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6期
百岁院士薛暮桥
作者：吴志菲
“牢监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
薛暮桥原名薛雨林，1904年10月25日出生在无锡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薛暮桥在父亲薛魁标办的“培本女塾”接受了启蒙教育，1918年，薛暮桥考入江苏第三师范学校。“五四”爆发后，各地纷纷罢课、罢工、罢市，这年暑假，薛暮桥与几个同学创办了一份油印小报，发表文章批判帝国主义列强、反动军阀，宣传爱国、救国的主张，提倡抵制日货等。1920年，由于父亲去世，家里生活无法维持，15岁的薛暮桥被迫辍学出外谋生。因此，这段师范学业，便成了他的最高学历。
1927年6月，因叛徒出卖，薛暮桥被捕入狱。在狱中，薛暮桥学会了英语、日语和世界语，曾把除夕夜8个同志被枪杀的情况用世界语写成《牢狱生活中的一夜》。因为监狱的监管人员不懂世界语，这篇文章才能够通过他们顺利寄了出去，于是世人知晓了蒋介石反动派镇压革命，杀害革命同志的凶残面貌及狱中同志的斗争、悼念烈士的情况。1928年夏，薛暮桥被宣判进入反省院，从此，他利用一切机会读书，《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等外国政治书籍成了他的主要读物。到了 1930年底，已被关押3年半的薛暮桥交保释放，重新得到了自由。
1979年10月，薛暮桥到美国访问时，在费城看到了《独立宣言》的原本。晚间宴会时，薛暮桥告诉在座的专家：“半个世纪前，我在牢狱中就读了《独立宣言》，那时万万想不到50年后能在这里看到它的原本。”听到他年轻时坐过牢，在座的便问是什么大学毕业的。薛暮桥告诉他们，毕业于“牢监大学”，并讲述了自己在狱中艰苦读书的故事。
矢志不渝专研经济
1934年7月，薛暮桥来到上海，成为《中国经济情报》的主要撰稿人。不久，《中国农村》创刊，薛暮桥任执行主编。在这里，薛暮桥结识了做经济报刊索引的罗琼，第2年5月5日，他们选择马克思诞辰日为婚宴日，以此来表达共同的信仰。因为当时手头都比较拮据，没有钱请客，只拍 了一张结婚照，没有买棉被、家具之类的物品，把原有的两张小床合搬到一个亭子间就算新房。
在负责《中国农村》的编辑工作中，薛暮桥力求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通过对中国农村大量的调查报告、专题研究的具体分析和理论探讨，揭示中国各地农村的土地关系，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剥削下农村经济破产的实际状况，论证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及改革土地制度的必要性。薛暮桥依托《中国农村》就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组织过一场大论战，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38年夏，薛暮桥投笔从军，分到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薛暮桥利用个人特长制定教育计划、编写教材，主讲政治经济学。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薛暮桥以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对解放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革”期间，薛暮桥被当作“中国赫鲁晓夫的经济顾问”、“经济学界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及“修正主义统计学祖师爷”和老伴被送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尽管被隔离审查、关进“牛棚”，但薛暮桥既没有随波逐流，也没有灰心消沉。他以一个学者特有的钻研学问的志趣，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系统读书、潜心研究。1956年，党中央曾决定让薛暮桥写一本《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部分)》的书稿。在下放劳动期间，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写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初稿，后来，这本书成为全国干部学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读本，多次翻印，总印数达近1000万册，并被译成英、日、法、德和塞尔维亚等文字，在国际上也颇有影响。
“异端”理论渐成高层共识
1976年以后，薛暮桥率先提出要冲破禁区、全面纠正20多年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薛暮桥坚决支持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对经济调整中迫切问题不断提出建议；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上，较早地提出若干崭新的命题，如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打破城乡商业独家经营、打破劳动力统一分配制度准许并帮助待业青年自行就业等。
他积极参与改革决策的研究，为党和国家的领导提供咨询意见，并力图为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理论体系。1980年8月至1985年5月，薛暮桥出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此间他带领和引导我国经济学界，为政府调整国民经济、推进改革开放、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出谋划策，很好地发挥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经济学家进人中南海，这是当时人们对我国经济学界的赞誉。而率领经济学家进人中南海的，正是暮桥同志。”
薛暮桥特别重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在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和体改办工作期间，他积极参加《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的拟定工作。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薛暮桥就主张进行全面的“流通改革”，以便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本着这种想法，他认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口号是不正确的，应该代之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口号。他明确指出，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未进行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推动以建立奠定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综合改革，才能克服困难，走向繁荣。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姓‘社’、姓‘资”’的争论才尘埃落定。
1991年夏，薛暮桥因病住进医院，经医生悉心检查，确诊为是帕金森氏病。1992年，薛暮桥因葡萄糖过敏反应，一下子说了好几个小时的“胡话”，他的家人一听，全都非常震惊，原来，薛老当时在说“胡话”的状态下，字字竟然说的都是他平时思索的经济理论，好几个小时竟然是关于阐述经济形势的报告。如今，薛暮桥病情虽趋稳定，但没有痊愈，耳聋眼花，手脚发抖，不能执笔写作。所幸的是脑子还清楚，能够听读，在病榻上，薛暮桥口述、身边人员整理完成了《我的经济观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改革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等文章。
2004年1月2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来到北京医院，亲切看望了百岁老人薛暮桥，并高度评价薛暮桥为推进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出的贡献。 (编辑 李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