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天堂是怎样被折腾成地狱的
作者：傅金祥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魏微的短篇小说《化妆》在阅读上颇具挑战性。可以肯定地说将会见仁见智，歧义纷呈。这倒不是由于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的复杂，也并非叙述手段的新奇，相反，这一切都十分庸常，传统；而是由于女主人公不可理喻的变态行为，不该作秀的作秀，不该发烧的发烧，不该癫狂的癫狂。
如果认为小说反映了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或社会的世态炎凉，人的势利，鄙俗，卑劣，那显然是误读。对生活和艺术颇具感悟力的魏微，决不会再对这类早已被古今中外作家们写滥，在今天已了无新意的内容感兴趣。作品的立意显然不在此。
读完小说掩卷而思，我不禁想到了弥尔顿《失乐园》中的一句话：“意识可以把地狱造就成天堂，也可以把天堂折腾成地狱。”
少女时代许嘉丽沉默，讷言，不乏纯真，是个平庸的女孩子。到一家中级法院实习的半年内，她与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张科长相爱了。尽管这段爱很难有什么理想的结局，但是，她似乎并不执拗于什么，并不贪求什么。“这是她生命中最美的一段，她二十二岁，有着枝繁叶茂的正在开放的身体，很多年后，她一定会记得这一段，记得这个男人，因为他曾陪她一起开放过。”
的确，男女之爱，怎有悔恨之理，是非可言呢？人怎能与感情与身体讲道理呢？ 显然，两人间的关系本是极普通的婚外情，是两相情愿的，丝毫没有以利相诱之嫌。福楼拜有一句名言：真正的爱情是两人无条件地投降。她与他之间的爱或许说不上无条件地投降，说不上爱得死去活来；却也是心心相印——纵然仅仅这样，岂不也算得上一段缘分，一种美好的结局？连上帝也会理解的吧。
有必要先把握一下张科长这个人物，这是解读女主人公的前提。客观地说，张科长这个人物尽管算不得英武豪迈，难说具备什么人格魅力，却是很坦诚自然的。无论送给嘉丽戒指、衣服，还是给三百元钱，这都是合情合理的。嘉丽自己也觉得：“她恨他是没有道理的，纵然他在她身上花过一些银钱，可是，哪个恋爱中的男子不在女人身上花银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的，他送嘉丽的东西不算多，但一位男子可爱还是可恶，高尚还是卑劣，显然不能以在情人身上花钱多少衡量。更何况，作为普通的工薪阶层，一位小小的科长，他本人并没什么钱。这嘉丽是知道的。而且开始送那一只戒指，嘉丽也是再三拒绝的。至于他不想破坏家庭与嘉丽结合，而只能做情人，嘉丽似乎也是理解的。他的平凡自然处在于，无论花钱也好，享受婚外情也好，都是在能够做到的空间内做出努力，量力而行。他固然算不得为爱奋不顾身，却也痛苦地思恋着嘉丽。而且为自己不能给与嘉丽什么而愧疚，为嘉丽穷困潦倒的处境而忧心。至少，这是一个忠厚可靠的情人，绝非一个无情无义的情场色徒。
令人遗憾的是，嘉丽的内心世界里，却暗暗浸入一股不应有的浊流。
由于少女时代家境的贫寒，最使嘉丽耿耿于怀的是自己的贫穷。正因为贫穷，她极度自尊，敏感。开始对于男子送的礼物——一只戒指，嘉丽再三拒绝，觉得爱他就不能收他的东西。尽管执拗了些，但如果仅仅是这样，也算得上纯真可爱。然而，也正因为贫穷，她又很看重礼物的“价值”。当张科长送她衣服时，她到底没有忍住，去商店看了衣服的价格，以验证他对她的感情。结果让她很伤心，他买的是最低档的衣服，他舍不得钱。于是她像是遭受了莫大的羞辱。最不应该的是，她竟然想到：“纵然他在她身上花过一些银两，也是应该的。嫖娼还要付钱呢……她价位还不及一个娼妓。”于是，本来一片纯净的心头，罩上了一层灰尘。而当将要分别时，他送她三百元钱，更刺激了她的自尊心。客观地看，问题并不在于张科长的行为的是与非，这本来就不存在是与非，而在于嘉丽缺乏坦然的心态。以过敏、变态的心理看待一切，正常的事物都会变形的。
