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2期
解读爱情与欲望
作者：何孟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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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作家列夫 · 托尔斯泰创作的 《安娜·卡列尼娜》，反映了俄国农奴制改革后政治、经济、道德、心理等方面的矛盾，小说通过安娜的家庭悲剧，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上流社会虚伪的道德观念、反动的宗教势力和腐朽没落的贵族地主阶级。而托名兰陵笑笑生“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创作的《金瓶梅》，通过对以潘金莲为首的“供恶霸蹂躏的妇女群像”的描写，真实地表现了明代后期黑暗透顶的社会现实，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悲惨地位。可如何看待这两部鸿篇巨著中所塑造的女主人公形象呢?其实，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看，她俩所犯“罪行”是相似的，潘金莲的命运遭遇同这位俄罗斯上流贵妇大同小异。大同所在，都是她们自己作了选择，不甘忍受命运的摆布，要拼力挣脱传统和时代强压在身上的重负；小异则主要表现在各自的表现方式和谋求目标的手段上。安娜以贵夫人的典雅姿态，以西方上流社会特许的情人方式获得自己的幸福与满足，而潘金莲则带着中下层市民的庸俗和粗鄙，历经风流，饱吸邪恶的毒汁。毋庸置疑，人们观念中的潘金莲是一副骄横跋扈、荒淫无度的模样，而安娜则风姿绰约、气度非凡；潘金莲背上“天下第一淫妇”的骂名，而安娜则被誉为“争取个性解放的斗士”。两个本质相同的人物却遭遇到现代人截然不同的褒贬。这是因为什么?人们习惯上的认识是否存有偏颇?
一
安娜在很年轻的时候，由姑妈做主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多岁的显赫官僚卡列宁，由于他们在性格、情趣和年龄上的悬殊差距，婚姻生活枯燥乏味，毫无爱情可言。可安娜是一位迷人的女性，脸上的表情温柔可爱，浓密睫毛下的眼睛熠熠发亮，舞会上的出现震惊四座，使多少妙龄少女也黯然失色。她又是一位内心世界异常丰富的女性，善良诚恳，对横死铁路的陌生人表示出深切的同情；知识渊博，才华出众；她温柔体贴，善待下人，深得亲人的喜爱。同时，她又是一位非常矛盾的女性，一面讨厌丈夫的虚伪，与他决裂，另一方面又觉得他是“好人”，在他面前感到羞愧，为他的无辜和处境难过；她不爱自己的丈夫，而又酷爱与这个丈夫共同的儿子；她一方面不顾世俗的巨大压力，寻觅真爱，另一方面又屈从于贵族社会的道德准则，在追求中怀疑、摇摆；她疾恶如仇，蔑视上层社会的虚伪荒淫，却又摆脱不了寄生阶级的舒适享乐；她不随波逐流，具有叛逆精神，但缺乏更高的人生理想，一旦遭到不能摆脱贵族窠臼的花花公子渥伦斯基的厌弃，内心便崩溃。她在情爱与母爱、妻性与情性、感情与理智、痛苦与欢乐，个性与世俗观念之间经受着内心最深刻的矛盾和煎熬。人是杂色的。一个高明作家，正是让自己笔下的形象成为万千模糊感情的载体，从而使得读者回味无穷。世界文学画廊中的人物灵魂，其所以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恰恰在于文学巨匠们所展示的不是一种单一、刻板化的人物灵魂，绝对美或恶的化身，而是人的各种内在性格、心理所组合的复杂画面，借此读者可以看到人物灵魂深处善与恶、美与丑、天使与魔鬼的较量。只要我们正视一下安娜，就不得不承认：她美的魅力正是来自她身上的激情，来自她性格深层中那种强烈的情感拼搏。对安娜这个丰富的艺术形象，曾有人用“英雄”、“荡妇”这种简单的世俗生活中的认识符号来规范。事实上，安娜无非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妇女，她仅仅为爱情而生，不惜为它牺牲家庭、社会地位甚至于生命本身。
