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形式的断裂 意义的凸显
作者：刘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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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台湾作家蔡逸君的小说《蓝色的马》(《名作欣赏》2003年第11期)，笔者感到，无论是思维过程还是心理状态始终处于一种断裂之中。当你试图从文本中理清故事的发展进程，总会有一些超现实的幻念阻断你的思维，如同一匹蓝色的马“漫踏轻松的步伐踩碎现实”；当你超越日常生活去推演主人公的观念意图，却又有庸常的人和事把你拉回日常生活之中。而文本的意义正是在这断裂处生成、凸显，同时，这种断裂也使文本显得张力十足。世界上存在两种写作，一种是轻松的写作，一种是冲突的、断裂的写作。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后者。虽然对批评者来说，这样的阅读无疑是一种冒险，但也是一种挑战。
文本给读者的断裂感首先在总体上呈现为色彩的强烈对比。在小说中，色彩的明暗交替与主人公对周遭世界心理感受的转换是一致的。在主人公森眼里，铁道旁看过上千次的风景、列车上拥挤的人群，甚至列车本身呈现的都是一种灰色调。正如在过于熟悉的语境中，人往往容易“失语”，而在过于熟悉的视觉环境中，人总是趋向于“失明”——对事物失去色彩感。难怪有学者会忧心忡忡地说：现代小说“已不再注目风景”，这是一个失去风景的时代。现代大工业把所有的风景复制得单调、乏味，又怎能要求作家去修复呢?这样的修复只能出现在想象中，所以当文章写到一位女子身上的蓝色丝绸短裙和月台上漫步的蓝色的马(不知这一意象是否受到德国现代画家玛尔克的名画《蓝色的马》的影响)时，色彩顿时明朗起来，令人眼前一亮。灰色调与蓝色调在此形成鲜明的视觉冲突，使文本分裂为两个世界。那我们要追问的是，小说中这两种色调到底各自蕴藉着怎样的意义与内涵?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认为，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我们人类状况所具有的普遍的伙伴关系反而比以前更为模糊了，因为，古老的等级束缚虽然已经松弛，但一种新的限制，即把个人局限于社会机器的某一规定位置的限制，已变得明显了。”这是现代社会普遍的生存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比机器上零件与零件之间的关系、列车上车厢与车厢之间的关系，机械、冷漠。在这样冰冷的人际关系中，一切都被“物化”了，包括人的感情。小说里的列车员早已学会不把人当一回事，否则他们怎么能把同样的一件事做上一千次，他们甚至把啼哭着的活生生的小孩也放在仓库当作失物招领，并习以为常。而森自己呢?文本中交代了，森有着一份正当的工作，“他得准时进出款项，他得赶赴大小约会，最重要的是他得出现在人群中站好自己的位置……”森本身就是这机械化、庸常化的生活中的一分子。不知作者有意为之还是偶然得来，有意思的是，森的名字就隐喻了他自己的身份：“森”拆开便是一棵棵树木，灰暗、相似，缺乏个性与特色。不过，森终于有一天感悟到了自己生活的百无聊赖与生命的空洞无物。这种感悟的标志是他毫无来由地看见一匹蓝色的马出现在月台上。生活中怎么会无端出现一匹蓝色的马?这无疑是主人公的幻念，也是作家设置的符号。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如果作者以灰色调来隐喻现代社会中程式化、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那蓝色调则象征着某种浪漫的期待和理想，具体点说，就是偏离单调的日常生活轨道的幻念与欲望。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的断裂可以进一步体现为安守于正常生活的意识与渴望冲破这种生活的潜意识之间的冲突。按照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人的潜意识的惊醒往往是由于外界事物的偶然触动。主人公森刚开始出现在列车上时，对周围一切都是漠然视之的。由于一位女子身上蓝色丝绸缎的触动，他脑中突然升起一匹蓝色的马的幻影。于是主人公便有了短暂的兴奋与紧张，就是车窗外的风景在他看来也变得陌生而新鲜。然而没过多久，他就开始质疑自己，是不是应该让这样一个“子虚乌有”把自己“几年来规律平静的生活”给弄乱?“自己怎么就如此轻易地被牵引出正常的生活轨迹?”这说明主人公的意识中还是十分清醒地在压制自己内心深处潜意识的蠢蠢欲动。但当那身穿蓝色丝绸短裙的女子(可笑的是，森自己并无法确定这女子是不是刚开始遇上的那位，蓝色短裙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物)再次出现时，他又不由自主地随之而去，甚至因此到了一个陌生的小镇而无法回到自己最初的地方。随之又是抱怨自己的轻率，“害怕再次面对突然改变的世界”。森的思维就是这样在现实与欲望、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冲突中越来越趋于分裂，以至于无法确定自己到底是谁，甚至把自己当成一匹蓝色的马从车门一跃而出。就病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精神分裂的症状，主人公处于极度焦虑的状态之中。这里的精神分裂并不是在贬义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况且哪位对世界感到荒谬的哲学家、诗人不具有某种程度的精神分裂?
