。
“果食”一般指油煎的面制点心，如现在常见的麻花、油条、糖糕、麻球之类的油煎面制食品古代统称之为“果子”或“果实”。文中讲：“若买一斤，数内有一对被介胄者如门神之像……谓之‘将军果实’。”这种“果实”是称重论斤卖的，可见它的个体比较小（大的果应该是论只卖的），一斤有许多只，但每一斤之内一定有一对“被介胄者如门神之像”的“将军果实”，这“将军”也许就是俗称“牵牛星”的“将军星”，他与织女结合后生了一对男女，人们在以“将军果实”祭祀牛郎织女的同时，更希望从“将军”那里得一点仙气，使自己怀上儿子，儿子还长得有出息。七夕又称“巧夕”，这种果实就是后来的“巧果”，形制也发生变化，将和好的面切成一寸长、半寸宽的扁长方形，下油锅前二端作旋扭，出锅成型，就是一“同心结”。若干年前我去苏州东山旅游，在一条老街上吃面，见店主正在吃巧果。我感到有点奇怪，就问“你们面店也做巧果”，苏州老板娘回答道，“今朝是七月七了，大家要吃巧果格，做点巧果可以卖两钿。”出老街回旅馆时，一路上见许多人提着刚买来的巧果，七夕吃巧果在农村仍广为流行。
清代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在小序中讲：“杭（州）俗，七夕设时果祀双星，谓之‘巧果’，或以花俪之，为闺房韵事。”他写的词则云：
乞巧谁从贷聘钱，瓜花谷板献初筵。
阿侬乘得同心果，不为双星证夙缘。
《清嘉录·巧果》中也讲：
七夕前，市上已卖巧果，有以面白和糖，绾作结之形，油氽令脆者，俗呼为“结”。至时，或偕花果，陈香蜡于庭或露台之上，礼拜双星以乞巧。蔡云《吴觎》云：“几多女伴拜前庭，艳说银河驾鹊翎，巧果堆盘卿负腹，年年乞巧靳双星。”
“”即绳，“结”就是绳打的结，巧果的形状像绳结，名称又叫作“同心果”，我们在戏剧、影视中看到，在婚礼上，新郎和新娘各执一彩带，丝带的中间打一结，这就是寓意“喜结良缘”的“同心结”。所谓“阿侬乘得同心果，不为双星证夙缘”，真正的意思就是——“我今天用象征‘同心’的巧果来祭祀，并不是为牛郎织女的夙缘作证，而是希望自己能找到如意郎君”。
“乞巧”的本义是向织女星乞求女红之技巧，到了后来，人们希望从织女星中乞求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巧”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
牛郎星和织女星被银河相隔是天文上的事实，牛郎织女婚后的美满家庭被王母拆散，只有每年的七夕靠鹊桥在银河搭桥相会，这又是一个残酷而又动人的故事，夫妻分居，家庭拆散并不是件好事，所以，对“七夕”的凶吉另有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