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向短篇小说致敬
作者:李敬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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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它与印数无关,与版税无关,与声名和利益无关,它不能满足写作者的欲望和虚荣。
短篇小说这种文体保存着至关重要的价值和理想:它节俭,它反对铺张浪费大吃大喝;它的根本尺度是密度和质量,它摒弃数量和体积;当时间被想象为欢欣鼓舞奔腾向前时,它要让时间慢下来、停下来,直到某个瞬间、某个片断纤毫无遗地呈露其复杂的质地和结构。
二○○三年的潮水退去,人们正在沙滩上搜寻搁浅的鲸鱼或〗鲨鱼,他们筛选和保存大事,但此时,我将回忆那些“小事”,它们是小的、弱的、被湮没的,但它们“在”那里,如同被我遗失的私人物品——
在一月,一只“全球化”的足球飞临山村,激起喧哗的喜剧。李洱的《斯蒂芬又来了》分析“普遍真理”和“具体实际”之间的复杂经验,短篇小说的思想力量由咫尺而致千里。
“大卫来了”,朱文颖在《消失的东方快车》中使用了类似的句式,顺着作家们的细小和声,我辨认出一种基本的生活景象:我们兴奋地等待着“天外来客”,全球化体验如同魔术一般袭扰我们的生活,“奇迹”经常发生的,但这种奇迹依赖于我们对自身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幻觉。
同样在一月,李冯发表了他的一组短篇:《一千万和青岛海滨》《拉萨的阳光和老冯》《拯救逍遥老太婆》。我认为,文学界没能充分理解这三篇小说的意义,或者说,这组小说的复杂性、它们对现代生存的凶猛追问超出了我们贫乏、狭窄的理解疆域。时至今日,与空虚的欲望苦战的老冯和疯狂地沉溺于“意义”的老太婆仍然披头散发、狰厉突兀地逼视着我,他们极端地、毫不妥协地表达着我们的精神境遇。
但是,最终我选择了《一千万和青岛海滨》,这里多少有一点私人兴趣:我喜欢青岛那个城市,在李冯的描述中,它显得阴郁、遥远……
二月是阴郁、狂乱的夜晚,在粲然的《战线的夜晚》中,真正使我惊异的是夜色下都市的街道和楼群——一个人寻觅奔忙,这里有一种怪异的地图学趣味,好像她拿着一张错误百出的地图,徒劳地征战。
三月是人性的奇观:瘸腿的老人正在山坡上飞跑,像一只受伤的大鸟,像我们无法安顿、平衡的怜悯、诚实和善良(铁凝:《逃跑》);在叶弥的《猛虎》中,我看到令人惊骇的仇恨,在余华的《朋友》中,我看到友谊,无论友谊还是仇恨,这两个作者都回到了人的深奥的生物学基础:我总有一种感觉,《朋友》中相互争斗又相互舔舐的男人们如同森林中的两头兽。
在《戒指花》中,广大的冷漠和热闹覆盖了微小而真实的痛苦,我不太喜欢这小说中雕琢的诗化因素,但格非确实敏锐地揭开了丰盛的信息生活中的根本悖谬;而在王手的《西门之死》中,今日的西门先生模仿着已被遗忘的西门大官人,这种模仿因为无意识、因为不认真而显得滑稽,真正的绝望和放肆变成了卑琐的蝇营狗苟,罪人西门根本不知自己冒犯了什么。
而在远方无边的群山之间,素朴的灵魂在红尘滚滚中得到了平静和安详,石舒清的《疙瘩山》和王手的《西门之死》在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上探索生命之终极。
五月,酒席宴上,游子神伤,仅仅因为同乡断定他的乡音已被普通话暗自篡改,荆永鸣的《口音》从声音的角度表现了急剧的社会流动中的身份疑难。而在一间洗印店,两个阴暗、软弱的“神灵”正通过影像求证人的拯救和自欺,在戴来的《茄子》中,影像和声音是两个对称的元素,人能看见什么、人能说出和听见什么成为一个本质性问题。
我们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不能说出,但是,在某个时刻,莫名的恐惧笼罩着我们:在公路边的小酒店,一个司机和一个乡村小姐对峙,在他们之间横亘着生硬而残酷的死亡(苏童:《垂杨柳》)。