二
从纯自然美的角度看，潘金莲是不逊于安娜的。不要说西门庆见了失魂落魄，就是女性见了也赞叹不已。正房吴大娘仔细定睛观看时道：“论风流，如水晶盘内走明珠；语态度，似红杏枝头笼晓日。”她不仅生得标致，而且机变伶俐，才华出众，诗词歌赋、双陆象棋，无不通晓，又写一笔好字，弹一手好琵琶。依现行的价值观来看，她至少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强人”吧。可时运不济，她所置身的那个社会，有一种强大的合力，将她推向一条毁灭之路。她一生的曲折际遇，她的性格特点的形成，以及她最终的悲惨下场都是那个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如果她是一个深闺中熏染出来的淑女，如果她没有王府和张家的经历，再如果她生性内向、腼腆，又能忍受一切，那么她的美貌和才情会在受到人们称赞的同时，在陪伴着别人强加给自己的丑陋矮小丈夫度过的一生中消逝和磨灭掉。然而，这一切毕竟只是假设，她是“这一个”。她幼年和少年时的任人摆弄只不过是一个年小的女子无力抗拒巨大社会压力的结果，而十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却又偏偏教会了她应付风流社会的本领。她和武大住的地方是热闹繁华的河埠街市，在运河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商业小社会中的反传统新文化给了她极大的影响和诱惑力，她决心与命运抗争。是那个社会的婚配制度、道德伦理观念不合理，使她选择了这条“杀夫”的罪恶之路。她有应得之罪，不能饶恕，但她有自己的痛苦，有心底的不平，真正借她之手杀了武大的，是那个遭诅咒的封建社会。她痴心妄想着另寻造化，把希望寄托在找寻自己所钟爱的男人身上，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想挣脱命运的束缚，最终却又陷进被摆弄的命运之中。作为一个欲望极端强烈、不甘居于人下的女子，在西府大院她不满足于自己作为一个妾所能得到的那一份物质和情感。在家庭舞台上，她为了对付一桩桩侵犯她权益的行为煞费苦心，为了指望能笼住男人的心，绞尽了脑汁。她一方面被主子玩弄、摧残和污辱，另一方面又以她狠毒的方式和手段对待那些地位比她还低微的人。她用美貌去换取生存的条件，不惜以恶为动力来维持既得利益。她的无耻确实有令人发指的一面，但透过对其鄙俗的描写，我们能够发现，由于社会环境所窒息，潘的性格底层中无法生长崇高、圣洁的因素。
作为社会的人，其心灵世界是极其复杂、极其丰富的，人不可能是单一色的好人或坏人。即便是成了“淫妇”代名词的潘金莲，我们也应该客观全面地看待。不过在她身上，我们仍感觉不到安娜性格中的丰富层面。作者淋漓尽致展现的是她的刁蛮和放浪，“恶则无恶不恶”，而忽视了性格内部的深刻描写，导致人物形象刻画的脸谱化。潘的美丽成了勾引男人、恣意放荡的资本；她的精明强干成了她狡狯、损人利己的依凭。她设毒局杀武大，驯养雪狮摧残杀害无辜孩子，对下人动辄打骂相加，满嘴市井俚语，骂街撒泼。这种狠毒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实属罕见。如果说，托尔斯泰描写的安娜是一幅油画，是一座可触摸的浮雕，那么对潘的刻画顶多是一个可视的平面；如果说托尔斯泰给我们展示了安娜丰富性格的各个侧面，类似一个圆球，那么我们从潘的形象中所感觉到的不过是线性的堕落加残忍的并列结构。这一切差异是否与作家的创作审美观有关呢?
