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6期
诸葛亮创造的文化现象
作者：李景元
爷爷是位戏迷，按照现代时尚的说法是个“粉丝”，逢年过节便要在戏院包上一套包厢，领着家人看戏。因而，笔者从小就得以大过戏瘾。可是，戏看得多了，也便挑挑拣拣起来，比如，不爱看《贵妃醉酒》，因为那位“小媳妇”总是哼哼叽叽地唱个没完，勾人瞌睡。喜欢看的是《失空斩》，因为戏里有“大花脸”打仗，看起来热闹非凡，就是那老头儿诸葛亮，唱起来也挺有“派头儿”。
京剧中的《失空斩》是《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的简称。剧情说的是蜀、魏交兵，诸葛亮兵扎祁山，命马谡防守街亭。马错用兵法，街亭失守。诸葛亮西城空虚，冒险使用空城计，使敌撤兵。战后诸葛亮斩了马谡，自贬武乡侯。
诸葛亮，字孔明，是三国蜀汉的政治家、军事家。刘备正是根据他的策略，联孙攻曹，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并占领荆益，建立蜀汉政权。刘备称帝，他任丞相。刘禅继位，封为武乡侯，政事无大小，都由他决定。当政期间，励精图治，赏罚严明，推行屯田政策，并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有利于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曾六次出兵攻魏争夺中原，终未成功。
是谁把这样一个蜀汉小国的丞相推到赫然占有5000年历史泱泱大国政治家的最高位置呢？是小说《三国演义》。清代的毛宗岗认为，诸葛亮是小说人物中的三绝之首：“其处也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知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残，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多，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
《三国志》作者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也很高，但指出了诸葛亮的一些不足之处。就因为这几句不中听的话，破坏了先生在人们心中几乎是神仙的完美形象，为此，陈寿背了多少年诬蔑诸葛丞相的恶名。有人甚至怀疑，只因陈的父亲是马谡的部下，马谡被斩，故而他才恶言报复。当然，此系无稽之谈，我们虽然不管马谡如何，但这里却涉及到当年参加街亭战役的诸葛亮另一名部将—爨(音窜cuàn)习。
《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平南中后“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飞军”，“亮收其俊杰……习官至领军”，“从战街亭”。就是说，爨习本有自己的部队，曾率部随诸葛亮出祁山，与司马懿对峙街亭。说到爨习，我们需认识一种比较鲜见的文化—爨文化。
位于云南曲靖市沾益县马雄山东麓的珠江源，既是中国第三大河—珠江的发源地，也是孕育爨文化的母亲河。云南的陆良坝子与沾曲坝子，是爨文化诞生的腹地，被称为“爨乡”。
爨称为文化，是因为它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它是否形成过一个民族，学界还存在着争论。但是爨氏自三国至唐曾称霸云南南中四百余年。爨人是当时南中的主体民族，其主要成分为汉族移民与当地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滇人融合，吸收了两者的传统文化，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创造出了具有独立风格的爨文化。
爨文化的代表是举世闻名的“两爨碑”。它的行文风格，朱玄穿耳，都带有明显的汉文化特征，同时又带有当时南方民族怪诞的风格气质，既含有农耕民族严谨务实的文化心理，又有游牧民族粗犷奔放的蛮夷之气。
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爨文化中的这个爨字。
爨，《正韵》取乱切，意为炊爨，即烧火做饭。汉字造字有六书，而爨字就占了“象形、指事、会意”三事。它的头上是一个“甑”，甑是用于蒸食的古器，两边以“臼持之”。中部“冖”像个灶口，下部表示“推林纳火”，整个字的形象推演了中国发明蒸食文化的过程。爨通常有五种意思，一是“炊也”，即做饭，“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孟子·滕文公上》)。二是“灶也”，“执爨，为俎孔硕，或燔或炙”(《诗·小雅·楚茨》)。三是“火上”，“大羹·在爨”(《仪礼·土礼》)。四是“调和五味之处”，爨室即是厨房。五是戏曲名称，“宋徽宗时，爨国人来朝，见其衣装、巾裹、举动皆可笑，使优人效之，以为戏焉”(《辍耕录》)。爨文化发展之后，扩大到包括了姓氏之爨，族别之爨，地域之爨，时间之爨，军队之爨，文字之爨等多个方面的涵义。至今，在北京门头沟还有个爨底村，却不知与云南之爨有什么文化关联。爨文化是一门涉猎很广而又较偏的学问，鉴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谈一些它与食文化的有关皮毛。
如果说本文将爨文化中的食文化与诸葛亮联系起来还有些牵强，那么，下面的例子则说明了诸葛亮对食文化有着重大贡献。
诸葛亮是馒头(即包子)的发明者。
