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3期
中国古代文化在中医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作者：曲黎敏
但传统对于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而言，是异常沉重的。我们关于过去的“集体记忆”可谓太多太多，而西方的现代文化又与我们的传统截然不同。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使我们对传统怀有极其复杂的心理感受，真可谓爱恨交织，哀怒有加。对于传统，我们形成三种势力：１）激进的反传统，全盘西化。２）为某种功利目的而鼓吹弘扬传统。３）视传统为亘古长存的不变法宝，期望中国文明君临天下。
现行的中医教育也不得不在这三种势力中艰难取舍。其实，传统是一个文化的结构整体，任何实用主义地“取”和“弃”，都会导致整个文化大厦的倾覆。一方面，中医是中国古代文化当中最为独特的文化创造，另一方面，整个传统文化又是中医文化的基础与背景，因此，如何在中医教育中贯彻传统文化则显得尤为重要。
一、中华文化是“道”，不是“学”
中医学，古代称之为医道，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和核心就是一个“道”字，这个“道”，不仅仅是理性、规律或原则，它更关系到一种体验一种切身的感受，一种信息，一种身体力行的实践。因此，不只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就可以得到这个“道”，更密切地，它关系到我们对自身生命的感悟与认识。正因为如此，古代圣贤强调“以医入道”，在求道的过程中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为原则，认为认识生命本身与认识宇宙同样宝贵，甚至是更为重要、更为基础的认识来源。这才是学习中医一定要懂得传统文化，一定要参悟中华之“道”的根本所在。总之，道以医显，即医道是中国文化最集中的体现，对习医者而言，从医入道又是一条必不可少的捷径。
中国文化喜欢强调它空灵淡雅的性灵境界，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因此，当人们交流自己的经验时便会感到语言的局限，而常常运用隐喻、象征、或诗的语言来避开逻辑与常识的约束。如老子之“道可道，非常道”就是在描述我们语境中的这种困境及其“道”的不可描述性。
这种语言困境同样体现在中医中，这也是我们称其为医道，而很难称其为医学的原因之一。因为称其为“學”（“學”字上字为手持爻辞，下字为戴帽之学子，是教化蒙童之意。），就必须有精确的概念定义和逻辑推理。但在中医中，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如中医对脉象的描述，“春脉浮，犹鱼之游在波”，可意会不可言传。它的阴阳观更是强调直觉与理性的互补，是超越感官的知觉，而这种知觉就其本质而言是超越语言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解读中医概念及观念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的原因所在。“道”字从“首”（代表头脑与智慧）从“辵”（代表奔跑与速度），其空灵飞跃之意溢于言表。学问可以复制，可以积累，可以反复使用；智慧则不可复制，是一点灵光，而且直指人心。“道”、“学”之差别正如形而上与形而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道”所强调的是运动过程与状态变化，所以多用类比概念，描述的是事物本质“象”什么；“器”为盛受之物，强调的是物质的结构性用与功能，所以多用具体概念，指出事物本质“是”什么。因此，理解中医也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差别。形而下有如“肺在上，肝在右”，形而上有如“左肝右肺”，肝在右而其气在左，主“升”；肺在上而其气在向下，主“降”，一个看现象，一个看本质。
古人并非不知“肺为华盖”，肝在右的解剖位置，而其“左肝右肺”之说是坚持其功能配属，重点强调五藏之气的运动属性，而非实体脏器。即肝虽在右，但主血为阴，其气向左（阴气左行，当升）；肺虽在上，但主气为阳，其气向右（阳气右行，当降）。又，左肝属东方，为震卦象，阴中有真阳，故肝木主动，主生发；右肺属西方，为兑卦象，阳中有真阴，故肺金主静（古代战场鸣金则止，也是取其静意），主收敛。又，左青龙，右白虎，故文官尚左，武官尚右；北京城也是东有崇文门，西有宣武门；对医家而言，青龙、白虎喻肝肺二经得病，不易调伏。对养生家而言，肝木之气如龙，易变动飞扬；肺金之气如虎，不易均衡节制。故降龙伏虎，入静最难。
二、从“医”入“道”最容易
中国学术向来以“闻道”为目的，即从“道”来把握万事万物，对“器”的认识应归属于科学范畴，是中医理论“道”的医学分枝，显然地，它对“人体之器”的研究，亦只能采用与求“道”相同的方式。“内向认知”正是集中体现了“求道”方式的特点。