如果说少女时代嘉丽——一个柔弱幼稚的穷学生可以让人理解和同情；那么说十年后的今天，作为一个成功的知识女性，她依然狭隘小气，神经兮兮地与他人与自己过不去，却有些不可理喻，不可饶恕了。
嘉丽突发灵感的“化妆”委实是一神来之笔。对嘉丽而言，化妆这种“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72页）的行为实在是不可取的，但这种自编自导自演剧目是颇具创意的，行为本身极富刺激性，挑战性。尽管衣饰卑微，心里却是极快活的，那原因还在于现在她身份并不真的低微。因为她现在有钱了，她不过临时装扮一下。这只不过是一种新奇的表演，一种心理深处的变相的衣锦还乡而已。“即便如此，她还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朝心中吐了一口唾沫说：就你们！平时来巴结我的可都是你们的老板！”这样想来，连逃票的恶作剧都不失为一个让人激动的细节了，正如同康熙、乾隆微服私访，巧用心计多赚个烧饼一样，内心岂不是极快活的？如果一位民工，与恋人相会决不会有意穿一身破旧衣服的。
嘉丽在宾馆的表演很有看点。无疑，通过人的穿着来判断人的身份，以决定自己的言行及服务内容，这是今天服务业的行规，是服务生的基本功和职业要求。这与侵犯人权，歧视贫弱，绝靠不上边。宾馆是凭金钱消费，享受服务的场所，并非辩论人权、平等、尊严的法庭或民权论坛。这一点作为律师的嘉丽并不是不懂，当大堂服务生看到穿着寒酸的嘉丽问她去哪里，她若客客气气地回答，岂不两相无事？不过，已经升入上流社会的她，化妆而来本就是要向这个世界挑战的，她决意要与这个不平等的世界作一番较量，因此她才倚势骄人，出言不逊 ，以至闹出了本不该有的纠葛——她明确地知道，她恨这个世界，恨所有的人。她似乎以平民意识去反抗这个社会，去向这个社会讨公道，其实，从她在公交车站牌下鄙视普通百姓的心理，以及她在宾馆大厅里对待服务生的言行看，她绝非真的讨什么公道。她甚至缺乏基本的平等意识、现代文明意识。如果说唐吉诃德大战风车式的作战除了滑稽可笑外，还并不失主观的正义感，因而还有几分可爱；那么说嘉丽的行为，不过是一个最世俗的人，却“乔装”而来煞有介事地向这个世俗社会挑战，除滑稽可笑外，便是歇斯底里的变态，仅有令人作呕，令人鄙弃的份了。
一对旧情人的相会自然是“微服私访”的重头戏。嘉丽对周围社会的态度与对旧情人的态度，可谓相互映衬。可以想见，如果嘉丽不是“乔装”而来，而是坦诚相见，展现一个真真实实的自己，那气氛肯定是很融洽的。她痛说革命家史，将自己的境况渲染得凄凄惨惨，暗无天日，无非是想测试一下旧情人对自己的态度。不过，男友并没有厌恶她，只是唏嘘再三，对她的境况十分同情，不知如何安慰她才好。吃饭的时候，对她体贴照顾，使嘉丽简直感激涕零，觉得他瞧得起她，他爱她。如果嘉丽不是继续寻衅滋事，后面的不愉快仍然不至于发生的，这对旧情人的相会也依旧不失为“其情也融融”的。而她却一意孤行，继续作践自己，在作践自己的同时作践他人，并且临时决定：今晚向他卖淫。而且极不客气地向他讨价。“嫖要花钱的，而你舍不得花钱”——本来极为融洽的情人相聚的场所被她弄成了讨价还价的妓院。
试问，她“化妆”而来要得到的是什么，怎样的情形是她最满意的？恐怕连她自己都不清楚 。她亵渎了富贵，也亵渎了贫穷，更亵渎了爱情。这同时也便亵渎了自己。
