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5期
耄耋老人话养生
作者：崔普权
走进周汝昌先生的书房，见他背对着门正伏案工作，对我的到来充耳不闻。周汝昌的女儿走过去在他耳边大声喊道：“客人来了。”他抬头用一只手搭在耳边问：“你说什么？”转过身看见我，笑了，迎上来握住了我的手说，“不好意思，我耳朵不好使了。”“没关系。”我说：“我可以用纸条提问题。”他女儿说：“用纸条恐怕也不行，他一只眼睛完全看不见了，另一只眼只有０．０１的视力，只能算是半只眼。”我不由望了望他书桌上写的东西，满是字，可我几乎认不出。周汝昌的女儿又说：“他的字只有我一个人能认。”
我坐下后，开始为自己发愁，我不知用什么方法和他交流。其实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因为先生是一个十分有经验的采访对象。他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顺手拉了只小椅子，面对面坐下来，膝盖刚好顶住我的膝盖。他说：“你问吧，你可以在我耳边嚷嚷，我基本上能听到。”这样，我一下就放松了，这哪里是采访，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促膝谈心。
既然是谈心，我便把事先准备好的采访提纲扔到了一边。我问：“您的耳朵是什么时候听不到的？”
“那是１９５４年，我奉调回京，住东城北面门楼胡同。我住正房，南有大窗，北有小窗。一日，天降大雨，电闪雷鸣，我正站立窗边看雨，冷不防一声霹雳，一条火龙从北窗入，又从南窗出，这条火龙从我左耳边走过，相距不过一寸，我当时只觉得天崩地裂，脑袋嗡的一响，天地便一片寂静，从此非有雷鸣般之声我是听不到的。你想有龙从耳边过，我不‘聋’才怪呢！”听了老人的叙述我不由露出惊异之色，望望先生的女儿，想从她那里得到证实，她笑了笑说：“这只是一个原因，和小时候得病也有关。”
我又问：“您的眼睛又是怎么失明的？”
“由于长期搞研究工作，用目过于疲劳，１９７４年忽然两眼要失明，周总理闻知后亲切关怀，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给周汝昌一定要找个好医院，不能让他失明，后来找到协和医院最有名的大夫给我治疗。我现在还剩下这半只眼，要感谢周总理，感谢那个眼科大夫。眼睛总算没有彻底失明，可再也不能做编辑工作了。”
周老的女儿说：“想起这些往事，我便十分伤感，父亲付出的太多太多，而我们却无法分担他肩负的重荷。那一段难忘的岁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我从外地请假赶回北京，见父亲躺在病床上，双目包扎着，只能平卧。但父亲仍然丝毫不懈怠，他让我给他读意见签，读原稿。并口述处理意见，由我代记代补。这些内容当时对我来说十分生疏的，就像天书一样，只能父亲说什么，我记什么。后来为核校样，我又连续工作了４１天，每天早中晚三班，常至午夜方休。”
“和父亲一起工作，既要给他当‘眼’，又要给他做‘耳’。他的耳背是‘闻名’的，张中行先生曾调侃地说他是‘打雷听不见’；张老的门生则说得更诙谐‘耳边悄语，六楼都可以听见’。这些话虽不免夸张，但也足见父亲失聪的程度了。”
“在人们的眼里，父亲是‘红学家’，似乎他一生都像个书呆子似地‘死啃’红学，其实，父亲兴趣非常广泛。父亲从小便喜欢诗词，从１４岁起，便能作七言绝句。沦陷期间于故里，常作诗词以言志。他才思敏捷，一首律诗可在数分钟内完成。６０年代，他编的《范成大诗选》和《杨万里选集》为学林推重。”
“１９７４年，父亲将《新证》由初版时的４０万字修订至８０万字。书还未印出来，便因劳累过度，致双眼黄斑部穿孔，视网膜脱落，病情十分严重。从那年的３月到９月，一直为医治病目而费尽周折，后来他住进了医院。但他为难以割舍的事业，竟逃离了医院。第二次被送进医院手术时，右目幸免于盲，视力维持在０．０１，而左目则完全失去了光明。”
