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7期
她用心灵雕刻精彩
作者：郑付周
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的一个朋友在广西的街上买到了一个微雕工艺品，价钱很便宜，一两块钱就能买，但是看得出来，那字雕得很有功力，娟秀洒脱。更吸引我们注意的，是旁边围观人的一句话，说这作者是双目近乎失明的孤独老人。这位老人好像是有着谜一样的人生，因为人们提到她的时候，无法用简练的话来形容。
有人说她是一个妓女的女儿，童年是在青楼里度过的；有人说她是资本家出身，说错了话被打成右派，坐了几十年的牢；也有人说她一辈子独自生活，如今潦倒寂寞，这位老人叫高玉华。高玉华基本上看不见东西，她说：“我雕刻是凭心、凭志，除了熟练，就靠我对诗意的理解，靠平时的功底，靠厚积薄发。刻王维的山水诗的时候，我几乎进入了山水之间，进入了如诗如画的境界，‘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时，我觉得身体寄在这幅图画里面，就感到内心好静。”
高玉华出生在广西梧州一个特殊的家庭，父亲是岭南一户富家少爷，而母亲却是一位青楼妓女。“我刚满月，父母都不要我，给多少人家养过都不知道。后来懂事了，就有两个妈妈养着我，这两个妈妈都是青楼的妓女，人也老了，正所谓‘门前冷落车马稀’那种境况的妓女了。”六岁的时候，父亲因为不能生育，决定把她接来同住，高玉华从此走进了深宅大院。尽管没有感情，没有什么欢乐，这位被人叫做野女，被人唤作是马蹄的穷苦姑娘一夜之间变成了资本家的千金小姐。这个近乎荒诞的人生改变，也为高玉华此后的人生埋下了一个个近乎荒谬的伏笔。
1957年的时候，正是由于这个出身和“反右”运动当中的一句话，年仅20岁的高玉华被打成了右派。“我那件棉衣，从1951年穿到1957年，一个同学问我：‘你这件棉衣为什么还没换?’我说，我经济困难。就这一句话就上纲上线了：讲穷叫苦，诬蔑新社会。再上纲呢，就说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最后是反对毛主席。”她被押送到平南六岑金矿劳动改造。在平南六岑金矿的井下，高玉华并没有被人们遗忘，妓女的女儿、资本家的私生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随便哪一种身份在政治运动中都成为被关注的对象。“有一次，他们把我和另外五个男的一起拉出去，说我们是同伙，要枪毙。我觉得我也没什么罪，我这么年轻的生命就要结束了吗？心里头有种难言的愤慨和悲哀，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上车，结果，就听‘嘣’地一声，铁棍先是打在我的腰上，把我的腰打断了；第二棍就打在我的头上。”
至今高玉华头顶上仍有一块伤疤，她说20岁头顶上就大部分没了头发。老人第一次见到我们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地用手梳理她的头。一个爱美的老人，不知是想掩去那一段让她心酸的往事，还是想抚摸结在她心里永远抹不去的伤痛。这个右派，让她的青春、爱情、健康都失去了，但是惟一没有失去的是她做人的信心和尊严。
成为右派分子的高玉华，很长时间里过着一言不发的生活。不是不想说而是根本没有人可交谈。50个知识分子同在一个劳改农场，高玉华是其中惟一的女性。陪伴她的是身边永远搬运不完的，同样也在静默之中的那些大石头。可是也就在这一片荒芜当中，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高玉华走入了意想不到的天空。“那时，我一个人接触石头，当石头没有敲碎的时候，我就有点时间拿着这石头来看。‘哎呀，这些石头怎么这么可爱’，我就拿来磨亮，磨了以后我就拿大头针来刻。‘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好好的才20岁，一场暴风骤雨把我打成这样了，几乎是打入地狱，以后我的生活如何，能不能活下去。当时也有悲观，但是又有坚强，我还年轻，生命力正旺盛，我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好。”在潮湿的工棚，高玉华失去了自由，但并没有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她在狭窄的坑道里宣泄着情感，在坚硬的石头上雕刻着希望。“我一搞微刻就进入了王维诗的状态、李白诗的状态，还有好多人的诗的状态。我怕人见到告诉矿里的领导、管理人员，我又要挨打。所以，我就要小的石头，刻的字也要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学微刻，等于孙悟空蒸八卦炉。”
