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期
“腊八”和“打野胡”
作者：薛理勇
《左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戎”则为战争。古代的中国被割裂成许许多多的侯国，侯国之间的战争不断，强国想用战争的手段掳掠、抢夺、吞并小国，而小国也只能以牙还牙，用战争的手段保卫祖国。祭祀则是宗教活动，人们希冀通过祭祀神灵、祖先来得到他们的庇护和保佑。十二月是年终之月，它表示旧的一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又将开始，所以，古人对腊月的祭祀特别重视而又顶真。
《礼记·郊特牲》中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这段文字表述得很清楚：天子在十二月有八种祭祀活动，叫做“蜡八”，而“蜡”的意思就是“索”，到了年终，天上地下的神灵鬼怪就要向人间索取祭祀的食品，同样，人间也希望通过祭祀向神灵鬼怪祈求庇护保佑。
而到了秦朝，人们不用“蜡”而用“”，《说文解字》中释：“腊，冬至后三戊祭百神。”后人对这段文字作补充说明：“腊，谓以田猎所得禽祭也，故曰‘腊祭’。”原来，古人把干肉叫做“腊”，而把狩猎而获得的“野味”叫做“”，用“”作祭品的祭祀被叫做“”或“祭”，而后来“”与“腊”可以通用，到了现代，“腊”又成了“”的简化字，“月”也被写作“腊月”，人们对“腊月”名称的由来也产生了异义。
古代“腊祭”的时间定为冬至后的第三个戊日，古人以天干记日，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轮回一周是10天，如冬至这一天正巧是戊日，第三个戊日即冬至后的第21天，如冬至这一天为“己日”，那么第三个戊日为冬至后的第30天，也就是“腊祭”是在冬至后的21天~30天内的某一天进行的。今年冬至的农历日期是十一月初三，第21～30天即农历的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初五之间，一般讲，“腊祭”的时间大多在十二月的上旬。
周朝的冬日祭祀叫做“蜡八”，而蜡、腊、的字形和发音十分相似，于是“蜡八”后多被讹作“腊八”，原来定于冬至后第三个戊日进行的“腊祭”也被讹作“腊八”而被固定在腊月初八，如《荆楚岁时记》中讲：“十二月初八日为腊日。”腊祭是汉代以前的皇家隆重的冬日祭祀活动，在汉代以后就逐渐衰落下来了，大概到了唐宋以后，这种风俗被方兴未艾的佛教利用而成了佛教节日——腊八节。
记录北宋风俗的《东京梦华录·十二月》中讲：初八日，街巷中有僧尼三五人作队念佛，以银、铜沙罗或好盆器，坐一金铜或木佛像，浸以香水，扬枝洒浴，排门教化。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腊日，寺院送面油与门徒，却入流教化上元灯油钱。
腊月八日的活动一部分与四月初八的“浴佛节”相似，而“腊八粥”又讲作“七宝味粥”应该是佛教利用了原来的“腊祭”风俗，并使它变成了佛教节日，僧人利用“腊八粥”推广佛教，拉拢与世俗的情感，并由此从施主那里得到“上元灯油钱”。后人作《腊八粥》诗云：
腊月八日粥，传自梵王国。
七宝美调和，五味香糁入。
用以供伊蒲，藉之作功德。
僧尼多好事，踵事增华饰。
此风未汰除，歉岁尚沿袭。
……
显然，这位仁兄对佛教的腊八粥持反对的态度。而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则云：
双弓学得僧厨法，瓦钵分盛和蔗糖。
莫笑今年榛栗少，记曾画粥断齑来。
“画粥断齑”说的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故事，拙作《“腌鸡”原来是“腌齑”》一文中有介绍。显然，这位作者对腊八粥持赞同的态度。
清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岁时》中讲：
庵寺僧徒日打斋，粥分腊八按门排。
干菱炒栗兼兜凑，更有庵尼送满街。
（作者原注：
十二月八日，各寺僧设豆糜、杂糜、菱、栗于中，名“腊八粥”。女尼以秫煮熟风干，入釜爆之，大倍于粒，名“兜榛”，以馈檀施。）
上海的腊八风俗与其他地方大同小异，但上海的尼姑庵还用“秫”（即一种黏性较强的高粱，但从其他著录综合分析，这里的“秫”应该是“珍珠米”，也即玉米粒）煮熟风干，再入锅中，翻炒，使米粒膨胀，实际上就相当于后来的“爆玉米花”或“哈力克”，这种食品被叫做“兜凑”，尼姑们把“兜凑”馈赠给施主，保佑他们平安吉祥。至于这“兜凑”是什么意思，确实没见人解释过。
腊月的另一重要风俗活动就是“打野胡”，这种风俗也被叫做“跳灶王”、“跳钟馗”、“跳加官”等名。
