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8期

再谈“还原”分析方法

作者：孙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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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一波又一波地从西方引进了大量的文艺的和文化的理论，成就绝对不可低估，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很少有相当水平的理论家，用西方的理论成功地分析中国的经典文本。特别是单个经典文本的分析，这就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西方的理论的可信度没有得到论证，其必然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也就很难被真正发现，因而我们的理论也就很难有超越西方的突破；二是，这就造成了理论突飞猛进，而文本分析水准则十分落伍的状态，理论除了为理论而理论的价值以外，更重要的是不是取决于阐释文本，特别是微观文本阐释的有效性。应该说，这个问题在五六十年代，是很受关注的，只是，五十年代苏联式的理论本身的狭隘性使得举国的努力，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到了八十年代，新一轮的西方文论的引进，声势浩大。由于流派更迭过速，宏观上尚且未能达于自洽，微观阐释和分析，始终是极薄弱的环节。以至于前卫的理论日新月异，尖兵已经到达西方文论的前哨，而文本分析，却停滞不前，就连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审美价值论、文艺心理学的层次都未曾到达，何况九十年代的话语学说。在大学讲堂既然如此，在中学语文课堂上，陈旧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狭隘的社会功利主义仍然占有优势，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是因为，任何西方文论，要和中国的经典文本经过磨合，才能生根开花。这个磨合，首先，从根本上来说，是很“繁琐”的，几乎每一个经典文本都有一个不轻松的过程。其次，有出息的评论家，应该从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中，总结出一系列的具体的、甚至可操作的方法来，构成一种新的学科，也许可以叫做“文本解读方法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名作”的“欣赏”目前还处在一种相当幼稚的阶段。这是一个永不完结的课题，是一个需要一代以上的人来完成的历史任务。
　　前几年《再别康桥》人选中学语文课本。这给中学语文教育界，出了一个难题，流行的机械反映论和狭隘的社会功利论在这个文本中遭遇到难以逾越的挑战。网站上纷纷讨论如何分析这首现代新诗史的名作。扰嚷一番之后，居然是这样的意见占据了上风：还是让学生在朗诵中去体悟诗中的情致罢。这说明，目前一些大而化之的所谓赏析文章，并不具有可信性，甚至连可讲性都很缺乏。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名作欣赏》二○○三年第十期上一起发了三篇关于《再别康桥》的评论文章，每一篇都在力求从机械反映论和狭隘的社会功利主义中突破，力求从诗人心理方面寻求有效阐释。但是，在我看来，许多方面，尤其是方法方面，并没有多大的提高。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本细读之所以水平不高，除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美学观念和狭隘功利论的局限以外，就是方法论上落伍和不自觉，口头上大家都在喊：具体分析，可是一到具体文本，却还是印象和感想泛滥。所谓分析本来就是针对原本统一的对象，揭出其与外部的矛盾和差异，而传统的社会学批评方法习惯于寻求形象和表现对象之间的统一性，而《名作欣赏》上的文章，也没有多大差异。