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2期
钱伟长的精神世界
作者：吴志菲
皓首红颜，精神矍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难以相信眼前这位老人就是年逾九秩的钱伟长院士。这位世界上目前在位的最年长的大学校长，虽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头脑清晰、思维活跃，精神仍处于相当年轻的状态。
健康的前提
“学到老，做到老，活到老”是钱伟长的口头禅。他认为，只有不断地学习，才不会老化，人们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他说：“我36岁学力学，44岁学俄语，58岁学电池知识。不要以为年纪大了不能学东西，我学计算机是在64岁以后，我现在也搞计算机了，当然不像年轻人那么好，不过也吓不倒我。”“到现在，晚上9点以后是我的自学时间，一直到12点。晚上最安静，我可以安安静静地自学，获得我所不懂的东西。我毕竟有经验，自学得很快，这是我长期锻炼出来的。可以说，我没有懒过，我的知识没有老化。”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钱伟长70岁以前家里没有过电视机，原因是他是个铁杆“体育迷”，特别爱看足球、乒乓球比赛的转播，他生怕看电视耽误了自学和工作。后来，在晚辈的强烈要求下购置了彩电。十多年前，曾有人问他：“钱老先生，你不开夜车吗？”他答道：“还开呀，开了50多年夜车了，难改了。”
钱伟长认为，仅仅想读书、会读书是不够的，要做好科研工作，必须大胆怀疑、锐意创新。钱伟长一向尊重学术前辈而不盲从，强调“不要去咽别人的唾沫”，遇到问题要独辟蹊径，尽力用新观点、新方法去解决新问题。与他稍有接触的人都知道，他的治学、为人之道讲究一个“实”字，他痛恨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弄虚作假，为人处事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直来直往，虽因此吃亏，但从来都是无怨无悔。
一般人著书立说时，手头总是放着一大堆有关书籍，不时翻阅查看，以便“引经据典”。但是，钱伟长写专著时，案头不放任何“典籍”，全书1000多个公式，都是信马由缰，随手写来，有时在草稿纸上做些推导。由此足见他对有关知识早已融会贯通、成竹在胸，而书上的不少结果是出于他本人的创造。
在很多场合，钱伟长总要现身说法，畅谈自己对体育一往情深的渊源。他幼时家境清寒，少年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当时的他多病缺医，因此身体很瘦弱。18岁那年考入清华大学时，身高只有1.49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清华历史上首位身高不达标的学生”，在就读的第二学年，竟一鸣惊人地入选清华越野代表队，两年后更以13秒4的成绩夺得全国大学生对抗赛跨栏季军，还入选国家队参加远东运动会，跨栏、越野跑样样拿手，在当年的清华足球队更是名副其实的球星。看着他回忆这些往事时那自得的样子，你还能看到他那颗年轻的心。
钱伟长年轻时就好下围棋，采访时他的目光偶尔看到了棋盘和棋子，便迫不及待地要下一盘，一边还告诉旁边的人关于聂卫平当年下棋的掌故：“那时，他父母不让他下，还是我把他父母说服了。”
钱伟长从念大学起，直到成为科学家、大学校长，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体育锻炼。他年过古稀，还坚持每天进行长跑锻炼，有次参加清华大学的长跑比赛，居然一口气跑了两万米。如今90多岁了，虽然长跑已不太合适，但钱老依然“规定”自己每天要步行3000步。正是依靠体育锻炼，钱伟长一直保持了健康的体质和头脑，虽已届耄耋之年，仍是鹤发童颜，精神矍铄。2002年，上海大学为钱伟长90华诞举办“钱伟长杯”大学生足球比赛，他亲自策划撰写了足球比赛的竞赛规程，并出资打造了足球赛的奖杯。在闭幕式上，钱伟长兴致勃勃地为学生发奖，还滔滔不绝地作了一个多小时关于足球和体育锻炼的发言。在接受人们祝贺时，钱伟长笑着说，“90岁照样工作，我这个大学校长可不是顾问哟。”
钱伟长对体育在高校教育中的定位，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担任上海大学校长以来，学校的群体活动开展得蓬蓬勃勃，每年要进行足球、篮球、排球联赛，网球、田径大奖赛，以及健美操、拔河、跳绳等小型多样的群体竞赛；每两年要举行一届以院、系为单位参加的全校体育节。他认为，学校体育应以普通学生为本，它的最终目的是愉悦、释放、健康。他要让更多的青年学子参与体育锻炼并享受体育运动所带来的乐趣。
