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0期

秋日的风情

作者:薛理勇




  在《食品与生活》中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岁时风俗的文章,于是也“老生常谈”到中国古代术数对岁时节日所起的作用。中国古代的术数把一、三、五、七、九奇数称之“阳数”,二、四、六、八偶数称之“阴数”,而“九”之数又是“阳”之极,九月九日则是月逢阳和日逢阳,古人称之“重阳”,即两个阳重叠的意思。重阳有节,就叫做“重阳节”。
  重阳节的主要风俗活动是登高、吃重阳糕,这在以前的文章中作了介绍,今略。现在介绍重阳以及秋日的其他风俗活动。
  清代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岁时》:
  秋来风雨满江城,难得重阳放晴天。
  晴届十三人快活,不愁雨雪一冬盈。
  今人难以理解这首词在讲什么,好在作者有一段注解:
  潘老句:“满城风雨近重阳。”谚云:“重阳无雨一冬晴”,又云:“重阳无雨看十三”,是日晴,冬无雨雪。
  大意是讲,重阳日以及九月十三那天天气晴好,那么,这一年的冬天天气也会以晴天为主。古代的许多气象谚语有多少可靠性,那只有“天晓得”了。
  不仅上海有这样的谚语,江南许多地方流传相似的谚语,而流传最广的就是“夏至有风三伏热,重阳无雨一冬晴”。不过,后来有人读到明朝马大壮《天都载》中的一段文字:
  钦天监柱联作:“夏至酉逢三伏热,重阳戊遇一冬晴”,吴人谓“有风”、“无雨”,当是“酉逢”、“戊遇”之误。
  “钦天监”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气象局,是观察天象、修订历法的机构。钦天监的柱联就有:夏至那天如是“酉”日,这一年的三伏天一定会热得要命,而重阳那天是“戊”日,这一年的冬天一定是以晴好为主。所以,民间流传的“夏至有风三伏热,重阳无雨一冬晴”是钦天监对联“夏至酉逢三伏热,重阳戊遇一冬晴”的误解。古代的农谚大多是“经验主义”的产物,而且适用的地域很小,至今人们仍无法知道,是农谚误解了对联,还是对联曲解了农谚。不过,九月初九已进入深秋,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即使还能活动的蚊子也显得有气无力,再也吸不动血,于是民谚有:“九月九,蚊虫叮石臼”之说。
  农历九月十三那天也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如果这一天是晴好天气,预兆接下来的冬天也以晴好天气为主。现代人的避风挡雨器具品种很多,而古人主要使用斗笠、蓑衣和钉靴。钉靴就是下雨天穿的雨鞋,古代钉鞋一般用兽皮或帆布制作。农村或小城镇逢到雨天,道路泥泞,行人很容易滑倒,所以,雨鞋的底部设计了犹如今天赛跑、足球运动员穿的“钉鞋”的“钉”,所以被叫做“钉靴”。人们希望九月十三日那天是晴好天气,因为只有雨天才会去穿钉靴,而钉靴挂在墙角上,这一天肯定是晴天。最初,人们在九月十三日祭拜挂在墙角上的钉靴,以此来祈祷天晴,久而久之,九月十三日就成了“钉靴生日”。江南农谚有“九月十三晴,钉靴挂断绳”,“九月十三晴,不用盖稻亭”之说。
  清代上海人杨光辅(字徵南,号心香)著《淞南乐府》是一部以乐府形式唱咏上海风俗的著作。“淞”即吴淞江的简称,历史上的吴淞江是太湖流域最大的河流,原来的上海县位于吴淞江下游的南岸,所以“淞南”也是古代上海的别名。其中一首讲:
  淞南好,秋兴接冬春。上沙盆窝蟋蟀,斗圈锦袋出鹌鹑,赌面赌黄金。
  作者有一段注:
  善养蟋蟀者,用沙泥填盆底。斗器以竹为主,上施细栅,故入斗场曰“上”。鹌鹑斗竹圈内,称其惯胜者曰“斗过几圈”。
  《清嘉录·秋兴》中释:“白露前后,驯养蟋蟀以为赌斗之乐,谓之‘秋兴’,俗名‘斗赚绩’。”
  养过赚绩(蟋蟀)的朋友应该还记得,旧时好一点的赚绩盆——将军盆的盆盖上刻有字,最常见的就是“秋兴”。白露(一般在公历的9月8日)是蟋蟀已成熟的季节,白露前后也是斗赚绩的好辰光。《淞南乐府》中使用的“”是一个冷僻字,《说文解字》在解析“册”字时讲:册是一个象形文字,就是像古代的竹简典册,“像其扎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他又讲“,古文册,从竹”,意思是:册的古文有“竹字头”,写作“”。到了后来,又有了竹编之物的意义,如旧时上海大庭院的住宅外墙有竹编的“戗篱笆”,“”又同栅,沪方言音近“山”。