实际上，主人公的焦虑正是作者的焦虑，这点从文本中叙述语调的断裂可以看出。荷兰叙述学理论家米克·巴尔说：“叙述学是在帮助理解，而不是对之进行评价。”我们对叙述者和叙述视角的分析并不是评价文本价值的高下，而是帮助阅读者更好地揣摩作者的心理状态。《蓝色的马》使用的是第三人称限制叙述，作家采用这样的叙述方式往往是希望出现一种理性、冷静的叙述语调或者说效果。小说大部分篇幅的确没有偏离这样的叙述。然而，在他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回到原有的生活轨迹，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时，文本中出现了这样的追问：“究竟是谁?他不是我，那么他是谁?我不是森，那么我是谁?正要去哪里，是回家吗?家在哪里?是有一棵大茄树的小镇吗?是有旋转木马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游乐园吗?那里是谁在梦着我的梦，把我编织成一匹漫步的蓝色的马?”在小说里，这一段文字并不带引号。第一人称“我”直接跳出来叙述，与整篇文章第三人称的叙述基调引发矛盾，产生冲突。如果作为一篇严格讲究叙述方法的小说，这样的断裂是不可能出现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此怀疑，这种冲突发生的原因来自于主人公森的焦虑对作者的感染?作者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当作森来直接追问生活的意义。所以当小说最后一段写到森“从车门一跃而出，奔驰在疾风劲劲的旷野”时，我们无法确定，在作者心中，森究竟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葬身于车轮之下，还是真变成一匹蓝色的马在疾风旷野中奔驰。主人公的幻念与精神分裂在作者身上也同样出现了。
最后，文本的断裂还体现在作家提出的问题与提供的答案之间的矛盾。诚然，现代人在当下社会中的焦虑、无助和精神的无所归依，在程式化、机械化的日常生活中的人性异化以及在高强度竞争下的精神分裂等一系列问题的提出不可谓不深刻，但作者也只能让主人公以越轨殉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虽然文本中森的死是以“他微笑着，从车门一跃而出，奔驰在疾风劲劲的旷野”这样诗意、感伤的叙述语调出现的。森的一跃顶多只能让列车暂时停止，排除障碍后列车将依旧行驶，生活将依旧继续，荒诞将依旧存在，蓝色的马的幻影将依旧出现(列车长)……以死亡来对抗世界的荒诞并不能改变荒诞半分，加缪早就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对自杀这一命题提出了否定性的答案。我们不禁要追问，难道这就是现代人的宿命吗?至此，本文已由形式上、美学上的断裂上升到精神上、灵魂上以至存在上的断裂。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更清楚地意识到作家所提出问题的严肃与深刻。
当然，作家并不负有为问题提供答案的责任，有时提出问题也许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作者蔡逸君没有附和当下平面化、浅显化的所谓后现代写作流俗，而是把自己对生活的深刻感悟融入陌生化的艺术形式之中，其提出的命题直逼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用青年批评家谢有顺关于当代性的概念，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篇具有当代性的作品。他的意思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有义务记录下我们这代人是怎样生存的，并体验到当下现实与我们的生存盼望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切肤之痛，这就是当代性。”这就不难理解该小说为什么会一举获得第十三届“中央”日报文学奖小说类第一名，也不难理解著名作家李昂为什么会把它选入其主编的《2002年度台湾小说》。
1《小说门》，曹文轩著，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2《时代的精神状况》，卡尔·雅斯贝斯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3《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米克·巴尔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4《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著，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
5《话语的德性》，谢有顺著，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