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3期
酒的文化与文人
作者：苗体君 窦春芳
在人类洪荒时代，酒就在大地上出现了，那时我们的祖先巢栖穴居，以野果裹腹，野果中含有能够发酵的糖类，在酵母菌的作用下，可产生一种具有香甜味的液体，这便是最早的天然果酒，历史上又称为“猿猴造酒”，江苏淮阴洪泽湖畔下草湾曾发现了醉猿化石。但中国的文化总是把某某东西的发明归在一个人的名下，关于酒的发明也不例外。其传说是夏朝初期大禹时代的仪狄发明的，但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却是杜康造酒的故事，从文献上来看，《说文解字》上说，杜康就是夏朝第六代国君少康，但民间广为流传的杜康却是东周时候的人，他不是官，而仅是一个牧羊人。据说有一次，杜康把小米粥放在一个竹筒里，放羊时带着作为食品，他把竹筒放在一棵树上，走时却忘记带上了。半个月后，他又在那棵树上找回了竹筒，但竹筒里的小米粥已发酵成了酒，人们都说这东西好喝，后来杜康就不再放羊了，专门酿酒，杜康就成为酒的代名词。虽然古时候的中国人关于人的起源还没有像达尔文想得那么深，更不知道猿猴变人，也更不会承认“猿猴造酒”的事实。但古代的中国人总是把酒作为一种最高的时尚之一，特别是广大的文人学子，他们总是在酒中寻找着创作的激情。在中国现存的先秦古书中，几乎没有不涉及酒的书，酒作为一种食品，也构筑了其古老而坚实的文化。
酒对于人的危害性在哪?
中国的酒文化不啻是一部百科大全，中国人的思想、情感的许多方面都可以从其中找到痕迹。中国诗歌史诗的章章节节，都可以闻到酒的扑鼻的阵阵醇香，中国的书画也是在酒中抓住了那稍纵即逝的灵感火花所得。辩证地看待酒，它也有其两面性，这是世间万物存在的一种法则，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大声疾呼“酒之祸烈于火”，其实这并非危言耸听。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在任何酒中，都含有一种特定的成份，也就是乙醇，其又称为酒精，乙醇到达人体内后。被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同时放出大量的热量，成为人体活动的能源。酒既可以安神镇静，也可以做兴奋剂。它直接刺激食道和胃壁，反射地刺激大脑，从而使血液循环恢复正常，起到恢复意识的作用。饮用含乙醇10％左右的低度酒，可以增加胃液的分泌，促进食欲，但乙醇浓度超过20％时就会引发胃病，刺激胃粘膜，抑制胃液的分泌。适量的饮酒有益于健康，但饮酒过量就会形成醉酒，严重者会引起死亡，所以顾炎武的“酒之祸烈于火”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酒对古代文人有何影响?
古人们能谅解任何一个酒徒，并把酒徒的故事进行一代代传说，东晋人刘伶，平时少言寡语，唯一的爱好便是以酒为乐。据说他常常狂饮数日不断，一喝醉就把自己全身的衣服彻底脱掉，然后裸体走来走去。有人就对刘伶说：你也是礼教中人，这样成何体统?刘伶却十分傲慢地说：我以天地为殿堂，以房屋为衫袍，你怎么跑进了我的裤子中来了?说得此人羞愧难当，民间对刘伶更多的却是赞许。从曹操的“煮酒论英雄”，到“诗仙”李白、文人苏东坡喝得大醉时写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再到《水浒》里的一个个醉汉，国人对酒徒更多的是赞颂。
古人与现代人相比较，对酒的根本性的认识上是“愚味”的，他们只是图个人“灵魂”的瞬间飘逸，却也酿成了“悲剧”的发生，对于酒产生的悲剧他们竟一无所知。“唐诗”是中国文化的最杰出的代表，而李白的诗又是唐诗中的极品。唐代另一位大诗人杜甫在写李白时，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酒后的李白，是何等的潇洒与狂放，但“诗仙”李白的四个儿子，却是李白饮酒的最大牺牲品。民间传说的“龙生龙，凤生凤，小老鼠生来会打洞”，好的种子定会结出好的果实，凭李白的遗传基因，他应该生出聪明的后代，但李白的四个儿子是长子呆、次子傻、三子疾、四子愚，李白对四个儿子的苦恼也就更多了，酒喝得也就更多了。
另一个悲剧人物是东晋诗人陶渊明，他是中国文坛上一位酒神式的诗人，一生中谱写了大量的咏酒诗篇，据统计，陶渊明现存的诗词142篇中，讲到饮酒的就有56篇。白居易在谈到陶诗时说：“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之。”而这位诗人的5个儿子却都是平庸之辈，并且智力十分低下，近似于白痴。而陶渊明不从饮酒上找原因，还时常认为自己的孩子不努力学习，他在《责子》诗中写道：“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近杯中物。”事实上，历史上的嗜酒的文豪们，他们虽然有好的智力因素，却因饮酒而没有把好智力因素遗传给他们的下一代，好的“种子”因饮酒而大大“减产”，这也是现代遗传学所揭示的一种规律，所以他们的子女大都是智力平庸者甚至于低下者，受害不仅有李白、陶渊明的后代们，还有其它狂饮文豪的后裔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