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3期
精神的遗传
作者：丁跃忠
如果说把社会环境比作人生的土壤，那家庭环境就是滋养人成长的雨露和阳光。一个人会步入怎样的人生境界，是健康的还是扭曲的，是高尚的还是卑劣的，家庭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故去多年，但是他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远悠长，作为个体，我们无需研究这份深远悠长，但是我们从他后代的身上，可以捕捉一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这是国人皆知的事情。但梁启超在匡国济世、挑灯著书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子女的培养教育。他把渊博的学识和健康向上的思想也润泽在子女身上，缔造出满门才俊的又一个传奇。
梁启超所育的九个子女中有七人曾到国外求学或工作，学成归国后成为著名的学者或建筑学、考古学、经济学等各个领域专家，其中梁思成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立下汗马功劳，1947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永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和考古人才的培养做出巨大贡献，也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一门三院士”这在中国科技史上前无古人，举世罕见。梁家一门四杰，比起古代小说中苏轼“一门三进士”可谓更胜一筹。他的儿孙辈子嗣繁延，日益昌盛，辈辈发扬着梁氏家族的优良传统。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少年中国说》，一个伟大父亲用他的豪情和智慧把后代引领到了不凡的人生境界。
其实，家的温馨和睦并不需要刻意的维护和修饰，只要每个人心中充满爱，充满对自己对家人的爱，充满宽容和理解，这个家就会洒满阳光，也就能使人心情无尽地舒畅。只有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下，才能使心情放松、愉悦，也只有在家庭温暖的雨露滋润和阳光抚摩下，才能将“小树”浇灌成栋梁……
梁启超与夫人李惠仙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夫妻一生只吵过一回架，梁启超却为此自责不已。对王桂荃夫人，梁启超也像对结发夫人李惠仙一样尊重。他曾对长女梁思顺说：“她也是咱们家的顶梁柱，缺她不可。”因此，梁家子女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厚而真挚，子女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在李惠仙、梁启超辞世后，王桂荃成了九个孩子的精神支柱。在这之后的艰苦岁月里，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老小，梁家这一代的孩子们，从王桂荃身上学到最多的是勤奋与忍让。
梁启超感情丰富，特别是对子女更有“舐犊情深”。梁启超20岁时，大女儿出生，他对女儿充满了无限疼爱。他在百忙之中仍然抽时间亲授课业，将长女培养成才。即使相隔千里万里，也是书信往来不断。梁启超给长女的信竟然多达几百封，每一封信中都有“宝贝思顺”、“我的宝贝”地叫个不停，即或死神降临，他还在倾诉对女儿的思念之情。梁启超既是慈父，又是子女们的朋友，他希望自己的子女充分享受人生的快乐。
梁启超在教子生涯中，极为推崇趣味教育。他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乐趣，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度过几十年时光，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这样的活法有什么用？”他十分注重孩子们的个性和尊重他们的自愿，用心细致地掌握每一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并鼓励孩子“一旦对某一方面感兴趣，那么，你会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霞飞虹，如新荷吐绿……” 1927年8月，他的次女思庄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已学习一年，当面临选学具体的专业时，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建议她学这门专业。出于对父亲的尊重，思庄选择了生物学。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无法引起对生物学的兴趣，她为此苦恼万分，便向大哥思成说了这件事。梁启超知道后，后悔不已，并深为不安，急忙给思庄写信。在父亲的重新引导下，思庄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梁启超还强调学习要劳逸结合，“多做游戏多运动”。长子思成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各科成绩十分优秀，业余爱好极其广泛，是清华大学铜管乐队的队长，还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过跳高第一名的佳绩。孩子们在学业上遇到困难时，梁启超总是告诉他们“莫问收获，但求耕耘”。得知思庄在国外英文成绩不理想，梁启超极力安慰：“不要紧的，千万不要灰心丧气，要鼓足勇气求得真知。”他还说：“庄庄成绩还是很不错的，你能在37人中考到第16名，也很了不起的，我很满足。不要着急，只须再努力努力就会好的。” 这样理解和宽容才能真正卸下子女身上的负担，使他们轻装上阵，凯旋而归。梁启超还时常劝孩子学些常识性的东西，特别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他说：“如果对一门太专，容易把多彩的生活弄得过于平淡，生活太单调了，易产生厌倦心理，厌倦一生即成苦恼之事，这是厌学的根源所在。”
淡然得失、宠辱不惊的品格与积极顽强、乐观豁达的精神境界才能使得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奏响如此动人的传奇乐章……
梁家对学术贡献极为重视，不仅在于其学术成就本身，也在于文化体验和人生价值取向。谁都知道，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尘世的功名利禄乃过眼烟云，但人的思想、学术却可以长期存在，甚至永恒。梁家是一个和睦、幸福的文化大家庭，既有传统的伦理道德，又有现代色彩。梁启超既是家长、父亲，更是儿女们的朋友和导师。他的政治热望与人文取向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他以坚强的奋斗精神和乐观风趣的博大情怀教育子女：“我平生对于自己所做的事，都能品出味道。什么悲观、厌世，从没有在我的词典里出现过。”他自己生活俭朴，也这样要求子女。民国初年，他家已经进入上层社会，但他不改往日的寒士家风，他对孩子们说，一个人要好学、坚韧、勤俭。
梁启超名扬四海，官居要职，曾做过司法总长、财政总长一类大官，但他为官清廉，乐善好施，他教育子女“不求做大官，惟求做大事、做实事”，要他们牢记孟子的教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梁氏家族后人循此而行，居官者皆清廉，治学者皆严谨，为人师表，皆成楷模。一门四杰，真正谱写了中国家庭教育史上的新华章。
作为名门文化的典范，每当我们忆起梁启超继而谈到梁家三院士时，心中总是为梁启超“家学”的浓厚底蕴及对儿女的成功教育而叹服。这种成功教育的背后，有着一个巨大的精神支柱，也许正是有这炽热而坚定的爱国之情的支撑，才使得梁家子女能挺立于各自领域的巅峰……
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个人思想的精髓所在，作为一个爱国思想家，梁启超把着力培养孩子们这一精神放在首位。孩子们年幼时，他就让孩子们围坐在小圆桌旁，他就像说书一样，一边与孩子们声情并茂地聊天说话，一边绘声绘色地讲古论今，其核心都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他通过面对面的谈话，在传递着他对孩子们的情爱之谊时，也和他们热烈地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以及治学的态度和做学问的方法等等，共同诉说生活中的苦闷与欢乐，悲哀与幸福，并将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他告诫儿女：“人生在世，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至于在物质上的享受，则不要追求过多，只要能维持生命便够了。对于快乐与悲欢，则全靠自己思想主导，如果能在艰难困苦中求得欢乐，那才是幸福和快乐呢！”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子女的启蒙老师，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健全的人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梁启超认为教子之道还要贯穿“严”和“爱”两个字，“严”出于理智，“爱”则出于情感，二者缺一不可。在子女的学习和做人方面要“严”字当头；在孩子生活上要以“爱”相扶。有一回，二儿子思永和一位小朋友互不相让，并扭打起来。虽然是那位小朋友的过错，但梁启超仍严厉地批评了思永，并提出三个问题让思永反思：一是有没有必要打架？二是怎样与对方和好如初？三是再碰上这类事应该怎么处理？在思永给出了满意回答后，梁启超才让思永吃午饭。之后，亲自带着思永前往对方家中向小朋友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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