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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别针》:艺术化人生态度的隐喻
作者:柯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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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别针》(《名作欣赏》2004年第5期)的主人公刘志国应该是活不成了。在小说结尾的时候,他已经一连吞下了十四枚曲别针,并且还正在寻找第十五枚。如果单从小说情节来看,导致刘志国自杀的原因无疑是相当偶然的——如果他那天没喝那么多白酒;如果那两个东北嫖客不是那么变态;如果他没有遇上那对来旅馆偷情的男女警察;如果他拒绝了那位急于挣点路费回家的妓女;如果那个妓女不抢他女儿送给他的那条水晶珠链;如果他没有失手摔死那个妓女,他的结局都将有可能因此而改变——似乎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叠加才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但若据此就认定刘志国死得偶然,则不免失之草率。因为刘志国本人就不会同意:他想,他真的什么都不想做了,不是做不成,只是不想做,如此而已。
值得探究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刘志国“不想做”了呢?我认为根源就在于他内心深处那根深蒂固的艺术化的人生态度。如果真的能如李白所说的那样,“天生我材必有用”,那么,刘志国似乎更适宜做个艺术家。多少年前他就在不经意之间成为了一名诗人,而且他的诗居然还能让一些读者为之神魂颠倒,以至于不读他的诗就睡不着觉!即便是在生活把他变成了一个平庸的小老板之后,诗歌女神对他似乎依然是青睐有加。望着门外那漫天飞舞的大雪,他不是又想起了他自己多年前的一首诗吗?可以说,他天生的就富于诗人气质。他的眼睛似乎只为美、为爱、为诗意而生,因此,它们是那样的敏锐,那样的挑剔,那样的与众不同:看到宾馆里的收银小姐,他注意到的是她“额头上镶嵌的几粒青春痘,被灯光浸得油腻斑驳”、她的嘴唇一直水蛭那样翕动,“一分钟内碰了六十九下”。他为此“觉得难受极了,如果手里有把勃朗宁手枪,他会用枪口顶住她的嘴巴让它闭住”。
他对丑的厌恶是如此之强烈,可他却生不逢时。他所生活的时代岂止是毫无诗意,简直就是荒淫无度,糜烂不堪:“小姐”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卖淫,男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嫖娼;十几岁的女孩子居然能说出“快枪手”之类的“专业术语”,警察们脱下制服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寻找旅馆偷情;派出所的隔壁就是小姐们做皮肉生意的场所;报纸的正面是“英特种兵迟了半步突击搜捕竟与拉登‘擦身而过’”这样一本正经的国际消息,反面则是有关“超级充气女郎”这样淫秽不堪的性用品广告。生活在这样一个荒诞时代的诗人注定是不幸的,他被这样一个巨大的染缸所吞没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像那位警察那样吃惊地问道:“为什么连诗人也变得这么无耻啊?”须知“诗人”也是人啊!况且,命运对于诗人刘志国又似乎尤为残酷,他惟一的女儿拉拉除了“脸色苍白、患了轻度抑郁症和自闭症”之外,还“得了先天性心脏病、左心房和右心房血液流速缓慢、左心室和右心室时常暂歇性停止跳动”。她的药费“永远是一只饥饿的胃。他只有不厌其烦地往这只胃里灌溉纸币”。即便是这惟一的然而又是巨大的经济压力也足可以将他拖入现实的深渊!为了女儿的药费,他不得不用那双“手指修长白皙”、本该用来写诗的手去铸造“狼”牌铁锹;为了能给企业弄来一笔价值不菲的生意,他则不得不请那些变态的生意伙伴去色情场所去消费。此外,他还不得不同时承受着苏艳与张秀芝这两个女人无休止的唠叨与抱怨。在如此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诗歌当然是百无一用。它既无法为他挣来女儿的医药费,也无法让他从诸多女人的纠缠中摆脱出来。它甚至严重地妨碍了它的追随者们走向世俗的成功。那个曾经对诗歌如醉如痴、如今与他狭路相逢的警察这样谴责他:“如果不是那些神经病才读的诗,我他妈的早考上了名牌大学了!如果不上那所破警察学校,我用得着深更半夜来查岗吗?你以为警察是那么好当的?”虽然小说并没有交代诗歌究竟是如何坑害了刘志国,但我们对此不难想象。否则,他何以在临死之前还要愤然地将诗歌称为“狗屁诗歌”?