任何统一只能是现象，而且还可能是表层现象，而深刻的奥秘，则肯定在统一性之下的深层。如果满足于统一性，就只能在表现上滑行，就等于放弃了分析。而要进入作品深层，加以分析，就要从天衣无缝的作品中，找出差异，揭示出矛盾，从而提出问题来。提不出问题，就不能摆脱被动的解释。没有矛盾，就不能提出问题，也就不能摆脱被动。被动则无话可说，而文章又非写不可，就产生一种很不好的文风。就是把肤浅的赞叹当成分析。这在所谓“诗歌赏析”中，尤为严重。大量所谓赏析文章，有效的分析非常稀缺，无效信息被空洞的赞叹华丽词藻的渲染所掩盖。这种赏析其实是把经典的诗歌翻译成散文再加上任意性的拔高。在分析《再别康桥》时这样说：“这首诗一开始以自我形象人诗，以挥手与康桥作别起笔，直接道出对康桥的款款情意。”这里，所有的信息都是原作中显而易见的，读者一望而知，这样的分析以信息的重复为特点。接下去：“‘轻轻的我走了’(不是我轻轻的走了)”，括弧中的一句倒是没有重复，可惜的是没有阐释，因而也就失去了价值。而下面的重复性的信息又在继续：“极具情境的再现性，接下去又用两个‘轻轻的’的重复，描摹无语作别的情境。”这里的“情境的再现性”倒是没有重复，但是，又是没有任何阐释，结果又成了独断，而且是空洞的独断。什么叫做情境的“再现性”?在一首诗中，情境是全部得以“再现”，还是仅仅将其中最有特殊性的一种感情“再现”(表现?)出来?退一步说，就是把情境都“再现”出来了，是不是就会动人?会不会杂乱无章?在这里，作者如果真有见解，真懂诗，至少应该“分析”一下，这种情境的再现和浪漫的抒情，有没有矛盾?如果有矛盾，徐志摩是如何处理这种矛盾，使二者达到和谐的?如果真要使论点有说服力，对读者理解和感情有启发，还应该考虑另一种可能，如果有人说，这根本不是“情境的再现”，而是一种直接的抒情，如何回答?文章接下来又是一番赞叹：“可谓情韵俱现地传达出诗人的袅袅情思，与感伤沉默的哀伤情态。”读者期待的是，情的特点是什么，韵的好处是什么，二者是如何俱现的。评论家知道的应该比读者多，比读者深刻，写出文章来才有价值。然而读者的期待又一次失落了，接下去是：“‘作别西天的云彩’这一行点题式的诗句，它开启了情感的闸门，让诗人涌动的感情缓缓流出。”“点题”，是指题目，还是主题？如果是题目，似亦不准确。题目是和康桥告别，可是这里却是和云彩告别。这叫做点题吗?“开启情感的闸门”，如果更严密一些，就应该说明，在这以前，轻轻的、悄悄的，为什么不能算“开启”?“让诗人涌动的感情缓缓而出”，你从什么地方，能说明，是“缓缓”地流出，而不是汹涌地冲击?这样说对于理解诗中最关键的语言的精彩(挥一挥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几乎没有什么帮助，所有这样的话语，都显得空洞。这是因为，作者并没有读懂这首诗艺术上的妙处，似乎作者读诗时所知所感并不比读者多。正是因为这样，才不厌其烦地把诗翻译成不着边际的散文。如“把我们一同带人他深深依恋的康桥理想国，康桥的美，诗人对康桥的爱，可以说无处不在。而诗人对康桥的最爱是康河。自然康河成了诗人抒写离情别绪的载体”(以上引文见《名作欣赏》二○○三年第十期《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这样的文风，在当今的文本分析中，可以说最为流行的。就在同一期中，另一篇分析《再别康桥》的文章，几乎同出一辙：作者在引用了轻轻、悄悄那四行诗以后说：“这种景象让我们想到一个轻手轻脚的人来了，又走了，生怕惊醒一个熟睡中的人，我想这正是作者要表达的情感：他来了，来到这一所他所喜爱的学校；他又要走了，离开这一所他衷心喜爱的学校。不忍心惊扰这学校的安静，他甘愿一个人去承担那愈来愈凝重的离愁。”(见《名作欣赏》二○○三年第十期《仅仅面对作品》)和上述引文一样，这里充满了重复性的无效信息。当然，也不能否认，其中也有一些非重复的，例如，把他所喜爱的学校当作一个熟睡的人，又如，“愈来愈凝重的离愁”。读者从下文中，可以看出，徐志摩并没有把康桥当做一个熟睡的人，又如，“愈来愈凝重的离愁”。读者从下文中，可以看出，徐志摩并没有把康桥当作一个熟睡的人，要不然，“夕阳中的新娘”，怎么解释?也没有绝对沉默，要不然“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怎么解释?再说，这首诗是不是写“离愁”的，特别是，说这种离愁，是愈来愈凝重也没有根据。