所以，佛为“内明”之学，道称“内丹”，医曰“内景”，武曰“内功”，儒称“内业”……这个“内”，就是反身求诸己，一求己，则所有的空灵思辩都落到了实处。中国古代文化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精气神等核心问题都很好地体现在中医学中，不仅有所体现，而且有很好的物质基础的研究，和可操作性。
因此“道的医学”强调直觉性。所谓中医特色就是中国文化，而文化形态无高低之分。它重具象的知觉和感悟，习医者应先培养自己感觉事物的敏锐性、观察力、诗性。
中医理论培养的是我们对肉体生命的感受性。肉体是充满意义和富于诗意的器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它、感触它、参透它千百年来的进化。它不应仅仅是一种功能，而应是造化的精品，是充满意义和力量的、高贵的富于诗意的生命器官，这一点上，中国古代医学的“藏器”说就远比西方的“器官”说更符合造化的意志和人性。
“道的医学”重视系统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学术领域如人体、天文、地理、气候、音乐、美术、书法、建筑、甚至军事、武术都是相互贯通的。研究人体不研究人体以外的天文、地理、气候乃至音乐、美术等等，是研究不清人体的。就中医学来说，它的理论和天文、地理、气候、音乐等许多领域密切相关。尽管现代西方也发现了音乐与人体甚至与动物、植物的生理状况相关，但只看到了现象，没形成理论，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有这个理论。
“道的医学”强调“无中生有”，如无形、无限、无象，主张内倾和反身求诸己。正是因为“无”，所以有“有”。在中医看来，任何情志的波动都不是偶然的，它与四时有关、与六气有关、与地域有关、甚至与你睡觉的床向有关（现在，西方医学把中国的风水叫做“房屋的针灸”）……于是，医生的诊疗远远超出了四诊：望、闻、问、切，他综合了时空中的诸多因素，然后给你一个原因和结果。
三、学习传统文化的意义
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医可以使我们“尽广大而致精微”，可以使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落到实处。其实，学中医就是在学习中国文化，就是在学习传统。通常，人们习惯于把“传统”与古老的事物等同起来，即将传统作为一个“过去”的时间概念来理解。事实上，如果传统仅仅是历史上形成的或曾有过的事物，处心积虑地研究传统就没有必要，传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它是在时空中延续和变异的，它存活于现在，连接着过去，同时也包蕴着未来，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在现实中研究传统。
当今是科技文明的时代，科技带给我们空前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建立了一种对物质利益无限追求的世界观。而传统社会的人更关心的是追求美德和思想上的卓越，并且注重精神和人的内在道德律。
辜鸿铭曾言：在我看来，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农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Ｗｈａｔ ｔｙｐ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
当我们对自己以往的传统充满疑虑之时，我们也必须警惕，在全球化过程中，被“化”的并不只是经济，还有其自身的文化、价值体系乃至整个社会建构，欧美发达国家“全球化”目标的本质当然是西方化，当自己的利益和文化受到损害时，如果我们还满足地自说自话，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搭乘着“全球化”的大船遨游五洲，那么，我们就在犯历史性的错误。
无论如何，全球化的过程，是作为国家间、跨国公司间、国际资本间各种利益的不断调整和组合，是百舸争流的残酷竞争，是人财物的综合较量，但归根结底是人的较量，文化的较量。
无论如何，“中国思想对于西方科学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１８２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我们必须牢记，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现代化不必在价值取向上以西方文化为归依，民族文化才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