据记载，上古时代的颛顼氏的3个儿子被疫病夺走了生命，他们死后就变成了厉鬼，就是人们讲的冤魂野鬼，他们到处流窜作案，躲藏到百姓的家中，专干惊吓小孩的勾当。小孩被厉鬼缠身，轻则失魂落魄，魂不附体；重则一病不起，一命呜呼。于是民间产生和流传着形形色色的驱逐厉鬼的风俗活动。据《周礼·方相氏》中记，方相氏就是驱逐厉鬼的专门家，每年腊月是厉鬼出没的旺季，方相氏就头戴野鸡毛，面蒙野兽皮，一边跳一边唱，厉鬼就会闻风丧胆、疲于奔命。到了汉代，这种风俗风行全国，叫做“驱傩”、“打傩”等，后来不少地方的“驱傩”演变成地方戏曲的表演形式，叫做“傩戏”。傩戏大多保持方相氏的头戴野鸡毛，面蒙兽皮的形式，现在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中保存的蒙面舞，汉族地方戏中的脸谱，都是古代傩戏的孑遗。
汉代的驱傩一般由地方官吏或宗族组织，从富家子弟中挑选10到12岁儿童百人，让他们头裹红巾，身着黑衣，面蒙各种面具，沿街列队打傩；到了南北朝，驱傩的形式稍有变化，有的地方仍使用假面具，有的地方则以颜料涂脸，把驱傩者打扮成金刚模样，傩戏也被叫做“野云戏”，如《梁书》中讲：“傩，谓之‘野云’。”而到了宋代，驱傩又被乞丐们利用而成为一种乞讨的手段和方法，名称也被叫做“野胡戏”。
南宋《梦梁录》中讲：
腊日，街市即有丐者三五人为一队，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形，敲锣击鼓，沿门乞钱，呼为“打野胡”。
宋代是中国城镇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城镇的发展也给流民、乞丐提供了栖息、生存的空间，驱厉鬼的“野云戏”被流丐利用而成为乞讨为目的的“打野胡”后，形式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且愈演愈烈。乞丐们不可能为行乞而备一套假面具，他们也不会出钱去买油彩为自己脸上抹彩，于是，他们就用随处可以弄到的锅灰往脸上一抹，打扮成神鬼模样，投身于“打野胡”的行列。明清时期，腊月流丐“打野胡”之风盛行全国。一进腊月，满脸锅灰的流丐们成群结队在街上流动，他们从东村跳到西村，从东家窜到西家，从腊月初一跳到除夕之夜，因为“打野胡”者多为流丐儿童，他们又是为人驱灾，祈祷平安的，所以所到之家，人们已备了几个小钱相赠，但是“打野胡”活动长达一个月，流丐们又以此为乞讨手段，这就成了扰民的活动了。乞丐“打野胡”，最开心的是小孩，每当“打野胡”的队伍过来，他们就会夹道相迎，尾随其后，群情雀跃，齐声大呼——“野胡脸来了！野胡脸来了！”今天，江南一带把戏剧脸谱叫做“野胡脸”，把小孩不干净的脸也叫做“野胡脸”，如家长训斥顽皮的孩子道：“侬钻到啥地方去了，看侬只面孔像‘野胡脸’一样，快点去汰汰清爽！”
清代，“打野胡”也被讲作“跳灶王”、“跳钟馗”、“跳加官”等名。如《清嘉录》卷十二中讲：
（腊）月朔，乞儿三五人为一队，扮灶公、灶婆，各执竹枝噪于门庭以乞钱，至二十四（二十四是祭灶日），谓之“跳灶王”。
丐者衣坏甲胄，装钟馗，沿门跳舞以逐鬼，亦（腊）月朔始，届除夕而止，谓之“跳钟馗”。
旧时上海“打野胡”之风也很盛。《松江府志》讲：“十二月朔日，滩于街市，饰为鬼神，揭打竹枝，鸣锣跃舞，至二十四日止。”王泰先《瀛州竹枝词》（瀛州是崇明的别名）中讲：
腊月祀神最有名，灶前一碟胶牙糖。
乞流涂面沿街跳，若个仰天不绝缨。
“打野胡”毕竟是农耕年代产生的风俗，近代以后，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种风俗不利于城市治安而首先在上海消失，解放初，“打野胡”风俗也逐渐在郊区消失，只有上了年岁的老人，还依稀记得“打野胡”的闹热景象。不过到了80年代后，进入腊月之后，就有一些来自河南、河北、安徽的流民，三二人结成一伙，手持胡琴、锣鼓等乐器，在私人开的饭店、商店，“咪哩吗啦”地演上一曲，立即伸手要钱，店主为了做生意，很不情愿地支付几个小钱作打发，这也是旧时“打野胡”之遗风。
“野胡脸”是肮脏的脸，“打野胡”是流丐之戏，当然是蹩脚的戏，于是在吴方言中，“野胡”就被引申而指差的、蹩脚的，“野胡货”就是蹩脚货。旧时上海流传一童谣——“野野胡，皮老虎，小东门、十六铺……”这“皮老虎”是一种儿童玩具，一边是石膏做的老虎头，用牛皮纸做成如手风琴那样的风箱，收束风箱就会发出“呼呼”的响声。不过，“皮老虎”的质量很差，多拉几次就坏了，故有“野野胡，皮老虎”之谚。
我们童时白相一种“打弹子”游戏，这“弹子”是一种玻璃弹子，一种好的弹子里嵌有如西瓜瓣的花，叫做“西瓜弹”，而差的弹子只是一粒透明的弹子，或乳白色的弹子，我们就叫作“野胡弹”，一粒“西瓜弹”可以调2粒以上的“野胡弹”。旧时患眼病的人很多，有一种眼病会使“黑眼乌珠”上蒙上一层白，上海人叫做“洋白眼”，“洋白眼”确实有点像一粒“野胡弹”，于是上海人就把“洋白眼”患者叫做“野胡弹”。患“洋白眼”者视力很差，看不清事物的面貌和本质，上海人训斥某人为“野胡弹”，意即不懂装懂，勿识货、不知好坏；而指责他人是“装野胡弹”，则可以理解为：佯装什么也没看见，或什么也不知道而不参与他人的活动，不发表意见。调一种说法，就是——“装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