  旧时养赚绩使用泥制的赚绩盆,捉赚绩或携带赚绩外出,一般将赚绩装入一种锯竹为之的“竹竿洞”里,而斗赚绩则使用一种叫作“斗”或“格”的专用器具。格的形状是一只扁平的长方形盒子,有点像旧时学生使用的木质铅笔盒子。盒子的五面是用木板(通常使用榉木或红木之类的硬木),上面则是用劈细磨光的细竹制成“栅”状,人眼可以透过“栅”看到盒里的蟋蟀,而蟋蟀无法从“栅”里逃出来。盒子的中间设计一闸门,两端各设有一小孔,并设计有闸关。斗蟋蟀时,将两只蟋蟀分别从两端的小孔放入,关上闸门,蟋蟀就无法从斗里逃出来;开斗时,打开中间的闸,两只蟋蟀相遇就斗起来了。《淞南乐府》讲:“故入斗场曰‘上’。”把蟋蟀放进斗,准备上战场格斗叫做“上”。蟋蟀在斗中斗比在盆里斗要残酷得多,有的斗设计得扁而狭长,被斗败的蟋蟀连转身逃跑的余地也没有,以致在格斗中被对方活活咬伤、咬死。“上”在沪语中有被迫上“斗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的意思,而如今上海人把唆使、诱骗、强迫他人去做他不该做、不愿做的事讲做“挑伊上山”,这“上山”即“上”之讹。
  到了霜降(一般在公历10月24日)后,人们又开始玩起了鹌鹑。
  鹌鹑是一种鸡形目雉科小鸟,样子很像小鸡。不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讲:“鹌与鹑两物也,形状相似,俱黑色,但无斑者为鹌,今人总以鹌鹑名之。”认为鹌和鹑是两种外形十分相似的鸟,不知现代的动物分类专家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野生的鹌鹑经人工驯养后善于格斗,北方的斗鹌鹑之风盛于南方。养鹌鹑的人会做一只略大于鹌鹑的锦袋,外出时就把鹌鹑放入锦袋里,就如《乐府》中所讲的“斗圈锦袋出鹌鹑”。
  《清嘉录·斗鹌鹑》中讲:
  霜降后,斗鹌鹑角胜。标头一如斗蟋蟀之制,以十枝花为一盆,负则纳钱一贯二百;若胜则主家什二而取。每斗一次,谓之一圈。斗必昏夜,至是畜养之徒,缯作袋,严寒则或有用皮套,把于袖中,以为消遣。
  霜降以后,斗鹌鹑的活动逐渐热闹起来。斗鹌鹑一般有几个固定的场所,鹌鹑的主人带着自己的鹌鹑集中到这里,店主充当公证人的角色。经公证人确认后,把双方的鹌鹑放入笼中格斗,一次格斗的输赢为“一贯二百”,而公证人抽取20%(即“主家什二而取”)。一只善斗的鹌鹑可以连续作战,斗败几只鹌鹑,每胜一次就叫作“斗过一圈”,连胜五次则讲作“斗过五圈”。
  古时,银两和铜钱并用,清道光年间,一两银子相当于1500文(一贯即1000文)。当时,一个农夫一年的收入大概只有2~3两银子,而斗鹌鹑一次的赌资就是1200文,赌面确实是很大的,难怪《淞南乐府》讲:“赌面赌黄金。”
  上海斗鹌鹑的习俗,不知是何时消失的。如今,鹌鹑已被人工驯化和养殖,上海的任何一个菜市场都能看到供食用的鹌鹑和鹌鹑蛋,如今的上海人也许永远不会知道,鹌鹑是一种十分善于格斗的禽类。
  九月深秋,许多人还有一种“秋兴”,那就是养“叫哥哥”。一本叫《瓶花斋集》的书中讲:
  有一种似蚱蜢而身肥者,京师人呼为“蝈蝈儿”,南人谓之“叫哥哥”,喜捕养之。食丝瓜花及瓜练,音声与促织相似,而清越过之,露下凄声彻夜,酸楚异常,俗耳为之一清。
  我读过一首《咏叫哥哥》诗:
  少小怜为客,关山万里过。
  樊笼日我素,口舌让人多。
  北望空回首,南音孰倚歌。
  世途行不得,何苦叫哥哥。
  叫哥哥主要产于安徽、山东一带的丘陵地带,当地人捉到后放进一种薄竹片编的小笼子里,商贩收购后贩运到城市里。这似乎也是一种产业,乡人借此赚一点小钱,而城里人则得到一份享受。还有一首题为《咏蝈蝈消窗寒》的词写得更生动,更有情趣:
  络纬蹄残,凉秋已到。豆棚瓜架,声声慢诉,似诉夜来寒乍。挂筠笼晚风一丝,水天儿女同闲话。算来应输与,金盆蟋蟀,枕函清夜。
  窗罅见低亚,簇几叶瓜华。露亭水榭,葫芦样小,若个探怀甚讶。笑虫虫自解呼名,物微不用添《尔雅》,便蛇医分与丹砂,总露蝉同哑。
  如今的上海,养叫哥哥的人也不少,不过,也许没有人能从叫哥哥的叫声中领悟出“挂筠笼晚风一丝,水天儿女同闲话”的意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