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2期
做个普通人——怀念我敬爱的恩来伯伯
作者：周尔均
内战即将爆发，伯伯要我留在上海读书
在侄儿女辈中间，我有幸较早见到伯伯、伯母，并聆听他们教导。抗战期间，父亲周恩跟随恩来伯伯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家中生计无着，母亲便带我到江苏高邮外祖父家寄居。
1946年抗战胜利，我初中毕业，还不满14岁，没钱上学。听说伯伯、伯母为国共谈判的事到了南京、上海，我就千方百计找到上海思南路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伯伯、伯母见到我很高兴，关心地问长问短，我便提出要求：跟他们去延安干革命。伯伯、伯母说：“你的志向很好，这件事我们要商量一下。”期间，他们虽然为国共谈判的事日夜操劳，但还是挤出时间专程到我寄住的亲戚家看我。过了几天，伯伯、伯母把我找去，慎重地说：“我们商量了，你还是留在上海读书，等待形势的变化。”他们给我留下钱和衣服，尽管当时伯伯自己的衣服也很少。就这样，我到1949年6月高中毕业、上海解放后参加了人民解放军，1955年才又同伯伯、伯母见面。
一次，我同伯伯的义女、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谈起这段往事，维世大姐深有感触地说：“爸爸、妈妈对烈士子女和对自己的侄儿女辈，在感情上都是一样的，但他们对烈士子女的照料，比对你们的照料更周到。在战争年代的危险环境中，他们把能够找到的烈士子女，送到延安或苏联学习，其中有的烈士子女还是他们派人从敌占区找到的。抗战胜利后，你们到上海找到了伯伯、伯母，在内战即将爆发的情况下，他们却把你们留在了当地。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们对革命后代的爱，实在是一种光明磊落的爱。”
爱人调到北京才知道，我有个总理伯伯
上世纪50年代，我和后来成为我夫人的邓在军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由相识而相爱。但我遵照伯伯、伯母的教导，并没有把我与总理的亲属关系告诉她，直到1955年她调到北京时才知道。
伯伯、伯母派人把在军接到西花厅相聚。刚见到总理，在军有些紧张。伯伯问她家庭成分时，她更是紧张地错答成了“地主”（其实是煤矿工人）。伯伯安慰她：“人是无法选择家庭出身的嘛。我也出身在封建大家庭，但每个人的道路可以选择，我就背叛了自己的家庭。”
后来，伯伯、伯母留在军吃饭，他们平时用餐就是两菜一汤，那天他们特地嘱咐厨师加了一个菜，主食是大米掺小米的“二米饭”。他们说：“现在条件好了，但不要忘了‘小米加步枪’的战争年代。”在军注意到，伯伯添饭、盛汤，都是自己动手，不让别人帮忙。
那天，伯伯曾特地嘱咐在军：“不要因为伯伯是国家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更不要把这个因素掺杂到你们的恋爱关系中去。爱情和婚姻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定要注意不断地改造自己。”
伯伯的话，在军一直铭记在心，成为她此后人生道路的指南。后来，在军在电视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伯母高兴地称赞她：“在军是个自强的孩子。”
伯伯请我俩看运动会
一次我出差到北京，同在军一道去西花厅。伯伯看到我俩特别高兴，送给我们两张工人运动会开幕式的票，反复叮嘱我们：一定要到场，一定要看完。
我们去了体育场，可有些体育项目不是很感兴趣，又有些事要办，便提前退场了。
第二天再去西花厅，伯伯一见面就问我们：“看到毛主席了没有？”我俩惊讶地说：“没有啊！”伯伯连连叹气：“你们这些孩子，就是不听话。”伯母赶快向我们说明，那天运动会毛主席要出席，因为工作，中间才能到场。伯伯遵守纪律，不能提前告诉你们，又想让你们有一个见到毛主席的机会，所以特地嘱咐你们要看到底，不要退场。我们听了自然后悔不已。伯伯又细心地问我们退场后票是怎么处理的，我们说，门口等票的人很多，送给他们了。从这件小事，我们深深体会到，伯伯、伯母对毛主席的尊敬，更深深体会到他们对后辈的关爱。
伯伯在国务院会议上两次做检查
伯伯不喜欢用不必要的清规戒律束缚自己，更反对脱离群众。我俩在西花厅陪他散步，他常常不带警卫，从后门直接走到大街上、人群中。他还搭乘过公共汽车，同群众亲切交谈，了解情况。
伯伯、伯母教育我们：“好事要先紧着群众。”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伯伯秘书在他外出期间简单修缮西花厅的事，他少有地发了火。生气的伯伯住在钓鱼台临时住所坚决不回去，连陈毅老总也劝不动。我去钓鱼台看伯伯，劝他说：“伯伯，你教育我们爱护国家财产，西花厅这个房子已经相当破旧，这是历史文物，简单地维护一下，也是保护国家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没什么大错，您别生气了。”伯伯说：“你讲的也有一定道理，但你要懂得，我是国家总理，如果我带头修房子，下面就会跟着干，还有副总理，还有部长，这样一级一级地下去，不知道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西花厅这样的房子，不用装修也很好了嘛。我们国家现在还穷嘛，很多群众还没有房子住。”他问我有没有读过杜甫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说看过，背诵了最后两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伯伯说，你再重温一下这首诗，就会明白我为什么生气。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下，伯伯让秘书把新换的床还回去，吊灯拿下，窗帘摘掉，才搬回西花厅。他在国务院会议上两次做检查，都是检讨自己，一字未提经办的秘书。
今年，将是恩来伯伯诞辰110周年，1998年，我和在军为纪念恩来伯伯百年诞辰，摄制了《百年恩来》，期间，采访400多位中外人士。在军和我常说，拍完《百年恩来》后，深深感到我们过去对伯伯的伟大人格了解得太少、太肤浅了。恩来伯伯和颖超伯母从来只愿做一个普通人，绝不把自己当大人物，也从不愿进入史册。可以说，周恩来是一位不愿成为伟人的伟人，正因为他不愿成为伟人，却因此成为伟人中的伟人，他的伟大人格，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