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檀香刑》的民间化意义

作者：周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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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莫言小说的写作历程来看，莫言小说的艺术追求从一开始就没有在小说的艺术探索和现实关怀中游荡，他始终是双位并进的，与余华、苏童、格非、洪峰等先锋作家相比，莫言没有他们那样明显的先锋转向，即从艺术探索型小说转向到现实的生存关怀书写，莫言一开始就是在艺术探索和现实生存关怀之间双路并进的，他的小说是丰富的，复合型的，多层面的，向读者提供的不是一个单一的主题，不是单方面的愉悦，而是全方位的冲击。从《透明的红萝卜》起，莫言就以自己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底层生活苦难对人性压抑和扭曲的书写，显示了他写作的总体调子。莫言的魔幻手法和天马行空的想象使他成为中国的“马尔克斯”，他却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技术型作家，虽然有些评论者一度将他归为寻根派和先锋作家，他却没有寻根派作家那样对现实的疏远，也没有先锋作家那样对艺术迷宫的深层兴趣，他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酒国》《红树林》等几乎所有的长篇都充满了对现实的关怀，莫言是用血泪写作的，用生命写作的。莫言的小说技法只是他外在的东西，他对民间苦难的深层记忆使他最终不由自主地回到民间，追求真正的中国风格。莫言的审美情趣非常清楚：“在中国，中产阶级的提法还为时过早。我觉得一个中产阶级的审美情趣并不是有了钱就能培养起来的，而当今的中国有几个人能有超出普通中国人的意识呢?写作《檀香刑》如果有什么是有抵抗性的话，我觉得就是和这种中产阶级的写作抵抗。”⁷
　　从九十年代文学的书写语境来看，八十年代的西化浪潮使中国的小说家疲于奔命，有人刻薄地说用十部西方小说就可以概括新潮小说的全部艺术。八十年代末反西化思潮伴随着后殖民的理论在中国的文化圈内流行，有人建构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华性”，有人展开对五四的反思和批判，古典小说通过电视剧再一次成为百姓生活的话题，先锋文学转向，现实主义冲击波成为世纪末文学的亮点。与此同时，文学的通俗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金庸的小说被称作是悄悄的革命，通俗文学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通俗文学史开始出现。学者们在知识分子的庙堂意识和牧师式地位倒塌之后，热衷于谈论“民间”，提倡“关心形而下”，提倡“学者的民间情怀”，民间文学的强大生命力和包容性引起学者的强烈兴趣。莫言《檀香刑》的书写就处在这一文化背景之下，对于莫言来说既是潮流的推动，又是一次自觉的撤退。莫言推崇西方的马尔克斯、福克纳，但莫言从他们那儿吸取到的只是一些技法和启示，他要让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成为他的高密东北乡。莫言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谈到世界意识和一流的大作家意识。因而对于莫言来说，走民间化道路的后撤心态中包含着走向世界的文学意识。
　　从小说的题材来看，莫言所选取的孙丙抗德的故事是流传于他故乡的民间传说，一个英雄的故事背后包含的是对现代化进程的拒绝和无知愚昧，而这些又与反抗外族压迫的民族情感相联系，莫言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血泪的中国民间社会。从小在村子里听到的传说，民间戏《檀香刑》的编辑经历，使民间生活在莫言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莫言的农民出身和他在农村的生活体验，使他获得了真正的民间视角。在这种心态以及题材的限制下，莫言小说的叙事方式、结构方式和语言构造的回归民间倾向是自然的，也是自觉的回归。