但是刘志国真正的悲剧并不在于他曾经上过诗歌的当,吃过诗歌的亏,而在于他在吃过亏、上过当之后却依然对艺术痴心不改:现实可以让他暂时地屈服于它的淫威,却始终无法消灭他对艺术的向往!世俗可以逼迫他投身于滚滚红尘,却无法动摇他对艺术化人生态度的无比执著!这不,在抛弃了诗歌之后,他又迷上了美国人路易斯·裘德创造的曲别针艺术。所谓曲别针艺术,也不过就是用曲别针弯曲出来的一些小玩意儿,譬如一只沙漏,一只女人的乳房、一位跳芭蕾的单腿女孩而已,并非多么伟大的艺术。但他却对此神往不已——虽然“他并不想做路易斯·裘德那样的艺术家,但他希望自己有那么一手”——曲别针艺术之于他已经明显地溢出了它固有的内涵,已化成了他人生方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了他始终都在追求的艺术化人生态度的隐喻。我这里所谓的艺术化的人生态度是指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追求艺术与人生的融合与统一,从而将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艺术化,将艺术化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人生态度的最后目标是使人能够超越自己的世俗存在,实现自己的精神解放,从而得以“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在这一人生态度之下,艺术的功用是巨大的,虽然它只是一种特别的“无用之用”:它可以以自己的完美与现实的残缺相抗衡;以自己的超功利性与现实的利害冲突相争持;以自己的宁静与现实的喧嚣相对抗,从而引导人们进入一种艺术化的生存方式。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刘志国何以对曲别针艺术那样地痴迷——他已经在潜意识里将对曲别针艺术的追求等同于对艺术化人生方式的追求。但遗憾的是,这却是他永远也无法真正实现的追求。虽然“在弄断了无数根曲别针之后,他好歹成了一个末流的曲别针艺术家:他能在几秒钟内将它弯成一把铁锹,或者一个女孩子的头像”。但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将那些冰冷、坚硬的细铁丝弯曲成他想象的东西,譬如一枝最简单的玫瑰,或是那种抽象主义的小房子,他能做的只能是铁锹、女孩子的头像而已。在这里,他想象中的玫瑰、抽象主义的小房子无疑可以被看作“真正的艺术”的代名词。它联系着人类所不断追求的理想、自由、美、诗意以及诸如此类的精神性因素,联系着人类的灵魂世界与意义空间。而铁锹、女孩子的头像则根本就算不上什么艺术品;相反,它们所联系着的恰恰是他所无法承受的沉重现实:那个头像所代表的女孩子其实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的牵挂,就是那个深爱着他、每天不给他打电话就无法睡觉的他的女儿拉拉;铁锹则是他每天都不得不为之费心劳神的企业的产品,是他女儿拉拉药费的惟一来源。他想做的是玫瑰与小房子,但他能做的却只能是铁锹与女孩子的头像——现实的残缺已蛮横地突入了他那敏感而纤弱的心灵,无时不在地制约着他艺术想像力的自由飞翔,妨碍着他对完美人生的孜孜追求。由于丑陋现实的羁绊,他那完美的艺术化的人生态度就只能成为一种永远也无法实现的奢望!
就这样,在完美的艺术化人生理想与残缺不堪的社会现实之间那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刘志国的灵魂与肉体被分裂了:在心灵层面上,他是一个不乏惟美色彩的艺术家;在现实层面上,他则是一具五毒俱全的行尸走肉。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厌恶一切丑陋的东西,他执著地追求着完美,他有同情心,讲义气,虽然他一直就不喜欢大庆,但一直也没有解雇他,因为他们做过十五年的工友,因为大庆老婆下岗父亲瘫痪。他也不缺乏爱心,为了他的女儿,他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作为一具行尸走肉,他则纵情声色,曾经“抚摩过七个女人的乳房”。他不仅背叛了曾经与他共过患难的结发之妻张秀芝,而且对于已经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正在等待“转正”的情人苏艳也全无心肝。他不仅毫无廉耻地嫖妓,甚至还准备干杀人灭口、谋财害命的勾当。要不是他不想干了,那两个大大咧咧的东北“朋友”恐怕早已在浑然不觉之中走进了地狱。就此而言,那个妓女的话很是耐人寻味:“你的东西一直硬着,但是它好像不是你自己的。你没有快感吗?”这不正意味着他的肉体与心灵已经彻底地分裂?事实也就是如此,他必须怀揣着曲别针才能做种种世俗的事情,一有空暇,他就将手伸入口袋摆弄它们,甚至在做爱的时候他也在一心一意地创造着铁锹之类的“艺术品”。肉体已经随波逐流地走向了堕落,惟有艺术才能给他那颗孤独的心灵提供一席安身之地。
对于这种灵魂与肉体之间的严重分裂,刘志国颇感焦虑,也曾试图寻找途径加以弥合。但他发现自己已是无能为力——“我总是喝酒后越来越清醒”“我为什么总也喝不醉呢?”酒精的麻醉力在他身上显然已经失效,甚至强烈的性刺激也于事无补,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轻度的阳痿患者。分裂使得他陷入了做人不成、做鬼不甘的两难境地。沉重的人格面具让他疲于应付,人生也因此而变得了无趣味。他追求的是完美、诗意,可触目所见却是残缺与庸俗。本来他是可以为拉拉而再苟活一段时间的,但张秀芝又刚刚告诉他拉拉可能过不了这个冬天。他还有什么理由活下去呢?既然无法以艺术化的方式活下去,何妨选择以艺术化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让他所钟爱的那些曲别针变成美丽的玫瑰,变成可爱的狗、活泼好动的单腿独立的女孩,然后在他的胃中疯狂地舞蹈,那该是怎样的富有诗意!怎样的完美!对于他这样一个执著于艺术、执著于美的人来说,平生能够得到哪怕是仅此一次的完美与狂欢不亦足矣!
毋庸置疑,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时代的人们在物质方面的需求正在日益得到满足。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正走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上。但对于另外一些人,譬如小说中的刘志国,在他那双为“审美”而生的眼睛里现实世界已被人们无尽的欲望弄得百孔千疮。他不得不生活在如此糟糕的现实之中,可他既无法对现实加以艺术化,又无法将艺术化为其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现实与艺术、肉体与灵魂已无可挽回地走向分裂,心灵与情感无处逃遁。对于刘志国,死亡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此后,他不仅不需要“做”什么,连“不想做”也不需要了。在这个意义上,我将刘志国的死看作是一种典型的“诗人之死”——在诗人们看来,死亡决不仅仅意味着肉体的结束,它也应该意味着灵魂的涅?。
需要指出的是,我不打算将刘志国对死亡的选择上升到诸如“控诉了……”“揭露了……”“批判了……”这样的高度。当然,我也不打算如此这般地责难他:为什么这样轻易地放弃生命?环境固然不尽如人意,但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造它呀。在我看来,他的死亡惟一的意义就在于其隐喻了艺术化人生态度在当下时代的命运。至于他为什么要如此地执著于这种人生态度则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不是那么多人都活得挺自在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