三
伊甸园神话中，夏娃不过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是她摘下了树上被禁的“罪恶之果”，故被认为是最初犯罪的女人。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们也宣称“女人是祸水”。在这一点上，中西方“文明”对女人的看法算是不谋而合。连大智大慧的托尔斯泰也认为妇女的使命“不在学校，不在议会，而在卧室里”。托尔斯泰笔下的理想女性都是在生儿育女、侍奉丈夫的生活中找到了人生价值。无疑安娜这位为了爱而离开丈夫、丢下爱子，置社会舆论和世俗观念于不顾的贵妇人与托尔斯泰理想中的完美女性大相径庭。托尔斯泰反对妇女解放，应该说，他的妇女观是保守和落后的，但作为一个现实人文主义作家，他突破了自己世界观的局限而创造了一个充满解放思想和斗争意识的形象。在对待安娜的态度上，尽管作家本人充满了矛盾，一方面谴责安娜违背基督教义，不听从上帝安排的命运，为了个人感情而破坏了家庭，但另一方面，作家从仁爱思想出发，对安娜的不幸婚姻和家庭生活充满了怜恤。
安娜有一句名言：“我是个活人，我没有罪，上帝既然把我造出来了，我就需要爱情，需要生活。”西方的人文主义作家们认为人的感性欲望是一种强大的生命原动力，人无法摆脱动物性的欲求，尽管托尔斯泰从宗教观上谴责安娜听凭欲望的驱使，背离了做妻子的责任，但对其私情往往采取宽恕的谅解态度，对安娜和渥伦斯基之间的恩爱缠绵描写得含蓄而又优美。在这一点上，西方作家实在很开通，例如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劳伦斯笔下的查特莱夫人等，她们根本不想压抑自己本性的自然流程，任凭生命意识的激流冲破传统道德崇山峻岭般的围困。虽然她们不是至真至善的女性，但她们更具有现实感、充满情性，离读者更近。依今天的眼光来看，潘的处境比上述外国夫人们还要糟糕，她出身卑微，她的丈夫与卡列宁相比，既无显赫的社会地位，又缺乏修养，她膝下无子，家庭更令人窒息，最后被作家安排一条最坏的出路：先杀人，后被人杀。但是潘金莲更惨的悲剧是在她死后，传统的道德审判已将她零割碎剐了数百年。肉体的死是片刻的痛苦，精神上的凌迟则是更悲惨的结局。
文学创作是作家用心灵观照社会人生，以心及物。同样是“红杏出墙”的题材，可到了中国古典作家的笔下就要倒霉了。《水浒传》中对潘一出场的描写就是“这婆娘倒诸般好，为头的爱偷汉子”。年轻貌美的无辜女子对怯弱、浊蠢的丈夫产生厌憎、嫌弃本是情理之中的事，难道她就注定一辈子要在这种家庭中殉葬吗?潘金莲对武松的挑逗和与西门庆的私通，千人骂，万人责，却没有人去考虑：她的行为是在封建礼教挤压下，克制不住的情感欲望的流露乃至发泄。依理而裁，她是背理之人；依情而论，同上述西洋夫人相比，潘又何尝不是有情顺情之人呢?她的命运同样充满着人性的悲哀，如果以西方作家的眼光来看世界，他们该要重新安排她的结局吧?虽然《金瓶梅》也包含着暴露和否定腐朽现象的倾向，但是从作品的客观效果来看，不如说它更多地反映出作者在有意无意地对污秽堕落的丑恶事物进行津津乐道的渲染和张扬；字里行间作者自始至终鼓吹女人祸水论，把被迫害、被侮辱的妇女统统写成是没有灵魂、没有廉耻的淫贱妇人。过分注重粗俗露骨的动作性描写，忽略了心理性刻画，这是否可以归咎于作者创作美学观点上的失误呢?或许儒家视情爱为邪恶，在一个谨防“男女授受不亲”的“礼义之邦”里，竟直言不讳地大书特书其床笫之事，会不会是对人性的束缚特别严酷而导致的物极而必反?万恶淫为首，“淫”就这样吞噬着人类美好的一切，甚至毁灭着人类本身。这，也或许是笑笑生们的一种人生哲学吧。
今天，我们对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妇女形象进行比较，目的不在以世俗的观点去斤斤计较这些有夫之妇的移情别恋，痛心疾首她们的道德沦丧，而是需要一种开放性的审美眼光，透过她们的情感冲突上升到艺术上更高一层的审美境界，并力求全方位把握人物性格深层结构中的动荡、不安、痛苦和搏斗，摒弃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作善恶的线性排列或优点加缺点拼凑的公式化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