这种“愁”的感觉，不是从这首诗里来的，而是从评论者的阅读经验里冒出来的。一般说我国古典诗歌中，离别的主题大抵是与忧愁有关的，但是古典诗歌的主题到了现代有了变化，五四以后，从最早的康白清的《送别黄浦》，到后来的殷夫的《别了，哥哥》就一点也没有离愁了，现代的交通和交往方式和古代已经有根本不同，送别时感情肯定比古代多样化，徐志摩自己的名作《沙扬娜拉》虽然写到离别的忧愁，但是，是一种“甜蜜的忧愁”。怎能设想，当代的诗人告别任何人物和景物，一定要惆怅，而且还要有另一处行文中所说的“千种愁绪”，命里注定只能有沉重之感，而没有甜蜜之感呢?其实不要多高的欣赏水平，光是凭直观，就可以看出，这首诗的风格特点是潇洒，轻松，还有一点甜蜜，找不到一个字可以说明是“感伤沉默的哀伤情态”，特别不能证明是“愈来愈凝重”的(这个论断，如果我光是这么说一下，就是独断了。我是要论证的，但是为文章结构的更合理，我把论证放到文章的后面去)。这种阐释，不是重复信息，不是空洞无物，而是属于另一个倾向，叫做“过度阐释”，其结果就是肆意强加。这些东西并不是从文本中分析出来的，而是从作者的阅读经验和优势记忆中跑出来的。因为告别(送别)主题的哀伤惆怅在古代经典诗歌中，太普遍了，而作者不能从文本抽象出真正深层的奥秘来，就只好听任自己现成的观念自然流泻出来了。从方法论来说，这就不仅仅是机械论所能包含的了，而是带上一点主观主义的色彩了。
　　问题的要害在于，从文本中直接揭示出矛盾，然后加以分析，是相当有难度的，因为一切艺术形象都是以高度和谐统一为特点的，矛盾自然是有的，但是往往是潜藏在深层的，难度就在于，从表层到深层，不能突破表层，心里现成的东西就冒出来了，因为它一点难度也没有，轻而易举，但是也就成了讲空话。
　　这种难度／深度不仅是对于中学语文老师，对于大学教师，同样是挑战。把这样的诗歌拿给中文系讲授现代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教授去分析，不见得一定就能讲出更多到位的真知灼见来。从八十年代以来，我们从西方引进了众多流派的文学理论，还没有来得及作经典文本的系统分析。西方的理论大多数是宏观的，文学性的微观分析，相对比较薄弱。美国的新批评倒是强调微观分析，可惜我们引进的时候，它又被认为“过时”了，成为一种浮光掠影。因而我们在分析方面至今还没有多少共识，更没有一套可操作的范式或者系统方法。当然这也与新批评本身的缺点有关。其实就是新批评没有缺点，由于英语文学与汉语文学的不同，我们也不能指望一旦搬用，不加任何(哪怕是部分的)证伪，就能取得完美的成效。再加上，九十年代以来引进的西方文学理论，其中一个很大的流派是对于“文学性”，持怀疑态度的，把艺术分析不当一回事。我们的文学批评从五十年代以来，就被一种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霸权话语所垄断，艺术分析本来水平就不高，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许多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就是艺术和微观分析方面，还在原地徘徊。我们等不到人家现成的东西，又没有自己建构自己的理论和操作系统，就只能靠自己低水平的靠不住的感想了。当然，感想并不是一种很差劲的东西，只要有一点艺术水准，又有一点科学的抽象能力，还是比较经得起回味，有可能通过感受进入真正的分析的。
　　其实，不论是根据辩证法，还是根据现象学，我们都不应该把对象和艺术形象的一致性作为方法的出发点。相反应该从艺术形象中，把作家创造的、想象的成分从中分析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从被动的赞美解放出来，解放出来的办法就是“还原”(这与现象的还原在精神上一致，但更具形而下的操作性)，也就是想像出未经作者处理的原生的状态，原生的语义，然后将之与艺术形象加以对比，揭示出差异／矛盾来，就可以分析了。
　　我们就从这首诗的题目开始，再别，是一种告别，从原生的语义来说，应该是和人告别，但是这里，并没有和人告别，这是第一层次的矛盾。在这里的语境中，用的是引申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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