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9期

魅力朱镕基

作者:余 玮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一定记得,这是1998年3月19日朱基刚刚就任国务院总理时激荡人心的一番话。如今,八年过去了,朱基已是年近78岁的老人,人们不仅常常在心中回想他政治舞台上的魅力,也更关心他退下政坛后的情况。当然,还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能从他的身上得到一些于生命、生活、信念有益的启示,才是我们现实的目的。
  现实生活中,常常听到或看到,当遭遇困难和挫折时,一些人走上了歧路,一些人一筹莫展,怨天尤人。其实,苦难是一块绊脚石,勇敢地越过它,你就会收获平安;苦难是一炉烈火,让坚强者闪光,让弱者退缩。一个人,若不在困难面前倒下,就会轻松从容地面对生命中的一切。这种以苦为乐的精神,是健康人生的基础。
  1928年10月1日,朱基出生在湖南长沙县安沙镇,父亲在他尚未出生时就因病去世了。在朱基不满10岁的时候,母亲也撒手尘寰。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几乎没有享受过其他孩童那样的快乐,这倒使他养成了独立向上的性格,惟有读书成了他的乐事。从小学到去清华大学读书,他过的都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生活。
  在那场著名的“反右”运动中,敢于直言的朱基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度过了足足“20年没有党籍的日子”。1970年元旦,他被下放到国家计委设在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一干就是五年。这段时间,朱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劳动,偶尔也看看书。朱基在后来谈及这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时光时感慨很多,但并不显得十分懊丧。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接触了许多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的事,对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深刻的了解,也使他有了深厚的“平民情结”。
  理直则气壮,心正则力足。现实中,很多人疲于人情世故,心存各种各样的私心杂念,在没原则、无正气的情况下做人做事,不仅会令人走弯路,也会影响心理的健康。放弃原则,让人同时丢掉心理的坦然;丢掉正气,让人同时损失从容。
  上海有一句话叫“捣浆糊”,形容人做事回避利害冲突,讲求和气。而朱基的风格恰恰相反,做事果断、雷厉风行,容不得半点含糊,这是众所周知的。最令人回味的就是他面对腐败现象时的深恶痛绝:“在反腐败问题上中央是有决心的,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就无法长治久安。反腐败就要先打虎后打狼,对老虎决不姑息手软!要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包括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 语言中饱含着对党和人民的深情,说的是真话,掏出的是肺腑之言。
  在一次老同学聚会中,朱基提出三点建议:一、听到群众对我的意见,哪怕是斥责谩骂,要原汁原味、不折不扣地告诉我;二、找我办事,遵循章法,公事公办,能够办的就办;三、写给我的信,我一定看,但不一定回信。老同学们称之为“约法三章”,个个允诺。“友谊一生老益重,江山百代令最娇”,这就是朱基与昔日同窗深厚友谊的真实写照。
  对人生,没有功利的色彩,人的内心就会是一片蓝天。有人问他:“希望中国人民在您离任之后最记得您的是哪个方面?”他答道:“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基还是办了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一位作家评价朱基,称他拥有十足个性,头脑敏捷,行事专断,疾恶如仇,幽默而富有人情味、藐视强者而同情弱者,这一切都是官员中间极为罕有的品格。
  一个人太过气盛,则凌人千里;如果太过城府,则显阴沉。真正修养深的人,既有面对问题时的冷静,而又不失浓重的热情。朱基是个直而不僵、幽默风趣的人,又是个外表冷峻而内心炽热的人,他喜文爱诗、爱国爱家,性情直率而坦诚。内心明亮则心胸通达,这是一个健康的人不能远离的。
  人们看到他总是一副冷峻的面孔,而在他的后面,是一颗炽热、温暖的心,一个冷静、果敢的头脑以及一个诙谐、幽默的大度人格。
  朱基从中学开始就爱好文学,1948年春,北平一家报纸副刊曾刊发以“基”为笔名写的一篇文章《谈爱与憎》。这篇优美的散文援引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曹禺的话剧《北京人》、李广田的诗和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论爱的格言,有感于自幼失去父母天伦之爱,对旧社会世态所扭曲了的“爱”表示了怀疑和鄙屑,提出“爱与憎要分明”,要以新的历史观、人生观去“自我牺牲”地热爱广大人民,并且“恨那不准他爱的”。
  “湘西一梦六十年,故地依稀别有天。吉首学中多俊彦,张家界顶有神仙。熙熙新市人兴旺,濯濯童山意怏然。浩浩汤汤何日现,葱茏不见梦难圆。”朱基这首题为《重访湘西有感并怀洞庭湖区》的诗作,发表在2001年6月下旬的《中华诗词》杂志。这是朱基夫妇俩重到湘西,今昔的巨大变化使他们感到振奋,但有些乱砍滥伐的现象也使他触目惊心,于是他在激情之中有了这首七律。
  朱基小时候,村里不少人都喜欢唱京戏,每到闲时,叔伯兄弟便相聚一起,拉二胡、打锣鼓,唱功好的便一展歌喉。耳濡目染,朱基竟也无师自通,爱上了这一“国粹”,甚至后来当上总理,朱基仍乐于在一些场合展示自己的京剧唱功,唱起京剧来不但字正腔圆,有板有眼,而且会拉着京胡给自己伴奏。
  