孙悟空在八卦炉里炼就了火眼金睛，而高玉华在牛棚里、在矿井之下也练成了一手巧夺天工的微雕技艺。久而久之，原本只是想要逃避寂寞、排遣孤独的高玉华，却从这一笔一划的雕刻当中寻获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刀口之下，她和那些意境深远的唐诗宋词碰面；在刀口之下，她和浅吟低唱的那些古人相逢。她的悲欢离合好像一下子都有了听众，她的痛苦惆怅也一下子都有了去处。她觉得这一块冷冰冰的石头让她突然感觉到了生命的热度。高玉华对自己的未来有过无数次的猜测和幻想，她试图用浪漫驱赶井下的阴暗，用情怀抚慰身体的伤残。然而，不喜欢杜鹃啼血的高玉华，三年后却等来了一个杜鹃啼血的结局。
本来三年以后，劳教期满了，就该放她出去了。但放出来以后又说没有到期，又把她拉去劳改农场。此时她从一名右派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名女囚。就这样，双腿残疾的高玉华和一群因杀人、抢劫、盗窃被劳动改造的犯人关进了同一个监狱。在那里，她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也没有人告诉她在这里要改造多少年。但是，她好像无所谓的样子，劳改农场没有石头可以刻字，她就在玻璃上、肥皂盒上，留下她对未来的憧憬。高玉华和我们说这些的时候，总是脱口而出一连串的诗句表达她那时候的心迹。实际上，我发现这也是她说话的一个习惯，几句话里一定会冒出不少唐诗宋词来。这让我觉得，有时候她那本来苦难重重毫无诗意可言的生活，好像反倒有了一种特殊的韵律，在这样的韵律当中，高玉华审视着，甚至是玩味着自己的苦难，一刀一刀地刻下了她的人生，那些微小的字句带给她一个奇异的精神世界。有些时候，她甚至觉得生活可以就这么进行下去，因为她不知道未来通向何处，何时能够真正解脱，她索性把自己也缩小在这微小的字字句句当中，不去问太多。
1968年12月的一天，劳改农场的领导通知高玉华，她改造好了，可以回家。没有解释，没有答案，她没有户口 ，也没有工作。就这样，高玉华带着资本家的出身，带着右派的帽子，带着那个她至今都没弄明白的罪名回到了她的亲生母亲身边。高玉华回到原来的地方，她要求平反，但是她没想到的事情又发生了：他们当着高玉华的面，把她以前的材料拿出来烧了。但她仍旧能够平静地接受这一切，就像她不再记恨母亲曾经把她抛弃，不再嫌弃母亲曾经是妓女，她也不为自己的出身而自卑，她几乎是“看懂了所有的事”。一段人生，就这样被一把火付之一炬。带着22年补发的600块钱，高玉华当了一名电器厂的工人。此时的她已经是人到中年了，惟一珍重的一点点亲情也开始随着亲人的一一离开而远去。随后的几年当中，高玉华亲手送走了两位母亲、一位父亲，接下来就又剩下她一个人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由于疾病，高玉华提前退休，每月靠600元的退休金维持生计。她所在的工厂没有为她办理医疗保险，但她随时都要用药物维持生命。她说：“我平反以后常住医院，常得病危通知书，常欠债。”高玉华没钱住院的消息被当地媒体报道后，曾有好心人为她捐款。倔强的高玉华婉言谢绝了这些好心人的帮助。她说她要自立、自救，自己靠雕刻手艺赚钱治病。由于她买不起好的雕刻材料，只能雕刻一些简单的书签，一个书签尽管只有几毛钱的收入，但高玉华已经很满足了。
在绝望当中，雕刻一次次赋予了高玉华不同寻常的力量，而雕刻不仅仅给了高玉华一个虚幻的精神世界，而是在现实世界当中，以再具体不过的方式拯救了她，高玉华开始以雕刻赚取微薄的收入，真真正正以雕刻为生了。其实现在她的双手抖得厉害，眼睛也看不清，但字仍旧刻得漂亮。对此，她的回答只有一个：我不是用手，也不用眼睛，我是用心在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