于是,七月里,在发廊,一声断喝惊破了现象绵密、温暖的质地(王安忆:《发廊情话》);在八月,“看客”们以无限的冷和无限的热使死亡变成盛大的狂欢(张万新:《别杀人》);一条九月的蛇冷眼看着这不知畏惧的人世(刘庆邦:《害怕了吧》);而十一月,孙子终于把一口痰吐到了奶奶身上(卢金地:《斗地主》)……
——都是“小说”,是“纯属虚构”的小事,但是我认为,它们比“非典”或伊拉克战争更为真实、更为重要。在二○○三年,短篇小说的作者们证明,他们有能力在微小的尺度上透彻地表达我们的生存,他们是孤身夜行的狙击手,无依无傍,在茫茫黑暗中寻找目标,一击即中,混沌翻腾的复杂经验在一瞬间获得了简明精确的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短篇小说是中国文学的“先锋”,相对于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甚至诗,它具有更为执著的难度意识。以各种各样的托辞,中国文学的各种文类都在极力降低和取消难度,任凭经验的洪流在我们眼前无遮无拦地漫溢,而在短篇小说中,那些最好的写作者坚定地保持着艺术自尊,艺术的全部乐趣、光荣和无用,就在于艺术比生活更纯粹、更本质,比生活更有形式感和想像力——
在艾伟的《小卖店》中,一个欢场女子和一个良家妇女结成了紧张的友谊,这是两种价值观的辩驳,是左手与右手的缠斗。在这场斗争中,我们震惊地发现,原来没有裁判者,没有至高的、决断的声音,在表面的区分和秩序之下,我们内心的语言变乱混杂。
这种变乱和混杂在《我与王小菊》中化为一种自我疏离的物质化的语调:不在此也不在彼,不在身体也不在精神,绝对不是真话,也绝对不是假话,这种言说方式构成了和《小卖店》一样的微型“巴别塔”,它就在我们的内部,在我们的经验、思想和语言之中,醒目地呈现着我们漫无边际的飘荡和孤独。
——这就是“难度”,看清无以言喻的事物,然后把它说出。在二○○三年,年轻的小说家们以尚未磨蚀的激情、尚未昏花的眼睛和尚未松懈的技艺经受了“难度”的考验。如果让我选出这一年的小说新人,我将首先从短篇小说中寻找,他们是粲然、王小菊;是写出了《曲别针》和《草莓冰山》的张楚。
在《曲别针》里,一个男人在城市的雪夜中游荡,他既是商人又是艺术家,既是丈夫又是嫖客,既是慈爱的父亲又是残暴的凶手,他高贵而卑下,他在四分五裂的内在崩溃中挣扎。
这是复杂的,难以言喻,它带着血肉和呼吸扑向我们,让我们意识到在光滑而薄弱的表面下我们的内心生活多么不堪追问;这样的复杂由一个最简单的出发点获致,那就是毫不苟且地接近本质,张楚决不会告诉你爱是没有的、仁慈是没有的、欲望是没有的、罪是没有的,他坚定地认为这一切都在,它们不是来自外面,它们就在我们的内部,来自人之为人这个坚硬的事实。我们已经不习惯如此直接地面对这个事实,我们制造大批廉价的伪意义和伪价值去偷换它或覆盖它,但张楚决心坚守在这里,从这里向生活提出自己的议程,展开他的观察、认识和想象。
而这也是魏微在《大老郑的女人》和《化妆》中所坚持的议程。这两篇小说均在二三年的最佳短篇之列,我从中选出了《化妆》——贫困、成功、金钱、欲望、爱情,一个短篇竟将所有这些主题浓缩为繁复、尖锐的戏剧,它是如此窄,又是如此宽、如此丰富。
短篇小说所隐含的价值观、它的艺术理想在魏微、张楚这里得到了全力以赴的张扬。而在二三年,严歌苓自觉地证明了短篇小说的独有力量,她写出了《穗子的故事》,这是经过整体规划的短篇小说集,其中的每个短篇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最终形成了关于“文革”记忆、关于成长的复杂交响。她可以把它写成长篇,或者索性宣布它就是长篇,但她几乎是炫耀地确认,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
我喜欢这个构想和这个姿态,这种构想在西方文学中屡见不鲜,而在中国文学中少有应者,严歌苓的试验不仅表现出训练有素的文体意志,也是向伟大的短篇小说传统致敬,向一种认识世界和表达世界的独特方式致敬。
——从《穗子的故事》中,我选出了《角儿朱依锦》:在千里冰封的历史深处,一双童真的眼睛见证生命的大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