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期

辞赋的医疗作用

作者:李育霖




  辞赋具有医疗作用,首先由枚乘的《七发》所发明。《七发》开首便说:“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吴客分析了楚太子的病因、病状,接着便有针对性说了七件事启发他。终于使得楚太子“汗出,霍然病已”。那么楚太子得的是什么病呢?文中称其病状是:烦躁郁闷,情绪恶劣,耳目昏昏,喜怒无常,心惊失眠,不爱听人说话,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显然这是精神性的疾病。现代医学称作“抑郁症”。该病病因有多种,据《七发》分析,楚太子主要是因为:住在深宫中,既有保姆,又有傅父管教,生活圈子狭小,没有什么交游;另一方面,生活过度享受,饮食是高脂肪、高蛋白,穿衣则追求华美轻暖,动步就乘车,住“洞房清宫”之中,左右总有许多美女围绕着,“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怎么能不生病呢?《老子》十二章中早指出声色犬马是会使人生病的,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病状、病因分析清楚了,就要对症下药,吴客认为这种病不必用药石针灸,“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于是便讲了七件事来启发太子。这七件事是:音乐、饮食、车马、宫苑游观、田猎、观涛、要言妙道。七件事说完,太子的病便好了。七件事中,前六件都是讲的享受游乐。以前的注释,多认为这是带批判性的,是反面文章,是为了衬托最后的要言妙道。其实不然,既名“七发”,当然七件事都有启发作用。而且文中已透露七件事中“田猎”、“观涛”都有医治“浩唐之心,遁佚之志”的作用。再说《七发》受楚辞的影响,《楚辞·招魂》中为了引导“魂兮归来”也大量铺叙各种生活享受,其中描写宫室、美女、饮食、歌舞、游戏都生动具体,极尽形容,展现作者渊博的知识,语言的才能。《七发》亦如此,如写音乐经他夸大形容,那琴无疑是天下第一名琴,鼓琴者、歌舞者也都是古今第一名家,悲歌一曲,感动得鸟不能飞,兽不能走,连虫蚁都动弹不得了。这其实是借助语言的力量来发掘音乐的文化内涵。写饮食、车马等等也无不如此。其作用是在激发太子生活的兴趣,以摆脱萎靡不振之状态,并非提倡或批评奢侈享受。例如田猎是古代体育运动并具有军事训练的性质,经作者一番形容,楚太子已经“阳气见于眉宇之间”,有些活气了。但真要请他参加,还是“仆病未能也”。观涛是描写潮水的奇文,海潮澎湃,声如擂鼓,那样的气势,那样的壮观,是足以让人“澡溉胸中”、“发皇耳目”的,作者的形容确实也引起了太子的兴趣,但要他强起观之,他还是一句“仆病未能也”。在作了这些铺垫之后,作者最后才提出“要言妙道”。当时儒家尚未“定于一尊”,所以“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还必须有庄周、魏牟、杨朱、墨翟等人参与。最后担任总结的则是孔子、老子两位,而孟子则起了特别的作用,他拿着筹码来计算,大概是分别各家的异同得失。这样总结出来的“要言妙道”,当然是万无一失。这种“要言妙道”,不是某一学派的教条,这是对真理的探求,是生活的指南,提高思想境界,才是开启心智的良药,种种精神性疾病,当然就随之不治而愈了。
  枚乘提出了辞赋治病,看来确实有效。汉宣帝时,太子患病,症状是“若忽忽善忘,不乐”,宣帝便命王褒等几位辞赋家,到太子宫中,陪侍太子娱乐,早晚“诵读奇文及所造作,”太子病好了,才又回到宣帝身边。所谓“奇文”大概指《僮约》、《责髯奴文》之类的赋体作品。太子尤其喜爱王褒作的《甘泉》、《洞萧颂》等赋作,“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见《汉书·王褒传》)。汉宣帝和其曾祖父汉武帝一样,是位辞赋爱好者。他认为世俗都喜欢穿戴好看的服饰,听流行音乐,辞赋与之相比,“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同上)。他将辞赋定位为高尚娱乐,不仅能让人开心,并能扩充见闻,增长知识,弄得好,还能像古诗一样,有讽谕教化之作用。辞赋的娱乐功能早已发现,它往往虚构人物,互相较量,利用层进、夸张、形容、铺陈、排比等手法,将一些事、物说得天花乱坠,在文学类别还不够丰富的情况下,它又像小说,又像戏剧,尤其是它的音乐性值得重视。汉赋中堆砌了许多同义、近义的词汇,诚如鲁迅先生所言,简直无法加以区别。汉赋大家为何要这样写,而且成为一时之风气呢?固然这里有识字教育之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其音乐效果。汉赋或韵或散,朗读起来,铿锵有力,有一泻于里之势。笔者曾听过昆曲中的辞赋朗诵,深深为之折服,并悟出汉赋以“颂”命名的道理,这正是对其音乐性的提醒。音乐有助于治疗,已为现代医学所证明。所以说辞赋具有医疗作用,这既有文献之记载,又可以从事理上得到论证,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