我问周老：“您从１９７４年开始眼睛就不行了，耳朵也听不见了，可谓人生之大不幸，是什么原因使您把文化研究工作坚持到今日的？”
“老子说：‘五色令人盲，五音令人聋。’看来不见不闻乃是抵御声色的要招。怎奈耳目虽可掩住，还有一颗心呀！心还不肯闲着，又要听又要看的。从１９７４年到今天，凭着这半只眼苦作，又写出了几百万字。有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也有关于诗词书法的。”
我被周汝昌先生大起大落的经历所震撼。面对眼前的耄耋老人我问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您今年已是８５年的高龄了，您是怎么看待生与死这个问题的？”
“我希望多活几年。我不是贪生怕死，像我这样年纪的人积累一些学识很艰苦，刚积累了一些东西，人刚成熟，理解认识刚开始深刻了，可是已到了快结束生命的时候。这是人类的不幸，也是人类文化的损失。我对生命的理解是一个综合性的，主要是精神智力，而不是纯自然的生命。说到我自己，我是留恋人间事的。虽然我的一生有那么多艰难困苦，有那么多不如意，我现在半只眼睛拼命干，就是因为我还有没做完的工作，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很健康，对于死我还没有想过，至少还没来得及提到日程上去想。人的生命不是到他身体死亡为止，用另外一个方式还可以延续，还可以作贡献。因为他死后思想还存在，他还有弟子、子女作为他的继承人，他还有著作存于世。”
周老是一位兴趣广泛的学者。在他的诗作中，“咏红”诗数量最多，他为刘旦宅先生《石头记人物画》中的４０位人物，每人写了一首诗，令画册生色不少。他作的诗，涉及方方面面，但在人们的眼里，他似乎仅仅是一位“红学家”，似乎他一生都像个呆子似地“死啃”红学，其实决非如此。
周老酷爱京剧、曲艺、民族乐器，最爱听的是反二簧，还粉墨登过场，在《春秋配》、《虹霓关》、《三堂会审》中扮演过小生。他吹拉弹唱样样喜好，尤其喜欢吹萧，兴致所至时洞箫一曲，那悠扬动听的乐曲会为他平添许多欢乐和一天的好心情。
周老还喜爱民间工艺，无论是泥捏的、纸糊的。他喜爱石头，尤爱玉石，这大概与其喜爱《石头记》不无关系吧！
谈到养生，周老说《红楼梦》中的贾府，饮食档次、营养档次自然是不低的。不仅在“吃”上不含糊，在“喝”上也颇考究的。遗憾的是，贾府的人并没有因为在饮食上的“高层次”、“高消费”而将身体弄得很健康，反倒是大病、小病常得，有的人“从会吃饭起，就吃药”、“吃的饭没有吃的药多”。此外，年纪轻轻就死了的也不少，秦可卿死时大约还不到２０岁，连那位当了娘娘的贾元春死时也只有３０岁。看来，“吃、喝”是一门综合学问。单是讲求“贵”、“奢”是不成的。不参加任何体力活动，胃口很差，在多么精美的食物面前也无食欲，这是贾府人普遍性的苦恼。
贾母是《红楼梦》一书中著名的老寿星。她喜欢散步，认为散步能“疏散筋骨”。她还喜欢热闹，每逢过节日，便和儿媳妇们在大观园内走动、玩乐。其次，贾母是个性格豁达的人。贾母对饮食调节、寒温调摄也很注意，她爱吃甜烂之物，吃是“少而精”。贾母的养生之道可以用清代名医程钟龄的“保生四要”来概括：“一曰节食；二曰慎风寒；三曰惜精神；四曰戒嗔怒”。
生活中，周老每天坚持在楼下小区那绿荫中遛弯（但是因目力不及需要有人搀扶），天气不好时则在家中扶着书案行走，或利用家中的健身器材锻炼一翻。周老有晚睡晚起的习惯，那是因为常年夜间工作养成的习惯。
周老虽满头银发，但步履矫健，仍在辛勤地耕耘。看到这些，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欣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他正是遵循这一精神而勇往直前，精进不懈。他依然在勤奋工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