《事物纪原》载：“稗官小说云：诸葛武侯之征孟获，人曰蛮地多邪术，须祷于神，假阴兵以助之。然蛮俗必杀人，以其祭之，神则助之，为出兵也。武侯不从，因杂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面，像人头以祠，神亦助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为馒头。”
正史《三国志》也有记载：“诸葛亮平蛮回至泸水，风浪横起兵不能渡，回报亮。亮问，孟获曰：‘泸水源猖神为祸，国人用七七四十九颗人头并黑牛白羊祭之，自然波浪平静境内丰熟。’亮曰：‘我今班师，安可妄杀?吾自有见。’遂命行厨宰牛马和面为剂，塑成假人头，眉目皆具，内以牛羊肉代之，为言‘馒头’奠泸水，岸上孔明祭之。祭罢，云收雾卷，波浪平息，军获渡焉。”
明人郎瑛在《七类修稿》中也记有：“馒头本名蛮头，蛮地以人头祭神，诸葛之征孟获，命以面包肉为人头以祭，谓之‘蛮头’，今讹而馒头。孟获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系蜀汉时建宁(今云南曲靖)人，彝族首领。刘备死后，他曾和建宁豪强雍起兵反蜀，数为诸葛亮所败，曾被七擒七纵，后仕蜀，为御史中丞。”
自诸葛亮以馒头代替人头祭泸水后，馒头就以傩食品的身份出现，作为祭享的陈设之用。晋束晰《饼赋》：“三春之初，阴阳交至，于时宴享，则馒头宜设。”说的是初春，冬去春来，万象更新，冬属阴，夏属阳，春初是阴阳交泰之际，祭以馒头，为祷祝一年之风调雨顺。不过，那时候的馒头都是肉馅的，而且个儿很大。很长一段时间馒头与馒首称谓通用。
晋以后，有段时间，馒头称作“饼”。凡以面揉水为剂，中间有馅者，都称为“饼”。“以面蒸而食者曰‘蒸饼’又曰‘笼饼’，即今馒头”(《名义考》)。
馒头走入民间成为食用点心后，就不再做成人头形状。因为其中包有馅，于是就又称作“包子”。宋人王《燕翼诒谋录》记有：“仁宗诞日，赐群臣包子。”包子后注曰：“即馒头别名。”看来包子在当时是很有身价的食品。
直至清代，馒头、包子的称谓才开始分家。北方一般将无馅的蒸食称为馒头，有馅者称为包子，而南方则称有馅者为馒头，无馅者也有称为“大包子”的。时至今日，馒头与包子的称谓仍然很乱。如北方之无馅者，有的称作“馍”、“卷子”、“花卷”，也有称作“包子”的。南方之有馅者，也有称作“面兜子”、“汤包”的。不管怎么样，现在有馅无馅的馒头或包子都与诸葛亮当初创制的馒头相距十万八千里了。
对于诸葛先生创制馒头之“专利”，历史上也有不同看法。唐代的赵《因话录》就说：“馒头本是蜀馔(他指出，似乎在诸葛亮之前已有馒头)，世传以为诸葛亮征南时以肉面像人头而为之。流传作‘馒’字，不知当时音义如何，适以欺瞒同音(见卢谌《祭法》：‘春祠用头’)。孔明与马谡征南，有攻心战之说。至伐孟获，熟视营障，七纵而七擒之，岂于事物间有欺瞒之举，特世俗释之如此耳。”
赵先生之“打假”也许是有一些根据的，但是赵先生毕竟不懂得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显得有些迂腐。他更不是文化人类学者，没有研究过“神话总是在背后支持仪式”的《分子文化学》规律。不论别个，就说罗贯中的一部《三国演义》中的情节与人物的艺术魅力(当然赵先生不会看到《三国演义》，但至少应该看到了《三国志》收集过不少“流传”之说)，迷倒了后世多少代人?又有多少人知道其中哪些是真，哪些为假呢?
《三国演义》在中国小说史上创造了诸多之最，之一便是与它有关的遗迹多达几百处，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大部分都是后人依据小说的虚构附会而成。“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本来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刘关张誓共生死的真挚友情却感动着人们。特别是在道德沦丧，信义缺失的时代里，人们宁可相信在涿州的那个“桃园”就是个真实的存在，而且奉为人际关系间讲信用、重义气的象征。曹操逃亡的华容道被描写为“两山夹一谷”的战场。此景此境使人们笃信了许多年，而且戏文里就这么唱，电视剧里就是照此而拍的。出人意料的是，近来有人去实地考查，发现那里竟然是一片沼泽，哪里有什么可伏兵的“两山”。其实，正史上本来就没有“关羽华容道放曹操”一事。然而，那里却有着“曹鞭港”、“救曹田”、“放曹坡”等多处“古遗迹”，而且游人趋之若鹜。如果真的有人傻乎乎地在那里辨一个是非真伪，肯定会有人出来和你急的。
文艺作品乃至民俗的魅力是巨大的。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一旦符合人们生活希冀的愿望、要求，它便会经过民众世世代代的积累和反复渲染，形成一种民族文化的元素融铸在民族的不可见文化中，顽强地传承下去，化作“真实”而存在。
对于诸葛亮创制馒头或包子一说，正史考归正史考，那是史学家的事，但是在民间，人们是宁可信其有的。事实是千百年来，包子凭借着诸葛武侯的人格魅力或者是之后的《三国演义》的艺术魅力深入人心，而世世代代传承下来。
在现代，包子已成为家喻户晓，名噪大江南北的美食。天津的狗不理包子，色香味形俱佳；北京的冬菜包子，越嚼越香；辽宁沟帮子的水馅包子，色白如玉；山东济南的草包包子，汤汁香美；上海的素菜包，满室生香；江苏镇江的蟹黄汤包，味道鲜美；江苏无锡的小笼包，咸甜适口；浙江湖州的丁莲芳千张包子，汤清色白；湖北武汉的汤包，馅转包中；湖南长沙的德园包子，异香扑鼻；广东增城的鱼包，亦包亦饺……包子美食，数不胜数。包子的快餐化、营养化更是前途无量。
伟哉，诸葛丞相!不管是现代包子美食的发展和他有无直接关系，在历史公认的政治家、军事家之外再冠以美食发明家之誉，绝对是不为过的。
陈秀娥、李力书画作品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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