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4期
礼乐教化，和谐之道
作者：邵 杰
彭林（以下简称彭）：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人为本。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首先就是让每个人“和谐”。也就是说，“人和”是和谐社会诸多支点之中最根本的一个支点，要让每个人内心平和，从容自若。只有每个个体都是和谐的，文明的，才会有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
记：但是，现在很多理论都似乎认为，没有像公正、财富均衡这些客观事物的和谐，就很难达到真正的和谐。而这些也正是造成如浮躁、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原因。
彭：这种说法不完全对，公平、财富这些东西总是很难让人人都满意的。因为人的需求在不断提高，在不能实现绝对公平的时候，即使相对公平，也会出现不和谐，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标本兼治，要从根本上入手。
记：那什么是“根本”呢？
彭：以往，我们一提到人类文明，就会想到要拿人跟动物比，文明程度的高低，表现在人与动物的区别有多大。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与动物的区别其实就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区别是什么？是人懂得控制自己的情感和欲望，不会像动物一样“随心所欲”。那么，人的理性是由何而来的呢？儒家的礼乐教化之道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应该说，中华几千年文明，正是由于礼和乐让人告别愚昧，走向文明，让人成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记：说到这里，我似乎感到礼、乐这两个字真正的内涵不像现在人们所能理解的那么简单。您能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礼，什么是乐吗？
彭：现在许多人对礼的理解就是束缚人、让人不自由的东西，其实不是这样，恰恰相反，礼是根据人的性情制定的，《礼记》说“礼缘情而作”，是相当人性化的。先秦的儒家认为，大禹治水为什么能成功？是因为他尊重“水之道”；秦人的先祖造父马养得非常好，是因为他尊重“马之道”；周人的始祖后稷，地种得非常好，是因为他尊重“地之道”。所以说万物“莫不有道”。同样的道理，治理人民，就一定要尊重“人之道”。人之道就是人性，就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人一生下来就有的一种人性。那么，要想让人和顺、和谐，为政者就一定要尊重、顺应人的这种天赋之“性”。人性在外物的感应下，会做出喜、怒、哀、乐等反应，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情”。人的性情有天然的弱点，一般很难自发地达到“道”的要求，往往不是太过，就是达不到。人性的偏颇，尤其是其中的贪婪、残暴、嫉妒等等毛病，是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因而需要用一种行为规范来教育和引导，这就是“礼”。先秦儒家将礼的意义归纳为“始者近情，终者近义”，意思是说，礼是从人的性情出发的，但目的是要将它引导到“义”的境地上去。在古汉语中，“义”是适宜的意思，也就是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
记：人的行为可以用礼来规范，那么人心怎么约束呢？
彭：人是情感的动物，而最能打动人心的是音乐，它可以使你欢乐、哀伤、激动、愤怒等等。所以儒家倡导用纯正、典雅而富有教育意义的音乐来做教化的工具，让人在这样的音乐中陶冶性情、变化气质。
礼与乐两者，乐是高于礼的，《礼记》说：“乐由天作，礼以地制。”“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意思是说，好的音乐可以让天地和谐，而礼可以让万物有序而不乱。《礼记》又说：“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大意是说，乐可以让人心和谐，礼可以让人际关系变得顺畅，因而人们无怨无争，可以在彼此礼让的状态下达到天下大治，这就是礼乐教化的作用。
记：那么，为什么“礼”这个东西没人喜欢了呢？
彭：在这里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汉高祖得天下之后，有一天开庆祝会，那些大臣喝醉之后互相争功。刘邦很生气，但也没有办法。有个叫叔孙通的人自告奋勇，说可以为高祖解忧。他制定了一套朝廷礼仪。某日，又有朝会，大臣们走到宫殿门口一看不对了，全是拿着武器的卫兵，不能随便进去，要由一名专门的官员出来，把人一一引进去，文官站在什么地方，武官站在什么地方，都有规定。等官员都站齐了，刘邦才出来，并且还是被人用辇抬着。这时候，礼官引导文武官员上前跪拜，高呼万岁。刘邦一看，很是高兴。于是这一套就“发扬光大”起来。朝会时，大臣原本可以坐着，后来得站着，最后是必须要跪着。儒家礼乐教化的目的是要顺应人性、改造人性，要人们互相尊重，结果这套理论被边缘化了，另一套与孔子理念格格不入的朝仪却成为了礼的代表。以至于一般人讲到礼，就想到了古装戏里面开口闭口“奴才”、“主子”、磕头下跪的场面，现在人们习惯的一些礼仪、礼节、礼貌也不同程度地类似于此。这怎么会不让人反感呢？
记：人们在礼乐的教化下，会有怎样的结果呢？也就是说，会对我们有怎样的好处呢？
彭：《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由于“礼缘人情而作”，所以能培养人的健康情感。《中庸》说“率性之谓道”，“率”就是沿着，沿着人性去治理人民，庶几乎就是治民之道了。但是人性有弱点，需要修正，所以《中庸》又说“修道之谓教”。所谓教，就是礼和乐，礼和乐可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告诉你怎样控制感情，保持健康正常的心理。这里有一个故事：子游和有子都是孔子的学生，有一天他们去街上，看到一个小孩子找不到父母了，就跺脚痛哭。这时有子借题发挥说，你看，这个孩子不过是找不到父母了，就又是跺脚、又是哭喊的，人性就是这样，不要约束他，让他去发挥。可是在丧礼中，总是会有人来告诉你要节哀，对哭、跳的次数也有限制。有子说，为什么叫人家节哀呢，应该由着他的人性去发挥嘛，这才是正道。
子游听后笑着说：“这是戎狄之道”，（“戎狄”是古代文化不大发达的少数民族。）“我们华夏族的礼道不是这样的，‘礼道’教育大家要控制自己的哀伤，不能以死伤身。假如是父母刚死，你不能顺变节哀，悲伤过度，把悲恸之情不加控制地发挥，结果呢，那边刚死，丧事没办完，这里又死人了，这难道是死者愿意看到的吗？”
记：乐又能怎样教化人呢？
彭：“德音之谓乐”，德，得也。就是说，只有对提升人的德性有益的音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乐”。古代知识分子都很喜欢弹琴咏歌，用“德音”来陶冶自己的性情，让自己变得儒雅和顺，文质彬彬，而后君子。因此，多听典雅的音乐有利于心性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