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1期
“十月朝”的风俗活动
作者：薛理勇
底事江城里巷嚣，迎神不惮路迢迢。
清明谒墓中元暑，会里偏宜十月朝。
（作者原注：“三元祀坛，惟十月初一，行者与观者益盛。俗于是曰谓‘十月朝’。”）
作者讲的“三元”并不是中国通常的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三个月圆之日的“三元”，而是指上海风俗中很重要的清明、中元（七月十五）、十月朝（十月初一）三个节日，实际上也是上海人经常会提到的“三巡会”。
据记载，元代上海人钱鹤皋是吴越王钱的后人，“世居（上海）邑西南三十余里之于湖桥”，元朝末年，他被投诚元朝的张士诚引诱而投靠元政府，任行省右丞。朱元璋打败元政权，登基做了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后，多次派人希望钱鹤皋投降，但钱鹤皋仍以元朝大臣自居，与朱元璋对抗，最终被朱元璋的大将徐达生擒并押解南京。临刑时钱鹤皋扬言，即使死后仍将化作厉鬼继续与朱元璋作对。据说，钱鹤皋“临刑，白血喷注，明祖（朱元璋）异之。恐为厉，因令天下设坛，祭鹤皋等无祀鬼魂。”钱鹤皋被杀时，伤口里喷出来的血是白色的，朱元璋担心死后的钱鹤皋真的会化作厉鬼和他作对，于是颁令天下设坛祭祀钱鹤皋。钱鹤皋是上海人，所以上海祭祀钱鹤皋的活动更隆重和闹猛。上海祀厉鬼的活动一年举行三次，分别在清明、中元和十月朝，所以被叫做“三巡会”。
巡会由地方政府、地方社会团体、道教联合举办。这一天大家先在城隍庙集中，拜祭城隍后，将城隍老爷以及其下辖的“四司”——分别是高昌乡司、长人乡司、新江乡司、财帛司（明代上海县下辖高昌乡、长人乡和新江乡三个乡，高昌乡司相当于高昌乡的阴曹地府“乡政府”，财帛司相当于阴曹地府的“财政局”）老爷一起抬出庙门，放到专门的轿子上，然后沿方浜边上的小路出北门到厉坛，上海知县或推举出来的绅士读祭祀文，礼毕，再回到城隍庙。“三巡会”是上海最隆重和最具地方特点的宗教风俗活动。《沪城岁时衢歌》中讲：“清明谒墓中之暑，会里偏宜十月朝”，清明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祭祀祖先的节日，大家忙着上坟扫墓，而中元又是大伏天，出巡的人们难以经受烈日曝晒，祭祀用的食品容易变质，弄得不好，反而使活人吃坏肚子，于是“十月朝”就成了“三巡会”中最闹猛的巡会。
清末上海人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岁事》中讲：
十月开炉饼竞烧，年丰赛社闹笙箫。
前村旗影斜阳里，橘绿橙黄画景描。
（作者原注：“十月朝，开炉烧饼祀先，名‘炉节’。”）
王韬《瀛杂志》卷一中讲：“沪俗于十月朔日，开炉煮饼，献于家祠，故亦称‘炉节’。至于祭厉坛，祀祖考，则各处所同也。”从字里行间中可以领悟到，王韬认为把十月初一定为开炉做饼的“炉节”，似乎是上海地区独有的风俗。而这种风俗是何时，又是怎么会形成的，古人似乎并没作出解答。在农耕年代，商业和饮食业很不发达，上海也很少有专门生产和供应饼的作坊和店铺，家家户户每年的十月一日“开炉做饼”，一定是很喜庆和很热闹的。而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上海有了许多供应饼食的店，街头巷尾也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制饼摊点，饼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已失去了神秘的光彩，十月朝的“炉节”也早已消失了。
旧日农家十月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酿酒。十月酿酒的风俗起源很早。崔实的《四民月令》中讲：“十月上辛（即第一个辛日），命典馈清曲，酿冬酒，供腊祀。”中国的汉字构造很有意思，酒字原写作酉，金文作“”，像一只老酒，而“酋”则是像酿酒时冒出的热气，而“奠”的下面金文作“”，像一只祭台供桌，“奠”就是把酒放在供桌上，用于祭祀先人的意思，十月酿酒就是为冬日祭祖作准备的。十月酿酒还出自酿酒条件上的原因，米酒是通过曲和酒母使淀粉糖化和酒精发酵同时进行的，高温会影响和阻止麦曲活动，所以，酿酒必须在低温中进行，也即必须在20℃以下的低温中进行，所以在自然环境下，酿酒也只能冬日进行。
九十团尖膏满筐，老饕筵佐醋和姜。
无肠牵挂成和尚，蝴蝶双粘壁上僵。
这是清人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中叙述上海风俗的一首，作者原注：
案：蟹筐中有袋泥软壳，俗呼蟹和尚。螯内有片壳，白而透明，雄者较大。两片相合，粘贴壁上，俗呼蟹蝴蝶。又，蟹称无肠公子。
到了农历九月，雌蟹已经成熟，十月，雄蟹也成熟了，到了吃湖蟹的好季节，所以江南有“九雌十雄”之说。河蟹的尾部盖内有一袋状之物，实际上是蟹的“粪包”，会吃蟹的人将此“粪包”取下，再小心地翻转过来，它很像一打禅的和尚，称之“蟹和尚”。民间又传说，民间故事《白蛇传》中的法海和尚自己不能接近女色，所以对白娘子与许仙的婚姻十分妒忌，并由妒生恨，作法将白娘娘镇压在杭州的雷峰塔下。白娘娘与许仙生的儿子长大后，得知母亲的不幸遭遇，遂与法海斗法，法海被打败后鼠窜，一时找不到藏身之处，就变成蟹的“粪包”躲进蟹肚里。这当然只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不过要提醒读者，“蟹和尚”是蟹的排泄物，是千万吃不得的。
雄蟹的双螯很大，如将螯的半爿从螯里拉出来，再将从左右螯拉出来的半爿合在一起，很像一只飞翔的蝴蝶，上海人称之为“蟹蝴蝶”。古人无聊，吃蟹时将“蟹蝴蝶”粘到墙壁上，自以为风流，在现代人看来，把这玩意贴到墙上，总归有点“腻心八勒”格，所以当上海城市文明程度提高后，这“蟹蝴蝶”风俗也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