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期

冰糖芋泥

作者:林清玄




  每到冬寒时节,我时常想起幼年时候,坐在老家西厢房里,一家人围着大灶,吃母亲做的冰糖芋泥。时隔二十几年,每回想起,齿颊还会涌起一片甘香。
  有时候没事,读书到深夜,我也会学着妈妈的方法,熬一碗冰糖芋泥,温暖犹在,但味道已大不如前了。我想,冰糖芋泥对我,不只是一种食物,而是一种感觉,是冬夜里的暖意。
  成长在台湾光复后几年的孩子,对番薯和芋头这两种食物,相信记忆都非常深刻。早年在乡下,白米饭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奢想,三餐时,饭锅里的米饭和番薯永远是不成比例的,有时早上喝到一碗未掺番薯的白粥,就会高兴半天。
  生活在那种景况中的孩子只有自求多福,但最为难的恐怕是妈妈,因为她时刻都在想,如何为那简单贫乏的食物设计一些新的花样,让我们不感到厌倦,并增加我们的生活趣味。我至今最怀念的是母亲费尽心机在食物上所创造的匠心和巧意。
  母亲是那种做菜时常常有灵感的人,可是遇到我们几乎天天都要食用,等于是主食的番薯和芋头则不免头痛。将番薯和芋头加在米饭里蒸煮是很容易的,可是如果天天吃着这样的食物,恐怕脾气再好的孩子都要哭丧着脸。
  在我们家,番薯和芋头都是长年不缺的,番薯种在离溪河不远处的沙地,纵使在最困苦的年代,也会繁茂地生长,取之不尽,食之不绝;芋头则种在田野沟渠的旁边,果实硕大坚硬,也是四季不缺。我常看到母亲对着用整布袋装回来的番薯和芋头发愁,然后她开始在发愁中创造,企图用最平凡的食物,做出最不平凡的菜肴,让我们整天吃这两种东西不感到烦腻。
  母亲当然把最好的部分留下来掺在饭里,其他的,她则小心翼翼地将之切成薄片,用糖、面粉和鸡蛋打成糊状,薄片蘸着粉糊下到油锅里炸,到呈金黄色的时刻捞起,然后用一个大的铁罐盛装,成为我们日常食用的饼干。由于母亲故意宝贝着那些饼干,吃的时候还采取分配制,所以我们就觉得格外好吃。
  即使是番薯有那么多,母亲也不准我们随便取用,她常谈起日据时代空袭的一段岁月,说番薯也和米饭一样重要。那时我们家还用烧木柴的大灶,下面是排气孔,烧剩的火灰落到气孔中还有温热,我们最喜欢把小的红心番薯放在孔中烘熟,剥开来真是香气扑鼻。母亲却不许我们这样做,只有得到奖赏的孩子才有那种特权。
  芋头的地位似乎不像番薯那么重要,但是母亲的一道芋梗做成的菜肴,几乎无以形容;有一回我在台北天津卫吃到一道红烧茄子,险些落下泪来,因为这道北方的菜肴,它的味道竟和二十几年前南方贫苦的乡下,母亲做的芋梗极其相似。本来挖了芋头,梗和叶都要丢弃的,母亲却不舍,于是芋梗做了盘中餐,芋叶则用来给我们上学做饭包。
  芋头孤傲的脾气和它流露的强烈气味是一样的,它充满了敏感,几乎和别的食物无法相容。削芋头的时候要戴手套,因为它会让皮肤麻痒,它的这种坏脾气使它不能取代番薯,永远是个二副,当不了船长。
  我们在过年过节时,能吃到丰盛的晚餐,其中不可少的一样是芋头排骨汤,我想全天下,没有比芋头和排骨更好的配合了,惟一能相提并论的是莲藕排骨,但一浓一淡,风味各殊。人在贫苦的时候,大多是更喜爱浓烈的味道。
  最不能忘记的是我们在冬夜里吃冰糖芋泥的经验,母亲把煮熟的芋头捣烂,和着冰糖同熬,熬成几近晶蓝的颜色,放在大灶上。就等着我们做完功课,给检查过以后,自己到灶上舀一碗热腾腾的芋泥,围在灶边吃。每当知道母亲做了冰糖芋泥,我们一回家便赶着做功课,期待着灶上的一碗点心。
  冰糖芋泥只能慢慢地品尝,就是在最冷的冬夜,它的每一口也都是滚烫的。我们一大群兄弟姊妹站立着围在灶边,细细享受母亲精制的芋泥,嬉嬉闹闹,吃完后才满足地就寝。
  二十几年时光的流转,兄弟姊妹都因成长而星散了,连老家都因盖了新屋而消失无踪,有时候想,在大灶边吃一碗冰糖芋泥都已成了奢想。天天吃白米饭,使我想起那段用番薯和芋头堆积起来的成长岁月,想吃去年腌制的萝卜干吗?想吃雨后的油焖笋尖吗?想吃灰烬里的红心番薯吗?想吃冬夜里的冰糖芋泥吗?有时想得不得了,心中徒增一片惆怅,即使真能再制,即使母亲还同样地刻苦,味道总是不如从前了。
  我成长的环境是艰困的,因为有母亲的爱,那困境都化成美丽,母亲的爱就表达在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食物里面;一碗冰糖芋泥其实没有什么,但即使看不到芋头,吃在口中,可以简单地分辨出那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一种无私的爱,无私的爱在困苦中是最坚强的。它纵然研磨成泥,但每一口都是滚烫的,是甜美的,在我们最初的血管里奔流。我时常想到,如果幼年时代没有吃过母亲的冰糖芋泥,那么我的童年记忆就完全失色了。
  我如今能保持乡下孩子恬淡的本性,常能在面对一袋袋知识的“番薯和芋头”,知所取舍变化,创造出最好的样式,在烦闷发愁时不失去向前的信心,我确信和童年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母亲的影子在我心里最深刻的角落,永远推动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