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第9期
书缘
作者：云 帆
我的家乡在黄土高原、中条山下的一个山村。父母都是农民，一年四季脸朝黄土背朝天，春种秋收，由于孩子多，辛苦一年，不但从生产队分不下什么“红”，还要欠队里的钱。家里的油盐酱醋，主要是靠“鸡屁股银行”。一家人花钱的地方很多，父母经常是身五分文。
我很小的时候就爱读书，但家里只有一本不知父亲何时买下的《四角号码词典》。这本纸张已发黄、破损的旧词典是我除了课本以外唯一能接触到的书。每当做完作业，我就翻开这本词典，认真地读起来。在词典中，我认识了许多生字，还知道了许多事情。那上面的许多词条的注释，我都觉得十分新鲜，读的津津有味，有的还抄在了我用白粉连纸订的小本子上，也算是一种精神食粮吧。
我十岁的时候，一天，看到两个年龄大的同学在交换一本包着书皮的厚书。我问其中一位同学，才知道那是一本小说，叫《吕梁英雄传》。我第一次听说“小说”这个词，而且书那么厚，一定很好看。我说我也想看看，他说，书是别人的，能不能借来，还不知道，他试试看。
过了两天，这位同学说，拿书的另一位同学说，书也不是他的，想看的人有好几个，他可以借给我看，但只给两天时间，到时一定要还。
我一听，高兴得快跳起来，连说行行。他把书交给我时，再三叮嘱我到时一定要还。
拿到书后，我立即看起来。我以往从来没看过小说，而且是写打仗的，真是如痴如醉，看得人了迷。只要做完作业，干完父母交代的家务，我就赶快翻开书看起来。上学时也把它装在书包里，课间休息时赶快看一段，就连放学回家的路上也要连走边看。
两天后，书看完了，我的心还一直沉浸在书中的许多生动情节中。那天上午下了一场大雨，我放学回家时，带着那本书，准备下午就还给那位同学。
放学时，路上泥泞，我的脚上沾了不少泥。巷口有个池塘，我便把一顶旧草帽和那本书放在池塘边，洗起脚来。洗完脚，几个同学一打闹，我就忘了拿书和草帽。回到家，我心中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事的，仔细一想，才想起下午要还书。书在哪里呢?我翻书包，没有。在家里找，没找到。想来想去，就是放学时在池塘洗过脚，便赶快往池塘跑，那里已空无一物；我一个个找一块洗过脚的同学，他们都说没看到过。我头嗡地大了：书肯定丢了，这可怎么办?
这样的事绝对不能给父母讲。如果有人拾到了，还给了我，这事不是就没有了。我等待着。
但是，奇迹并没有出现。第二天，那位同学找到我家，要我还书。父亲问我：“你借人家书了?”我嗯了一声。父亲说：“快给人家还了。”我嗫嚅着说：“丢了。”
《吕梁英雄传》当时的定价是1元多。现在会认为这是个小数字，那时可是个大数字。父亲一听，立时变了脸，抡起大手，就在我头上打了一巴掌。我哇地一声哭了，抱起头就跑。
当然，这一巴掌，只是给我捎个信，这件事并没有完，以后还免不了一顿打。当然，我知道，这顿打是自找的。
打过了，责骂过了以后，我听说，父亲同那个同学商量的结果是，书不是新书，要赔也不能赔原价，双方达成的协议是赔一元钱。这一元钱从哪里来呢?晚上，我躺在炕上，睡不着觉，听父母在商议。父母说，卖家里东西吧，也没有什么值钱东西了。有一条枣木凳子，倒是光光滑滑的，或许能卖几个钱，但孩子上学还要坐。卖了，上课坐什么!母亲说，堰南的养猪场收购苦菜，让孩子和我去挖苦菜，换点钱还给人家。
没几天就放假了。每天上午我和弟弟同母亲参加生产队劳动，中午收工后，别人回家做饭去了，母亲带着我俩又冒着骄阳到5里远的北滩去挖苦菜。三伏天，多热呵，我们三人个个汗流浃背，等三个筐的野菜都压得磁磁实实的，才挎着回家。回家后，母亲做饭，我和弟弟把苦菜摊开，让太阳晒。吃完饭，生产队的钟声就响了，我们一家又赶快去上工，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说是养猪场收购苦菜，其实人家并不给你钱，而是给你点粉条。每当苦菜晒干后，父亲就借别人的自行车把干苦菜驮到七八里外的养猪场，带一些粉条回来，到有集的日子，再把粉条卖掉。一个暑假下来，我们挖苦莱换来的粉条卖了几元钱，才把人家的书钱还了。
《吕梁英雄传》给我和一家带来这么大的压力和这么多辛劳，但她使我知道了有小说这么一种文体，而且小说十分吸引人看。我在挖苦菜时，在地里干活时，在烈日下，心中渐渐萌生这么一个意愿：我长大以后，也要写小说，写更为生动的小说，让更多的人看我的小说。
此后，我同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论是上学还是参加工作后，只要有点钱，我就买小说看。在我的启蒙老师的影响下，我买了许多中外名著看，小说成了我小小行囊中的主要财产。
以后，由于环境的限制，我并未成为作家，而是走上了记者的道路。但是，我永远都记着，同《吕梁英雄传》的缘份，是我走向记者之路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