穷育宽胸 病使志坚
钱伟长出生于江苏无锡县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小村庄。这个地方有句俗语：“十只黄狗九只雄，十个先生九个穷。”这话一点儿也不假，钱伟长一家就是在穷苦中挣扎着度日的。祖父是晚清秀才，一辈子不得志，40多岁就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世。钱伟长的父亲和大叔父靠着家学的根底，继承了祖父教私塾的衣钵。钱伟长的父亲作为长子，过早地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上奉老母，下养妻子儿女，还要教育四个弟弟。
贫穷的生活磨练了钱伟长，使他过早地懂了父母的艰辛。还在五六岁时，他就主动以稚嫩的肩膀，承担部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或到田间地头挑金花菜，或到河沟里捞捕鱼虾，或在家中挑花和糊火柴盒……
七岁过后，父亲把他送进了村里的一所学堂，开始了启蒙教育。和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一样，钱伟长一边用功读书，一边还要帮助家里干活。每天放学回来，他总是拿起挑花的绷子，聚精会神地挑花。钱伟长说：“在上大学前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的衣服，穿的都是叔父们小时穿旧了经母亲改裁以后的衣服。幼年由于生活贫困，农村卫生条件又差，曾得过肠胃寄生虫病、疟疾、痢疾、肺病、伤寒等多种疾病，在缺医无药的条件下，我终究还是活下来了。”
出生于乡间寒儒家庭的钱伟长，自幼饱受清贫之苦，在多方资助之下方得勉强完成中学学业。这年夏天，他只身到上海，接连参加了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考试。钱伟长回忆说：“我在1931年6月一个月内，在上海连考五个大学，无非是想多考几个大学多些录取机会，但是喜出望外居然都考取了。那时大学试题不统一、也不分科录取，我以文史等学科补足了理科的不足，幸得进入大学，闯过了第一关。”他居然以优秀的文科成绩而脱颖而出，并同时接到这五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清寒奖学金”的蜜果真的被他摘到了。
这时，钱伟长的叔父钱穆已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从北平来信，建议侄儿到清华读书。钱伟长接受了这一建议。清华大学根据他的考试成绩——历史与国文成绩最好、历史竟得满分，准备把他分到中文系或历史系去。但钱伟长找到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申请选读物理系。吴有训不解地问：“你的文学、历史都考得不错，为什么一定要进物理系呢？”
的确，就成绩而言，就兴趣而言，钱伟长是应该读文史的，他相信自己有这方面的才能和天赋。然而，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迫使他走上弃文学理的道路，这股力量虽然产生不久，但却无法遏制……
那是在上海参加完高考之后，有一天，钱伟长来到外滩散步，在公园门口有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挡住了去路。他觉得中国人的尊严受到了侮辱!“这帮可恨的侵略者，无耻的强盗!”他在心里恨恨地骂道：“他们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称王称霸，不就是凭着手中的飞机大炮吗？!”就是从那一刻开始，钱伟长产生了弃文学理的念头。
同时，没想到他刚进清华大学的第三天，就遇上了“九·一八”事变。尽管他当时已经显示出文科方面的突出才能，而迫于成长环境，理科成绩相对差些，但在科学救国的热情驱使下，他进一步坚定了弃文学理的决心。40多年后，他曾这样回顾：“我是受国耻对我的灵魂上的冲击长大的，因此最后我从学文改学物理，因为当时我认为没有强大的国力是没有办法对付帝国主义的。”正是这种爱国的信念，指导了钱伟长一辈子的学术活动。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