  退休,离开工作岗位,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然而,不少人在走进这一人生阶段的时候,却像是迈一道高高的门坎,大多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心理上的“不适应”,影响了老年生活的质量,而我们再次看到了朱基退休后所表现出的淡定。对于老人们来说,能与时俱进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平静地面对新生活,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2003年3月5日,最后一次做《政府工作报告》后,朱基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号。有媒体透露:朱基属意退休后回家乡长沙闲居,安静休息读书。朱基曾多次表示,退休后不兼任民间或团体的名誉职务,他希望能好好休息,好好读书。特别是十余年来,接到很多亲友和市民的信件,没有给他们回信,故退休后要将这信债还清。
  我的退休生活也很丰富,我最喜爱的是中国的京剧,我现在不单是唱戏,而且还拉京胡,经过勤学苦练、名师指教,我现在拉胡琴的水平比过去提高了很多倍。
  2004年12月7日,他出席了一个仪式,并对自己的退休生活作了描述:“去年(2003年)3月份我从总理的岗位上退下来,从此以后,我几乎没有在公众场合和电视媒体上露面。只有一次,那就是邓小平先生的100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这次是第二次。我的退休生活也很丰富,我最喜爱的是中国的京剧,我现在不单是唱戏,而且还拉京胡,经过勤学苦练、名师指教,我现在拉胡琴的水平比过去提高了很多倍。”在湖南京剧团琴师张再峰眼里,“票友”朱基像同台搭档一样亲切:“他喜欢唱老生,唱得有板有眼,专业得让我吃惊。”张再峰回忆,当天下午,从3时到6时,从《甘露寺》、《搜孤救孤》到《乌盆记》,二人轮番配对,你拉我唱,甚是合拍。第二天,湖南京剧团的艺术家们干脆都来了,要和总理切磋,“又热闹了一个下午”。第三天,因为计划临时变更,定好的排练被迫取消,朱基还颇为遗憾地说,“下次还要来唱。”《中华诗词》杂志副主编欧阳鹤是朱基在清华时的同班同学,他曾对一家媒体的记者说:“他退下来后,精神好了许多,看看书,唱唱京戏,偶尔出外走走,但讲原则的劲儿一点没消。”
  朱基曾在任上公开表白,退休后,一不作传记,二不题词。他曾说过,看书是最好的消遣,但不看别人写他的传记,因为那都是东拼西抄拿去卖钱的。
  2004年11月28日,欧阳鹤和老同学宣祥鎏去北京西山的国务院疗养院看望老同学,并代表中华诗词协会邀请其担任名誉主席。朱基修书一封婉拒:“多承厚爱,实不敢当,只好辞谢。我虽不通格律,唯自幼喜爱诗词,我将永远是致力于中华诗词事业的各位同志的忠实支持者。”
  还有一件“先斩后奏”的事,欧阳鹤写了一首长诗《基赞》,印成了书法卷册,正好湖南常德当地搞了个“诗墙”,未经朱基允许,老同学擅作主张将长诗镌刻上墙。他一听就不高兴,说这样影响不好。没过多久,常德“诗墙”上的《基赞》被悄然取下。
  他的堂兄朱天池写有《朱基传》,2004年专程到上海想请堂弟过目,结果连面都没见上,时至今日,朱天池老人也未能如愿。
  虽然不写传记,但对于任职期间一些重大决策的反思和回顾却没有停止。2005年8月26日,在北京东方红大酒店的一次清华老同学的聚会上,朱基流露出准备系统整理成书的想法。
  至于题词,欧阳鹤每每受人之托,请朱基动笔,每每落空,“即便是一些比较重要的题词,比如湖南方面为纪念黄兴出了本《黄兴传》请他题写书名,也没成功。”
  为了赶上今年5月2日的清华电机系毕业55周年的同学聚会,朱基特意提早结束了福建之行,转道上海,再到北京。相较五年前的聚会,退休后的前总理显然更加重视同窗叙旧,不仅携夫人出席,连女儿朱燕来、儿子朱云来都来了。几十个同学里,携全家到场的只是个别,可见他很重视。
  这里,没有谁称呼其总理,总是直呼“基”,大家亦自觉地不谈国事,话题几乎全为陈年记忆。席间的余兴表演中,老同学们竞相登台朗诵诗歌、清唱京剧。有人也试图劝朱基来一个节目,但前总理宁愿做一位称职的观众,只不停地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