客观地看，应当承认张科长对嘉丽的爱是真心的。不错，这种爱中包含着较多情欲的成分，可对于相恋中的男女这本是自然不过的。嘉丽对男子的爱也是真切的，在她心目中，他精明强干，眼睛静美，沉着，举止温和，风度翩翩。没有人会像她那样爱他，视他若生命。刚分手的几年，她时常想起他，夜深人静的时候会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泪如雨下。十年后的今天，她前来赴约，甚至做好了和他上床的准备。可见，她对他的爱也是无需怀疑的，然而，她却硬要把自己比作娼妓，把对方比作嫖客。
一切都归结于一个“恨”字上，她恨这个世界，恨所有的人。她处心积虑地要揭露一切，她以自己的乔装进一步验证一切，要拷问出这个世界的丑恶来。不过，在看似深刻的背后岂不也是一种肤浅，一种变态的作秀？她冷漠地近乎残酷地对待周围的世界，世界在她面前也便现出了冷漠与残酷。她也便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不过，对她而言，一切都是心造的幻影，自我设置的樊笼和地狱。
无疑，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本是生活的常态，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金钱关系，存在金钱、权势对人性的胁迫和侵犯，这是妇孺皆知的。生活中的一切都经不住揭，经不住捅。人类生活的世界本来并不完美，人性并不完美，免不了卑微与懦弱，本经不住锤炼。正因为如此，它才更需要人们去善待，善待生活，善待他人，同时也便善待了自己。试想，在严苛、残酷的考验面前，有多少爱情还会自由地舒展自己的枝叶，开出不谢的花朵呢。有一篇小说写一位市委书记与他的情人——年轻漂亮的女研究生开玩笑道：说实话，如果我不是市委书记，没有这样的权力、地位，你会爱我吗？女研究生笑了下反问道：如果我并不年轻，容貌又丑陋，你会爱我吗？他们的健全处在于他们都能够坦然地认同，心安理得地对待这一切。其实，嘉丽的悲剧不在于她过去贫穷的经历，也不在于她命运不济，遇上了卑微、薄情的男子；而在于她过于虚荣、过敏，而又不堪一击，缺乏一种从容面对的坦然心态。她一定要捅破一切，一定要以自己的出丑让他人乃至整个世界出丑，在无情的坠落中，看到自己与倒转的世界一起怎样无可挽回的坠落。以享受一种摧毁一切的快感。
对这十年来她的恋爱状况，小说没有具体叙写，只是用一笔作了交代：谈过几个男朋友，最后都走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答案恐怕就在作品中。可以想见，她的行为是任何一个男子都难以应付，难以承受的。其实，一个女子，贫穷也罢，富裕也罢，都有享受爱情和婚姻的幸福的资格。然而她却一败涂地。她像一个虐待狂，在施虐于一切的同时将自己弄得遍体鳞伤，像狼一样在痛嚎中舔着伤口。
肯定有不少读者习惯于依照传统的社会学评论方法去解读：将嘉丽的极度变态从社会背景的角度加以阐释，归因于物欲横流的社会，世态炎凉的现实。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恐怕问题不尽然。社会生活是多面的，因此，不应将一切病态行为都让社会去承担责任。一个具体的个体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从自身去解释，比如，同是在科举制度下，既可以产生范进、孔乙己，也可以产生龚自珍、张之洞。
