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第2期

观其所藏 知其所养

作者:尧 人




  在上世纪60年代前的高级干部中,有一批喜欢收藏者,田家英是其中成就突出的一位。他的学问、人品、天赋都为时人所敬佩。这里,我们撷取他收藏实践中的一些片断,作一介绍,以使有此雅趣的同好能了解斯人,以为楷模。
  爱书爱字不爱名
  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而且是政治秘书,直接参与许多政治决策,地位不可谓不显赫,许多人会艳羡至极,但他对于这个能够青云直上、飞黄腾达的位置却并不以为奇位可居而热衷于仕途攀缘。即使是在春风得意、恩宠有加的时候,他依然痴心不改,专注于从小养成的酷爱读书的习惯和收藏的雅兴,始终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书生”,并以作为一个书生为荣。毛泽东对田家英热爱读书的精神和过目成诵的才气十分欣赏,曾戏言田家英将来的墓碑上刻以“读书人之墓”最为传神。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也受到不小的冲击。会后,他特意嘱托友人为他镌刻了一枚“京兆书生”印章,并在边款上刻了他的一首诗:“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这首诗,并不是他政治上失意时一时怅惘无奈心情的流露,而是他早就萦绕心中的志向的抒发,是他生命的主旋律。
  假日暇时泡书摊
  身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工作是十分繁忙的。所幸毛泽东也是个书迷,喜欢读书,也乐于收藏书。田家英一方面担负为毛泽东购置个人图书的任务,一方面就同时兼顾自己的收藏。
  田家英收藏,以假日暇时为多。
  解放之初,北京城内专卖古旧书籍的店铺很多,如西单、东单、前门、隆福寺、东安市场都有不少,琉璃厂一带就更为集中。
  建国后的短短几年里,他就从旧书摊中购买了《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万有文库》、《中国近代史丛书》等一些珍贵的图书。这些书每套都卷帙浩繁,一处是不会有完整的,需跑好多书店、书摊,一本本凑才能配齐,化费的时间和精力可想而知。
  不求泛泛讲专注
  田家英同友人交流收藏心得时经常说:“搞学问要有专长,收集这类东西也要随学问而有所专注。”
  田家英的收藏范围很广,但有重点。这个重点就是清代学者墨迹。
  他的这个念头生于在延安马列学院任近代史教员的时候。那时,他想撰写一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新的《清代通史》,但由于工作繁忙,只好将这个宏愿搁在了一边。
  建国后,条件具备了,他的夙愿有可能付诸实行了。他便利用业余时间一点一点购买清史方面的书籍,并分门别类地收集清代学者的墨迹,有条幅、楹联、手卷、册页、手稿、书札等。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到1966年上半年,他共收藏了这方面的文物1500件,其中不少是研究这段历史的珍贵资料。如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义和团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史料,也有文字狱、评点《红楼梦》的史料,都是十分难得的。
  他为什么把重点放在清人的字上?除上面这个原因外,还因为他认为“书法是难得的艺术。”另外,他还认为,年代较近的清代人的字,“倘不及早收集,不少作者的作品便有散失、泯灭的危险。”所以,收藏就是为了保存、抢救这些民族珍宝。
  互通有无增友谊
  收藏,是一种高雅的兴趣;喜爱收藏的人,必有高尚的人品(以文物古董赚钱谋利者不在此列)。所以,这些人交友决不会格调低下,世俗萎琐。田家英喜爱收藏,他就交了许多这方面的朋友。收藏一件有价值的物品是不容易的,但朋友之间,互通有无,则是他们之间的一件乐事。
  在田家英的藏品中,《朱彝尊行书卷》(又名《经义考》)是很重要的一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每逢同好来访,他必拿出此件一同观赏。田家英的朋友谷牧曾多次观看这件藏品,对他的执着精神十分钦佩。不久,谷牧收藏到王渔洋为宋牧仲写的诗卷一件,兴奋之余,想到了田的《经义考》,便立即写信告诉了田,将这件珍品送给了他,使田的《经义考》有了“姊妹卷”。
  田家英当年的好友凡遇到清人字条,首先想到的是田家英,问问他那里有没有,要不要。藏友姚洛送给田家英一幅宋湘书写的中堂,田家英观赏时连声称赞其内容有趣,字也写得好,兴奋之情如同幼童。
  解放之初,大家收入都很低,没有多少财力收购藏晶。但一旦自己的藏品受到朋友喜欢,也会忍痛割爱。有一年,田家英到东北局,在此工作的柴树藩邀他到家中作客,在叙谈中便拿出了自己新近购买的《唐宋元明清画册》请田家英欣赏。柴看田十分喜欢,便把这件他用一千斤小米买的藏品欣然送给了田家英(此后这件藏品又转给了毛泽东,以供主席公务之余欣赏,调剂生活,消除疲劳)。
  田家英也是这样。有几次,他寻到龚自珍、谭嗣同的墨迹,便特意拿到故宫漱芳斋,请王冶秋、夏衍、李一氓等人观摩。田家英在逛地摊时,逢到好友姓氏的元押印,诸如“方”姓、“侯”姓等,他总是买下来,并打趣地说:这枚“方”姓,应归还上海方行,这枚“侯”姓,也该是昆明侯方岳的。
  融会贯通古为今
  田家英经过十几年的收藏实践,悉心钻研,在清代学者墨迹的鉴赏方面成为行内一致首肯的专家,同时他对清代历史,特别是清代学术史,更是烂熟于心,对文人雅士的大量典故了如指掌。
  他收集文物,研究文物,也随时将文物中发现的有价值的东西用到工作和研究中去,使之为现实服务。
  他在书摊中收集到马叙伦所著《石屋余》一书,细读以后,才知道蒋介石召集会议研究“清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作会议记录的就是马叙伦,从书中了解了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蒋介石的罪行材料。
   他看班固的《贾谊传》,以为《治安策》中历陈的弊端,与中国当时状况有许多相似之处。他赞同1954年中央撤消六大中央局的建制,不赞同后来又形成的六大协作区,也有以史为鉴的内容。
  毛泽东读书写作时,经常要让田家英查找历史人物的年代或古诗词的出处。以毛泽东的博闻强识,他记不住的史料都是比较僻冷的,但由于田家英广识博学,所以每次都能很快完成任务。如1964年12月,毛泽东读《五代史》时,想起早年读过的一首诗《三垂冈》,记不起作者的名字,请田家英帮助查出。田家英很快告诉毛泽东,该诗是清代诗人严遂所做。许多人感到十分惊异。其实你只要知道田家英不但对清代的著名诗人很熟悉,而且对许多次要作者也很了解,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田家英英年早逝,确是一大损失。如果说他能假以天年,一定会在许多方面做出更为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