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5期
站在伟人身后的卓琳
作者：余 玮 石 研
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拥抱着，并肩矗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着双龙树的树干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相识相爱在延安的金秋
１９３９年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玩。有时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但我不知道。他找到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伴，让她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伴和我谈了两次，我都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就这样，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１２９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女大学生。据卓琳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而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自我介绍的有关情况后，觉得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２３岁了，算了，就凑合吧。”
不久，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他们俩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结婚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在婚后的日子里，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沉默寡言的邓小平，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从“名绅千金”到共产党人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也同样充满曲折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于是，刚刚四五岁的她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和广州，千里寻父。她小时候从周围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人世间女性的种种遭遇，小小心灵常常萌发出反抗意识。
１９３１年，卓琳从云南几经辗转来到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１９３５年，一二·一六运动中，１９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加入抗议洪流，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使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期间，她积极参加了大学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经乔装改扮的卓琳，躲过日本鬼子凶神恶煞般的视线，逃出北平，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次年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
特殊时期共享“特殊待遇”
１９５２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孩子们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从没想过从政参政，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尽心尽力地做着自己认定的份内的工作。她从不给他添乱、惹是非。卓琳就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在邓小平背后奉献着。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风雨飘摇与境遇沉浮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依相伴的妻子儿女。１９６６年，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个时候，有不少人想的是划清界限，而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那时我相信他没有错，当然失误可能是有的，但不会有错误，更不会有大的错误。”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经过战争磨练的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战。那时，邓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早年在法国留学时就干过。然而，那时邓小平毕竟已是将近７０岁的老人了。卓琳在厂里干的活是折线圈，可以坐着干。看到邓小平劳动很累，卓琳就要给他搬个椅子坐坐，邓小平却说，一旦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
工资全部停发，改发很少量的生活费，生活颇为拮据。于是，邓小平夫妇开垦出了一块地，种些菜什么的。“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辣椒之类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总是照顾我。”他们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互相体贴。不出几个月，菜地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青葱翠绿，南瓜也开出了金黄色的花，蜜蜂在花的周围来回飞舞。夫妇俩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和的，两人默契地应对着外界变幻的风云。
家庭内的“中心”与“核心”
邓榕说：“我们的妈妈，不仅在生活上照料我们，在思想上，乃至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对我们的影响力都是非同寻常的。”卓琳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她的三个子女也都相继选择了物理这门专业，而且考上的也都是北大物理系。这一点，可以看出，在潜移默化中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力之大。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而邓小平是“核心”。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执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爱喝比较贵的龙井茶，也爱抽点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花钱。每天上午下午，她各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完后，她自己接着喝剩下的茶根。夫妇俩心心相印，患难与共，几十年来从没红过脸。
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同他们在一块备感天伦之乐的温馨。邓小平平常没什么话说，但跟孩子可有话说了，逗呀、抱呀。在邓小平晚年时，卓琳“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要亲爷爷，要到爷爷面前坐一坐。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老爷子。“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他有事则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没事时就跟他们玩，或分发给他们一些巧克力。”在孩子们中间，邓小平既亲切又威严，他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孩子们。
如今，卓琳在儿女和孙辈们的簇拥下安享幸福的晚年。每天早饭后，卓琳要听上一会儿京戏，这是她一生的爱好。邓小平生前关心和爱护高雅的国粹艺术，支持“十足的戏迷”卓琳看戏。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很多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自己不但订阅了《红楼梦研究》，还多次为“红学”研究捐款。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近些年来，卓琳还在设法为家乡做点事情，曾多次为云南宣威的“希望工程”捐款。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然而，如果没有卓琳对邓小平在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理解，没有卓琳给予邓小平的莫大的支持与关爱，无法想象邓小平的历史是否会像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