有些读者可能着眼于“穷”字来解读嘉丽的行为。的确，小说反复写她是由于贫穷受到过刺激和伤害而见不得钱。或许这也是作者为嘉丽作的注脚之一：贫穷是她生命中无法褪去的底色，作为心底的阴影，它无时不隐隐作痛，它鬼使神差一般控制着她使她难以摆脱。不过，由此将一切归因于“穷”，肯定是肤浅片面的。倘若我们做一些社会背景的考察，会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人物。从小说所交代的情况看，嘉丽读大学的年代至晚是八九十年代之交（须知，当时上大学还不交学费），其父母都是工人，她只有姐弟两个。这种情况恐怕令来自农村的同学羡慕吧。想来作者魏微也是在这个时候念大学的，对此应有所了解。或许魏微是有意这样写的。是的，嘉丽的家境算不上多么优越，但是就整个社会看，在同龄人中绝非下等的。另外，她虽不十分漂亮，却也不难看，而且在同龄人中她幸运地读了大学本科（这在当时同龄女孩子中不足二十分之一）。并没有人鄙视她，与她过不去。她没有任何理由自惭形秽，伤心落泪。她有资格去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爱情，有资格坦然地面对一切。如果嘉丽如此伤心，比她境况差得多的那些农村同学，岂不只有跳楼的份了？
有人说，三代培养一个贵族。如果说这话有一定道理，那就在于贫穷卑贱的出身往往给人狭隘与小气。但这话又不尽正确，因为人完全能够超越自己，出身贫穷而在艰苦的生活中培养了高贵的气质和教养，获得了开阔的胸襟的，古今中外又何其多哉！高尔基这个名字在俄文中是“苦难”的意思，但“苦难”反而成就了他，当然成名后他也没有被高贵的地位所陶醉，所羁绊。
人的一生紧攥双手而来，平摊双手而去。这话冰冷残酷却也让人宽慰，释怀，因而没有必要与金钱、权势的关系搞得过于紧张。范蠡为越王勾践复国雪恨可谓建了头功，但功成名就后他并未像他的同谋文种那样贪恋权位，而是携西施泛舟远离越地。他来到齐鲁之邦后，白手起家经起了商。在成为举国著名的富商“陶朱公”后，他又没有贪恋钱财，连续三次将赚来的钱分撒于百姓，尔后重新起家。留下了“三掷千金”的千古佳话。无论玩政治，玩钱财，真可谓玩出了境界，这是何等潇洒！显然，富贵本身并没有罪。契诃夫曾向另一位作家开玩笑说，一个人睡一觉醒来，突然变成农奴主将是一件快活的事情。但他同时也说过，其实人死后，最多只需要几英尺土地。贫穷与富裕，其实是相对的，而且它并不决定人生幸福与否。上帝从来没有宣布一个人一生中注定要怎么样。从这个角度说，生活是慷慨的。即使你处于贫困境地，即使你身体残疾，只要你努力善待自己，善待生活，以健康的心态努力适应环境，努力营造和谐的生存环境和心理空间，善于从艰辛的生活中提取甘露，地狱也会被造就成天堂。而当你孤傲冷漠地对待生活，对待他人，在自我设置的樊笼里没命地挣扎，一切都会黯淡无光。十年后的今天，嘉丽岂不已步入高天阔地之境？她有着令人艳羡的职业，有自己的小车、别墅。然而她却活得无聊，空虚，凄凉，即便整日出入于五星级餐厅，身处豪华的别墅中，她也会痛苦地蜷缩成一团。显然，天堂已被她折腾成了地狱。
如何对待贫穷与富贵，如何对待爱情，如何对待你周围的世界？人，应该怎样以健全的心理坦然地面对一切？这是《化妆》给与读者最大的启示。
作为七十年代出生的作者，魏微对生活的穿透力、感悟力还是颇值得称道的。如果要说小说的不足处，我以为，主人公性格、心理何以会如此畸形，对其生活依据似乎需要更充分的展示。我设想，如果将主人公写成出身于农村的女孩子，且将她自尊心受到伤害而扭曲变态的轨迹勾勒得更清晰一些，是否会更合情理，更令人信服一些呢？另外，小说在许多方面自相矛盾处较多，人物行为也颇有可商榷处。对于一篇写实的小说来说，在生活依据及细节上多做些斟酌还是需要的吧？当然，既然作者描写的是一位具有变态、分裂人格的形象，我们姑且将这看作非理性因素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