　　赵树理的民族化获得了很高的地位，被称为赵树理方向，莫言的民间化和赵树理的民族化有什么不同呢?莫言与赵树理处于不同的时代，二者在叙事追求和美学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赵树理面对的是仅有识字能力或还没有识字能力的农民，赵树理的目标是夺取封建小唱本文学的地位，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作家，莫言没有赵树理那样艰难的扫盲任务，他面对的不是读者阅读能力的问题，而是读者的阅读兴趣问题。赵树理的民族化要纯粹得多，他排斥对外国文学表现手法的吸收，从故事到人物都是真正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莫言的民间化则是在当代小说创作处于困境中的自觉选择，是对中外优秀文学的兼收并蓄。赵树理的民族化以问题意识为主，是一种启蒙心态的叙事话语，莫言对历史的深层思考，对民族悲剧的关注，其话语场是充满张力的，他借用民间的视角叙事，其批判立场和精英意识是深层的，裸示在表层的是充满感性的民间场景和民间情感。在语言的运用上，赵树理也吸取一些民间的口语入小说，但赵树理的目标是通俗化，易于老百姓阅读。莫言的语言吸收了大量的俗语、俚语、谚语、民歌、粗话，小说追求好看、感性，有对普通读者阅读口味的考虑，亦是对大雅大俗境界的追求。
　　莫言小说吸引读者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题材的离奇性：爱情故事、酷刑、刽子手、猫腔文化、民间抗德。莫言劝优雅女士勿读《檀香刑》，这固然有很强的广告色彩，但确实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莫言小说的俗化倾向。《檀香刑》的表层世界写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令人发指的酷刑场面，粗俗化的人物生理层面的欲望和感受，小说的深层蕴涵的是生活对人生存的挤压，对人性的践踏，对个体尊严的蔑视。莫言始终是在生存的层面上关注普通人的命运，莫言是为弱势群体写作的。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习惯用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主流文学的三分法来界定这个多元化时代的文学，在这种言说方式下，莫言是很难归属到哪一种的。从莫言的小说深度和对小说艺术的探索上看，他显然是属于精英的立场。从莫言对读者群的自觉选择和他小说的感性耐读上看，他似乎又可以归为大众文学作家。应该说莫言对小说的雅俗关系理解得很透，其小说的民间化道路是对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双重超越。
　　
　　三
　　
　　《檀香刑》的结局是真正的悲剧性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在故事的结尾都是在一种非常态下悲惨地死去。抗德英雄成了刽子手施展手艺(在小说中已经是一门艺术了)的材料，富有正义和良心的钱老爷不得不在悲天之中痛恨报国无门，施展杀人绝艺的刽子手竟然给自己的亲家上刑。最后，民间英雄、刽子手、知识精英、普通民众竟然一同死在同一个舞台上。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这种大历史的事件，莫言通过感性耐读的小说场面而不是鲁迅式的隐喻表现出来，莫言有鲁迅对民族历史反思的冷峻和深度，在表现的广度和小说的空间上却比鲁迅大得多。《檀香刑》的民间化不是一个简单技法的向后撤，而是有着深层的思考和对历史的洞见。在其感性、刺激、风趣、土味十足的语言下面，埋藏的是人性的扭曲，生存的苦难，民族的悲歌和历史的苍凉。
　　莫言的民间化追求在他的文学追求中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它显示了莫言创作的自觉性和世界性的追求，“愈是中国的愈是世界的”，对于近些年处于困境中的小说创作，《檀香刑》返依民间化的追求显示了一条文学的生路。同时我们看到，莫言的民间化是综合的，是不纯粹的，是融合了现代小说叙事技巧的返璞归真，是在超越自我，超越中西，超越雅俗之间的尝试。
　　
　　1孙立梅：《莫言细说〈檀香刑〉》，《羊城晚报》2001年7月2日。
　　2武卫强：《莫言的〈檀香刑〉以酷刑挑战阅读神经》，《青年时讯》2001年8月17日。
　　3张慧敏：《用耳朵阅读——与莫言的对话》，《深圳周刊》2001年8月4日。
　　4莫言：《〈檀香刑〉后记》，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版。
　　5莫言：《〈檀香刑〉后记》，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版。
　　6《上海新出炉的文学》，《南方日报》(网络版)2000年12月5日。
　　7莫言、夏榆：《记忆被一种声音激活——莫言谈〈檀香刑〉的写作》，《南方周末》200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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