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苦难民族的精神赞歌

作者：魏家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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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首诗里还能够感受到诗人的那种悲悯的情怀。诗人虽然立足于对作为民族精神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赞美，却并不是以我们常见的那种高昂的调子，唱一曲看似昂扬而乐观，却也显得空泛而虚弱的赞歌。在这样的人民群众的面前，诗人既不是置身事外地评说，也不是居高临下夸奖，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如郭沫若、蒋光慈、殷夫那样，以昂扬的时代精神，在呼唤着、激励着；也并非如徐志摩、戴望舒那样，抒写着一己的悲欢，他抒发的是那种“残缺的我”内心世界的困惑与愧疚，以冷静的情感和实在的态度，把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身上所蕴藏着的坚毅而顽强的力量，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饶有深意的是，诗人用“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来与农民的坚定而沉稳的态度进行对比：“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溶进了大众的爱”，“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赞美之情便油然而生了。这种低沉而悲怆的情调，作为诗的基调，看起来好像是一首哀歌，隐含着的却是一种深沉而强烈的爱，更显示出了诗人对人民群众伟大精神的由衷赞叹。
　　这种悲凉而哀婉的风格，也来源于诗人在翻译拜伦、雪莱等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时所接受的那种情调与风格的影响。在诗的意象的选择上，穆旦又吸收了英国诗人济慈的那种对自然景物描写的细致和实在感。但是，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穆旦对拜伦、雪莱的风格的接受，是有着自己独立的创造的，他扬弃了拜伦身上的那种以个人为中心的虚无主义的人生态度和悲观厌世的苦闷情绪，扬弃了济慈所具有的逃避现实的弱点，与此同时也吸收了雪莱的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乐观主义的情怀，从中国的现实状态出发，着眼于对民族命运的思考，虽然与当时的某些现代诗人相比，似乎缺少那种以民族代言人自居的雄壮的“大我”气派，却也没有那种“凄凄惨惨戚戚”般“小我”的忧伤的哀叹。因此，在他的诗歌中，虽然依旧保留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基本风格，却能够在中国农村当时的衰败与贫穷的现实图景中，看到了中国人民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使我们依稀感觉出，他是在把雪莱笔下的“如果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遥远吗?”(《西风颂》)那样的积极乐观的情绪，转化为自己笔下的“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胜利的预言。
　　最后，我们还需要理解，这首诗是一首纯粹的自由诗，诗人注重以密集的意象，写出他对现实生活的强烈感受，表达出他在现实图景前所产生的深沉的思考，而并不追求诗歌外在形式上的韵律的和谐，诸如句式的整齐、音节的匀称、押韵的铿锵等等，从而着重突出了诗人内在情绪的悠扬和婉转，把读者的情感调动起来，让读者更多地注意诗人情绪的内涵，与诗人一起去观察、体验与感受现实。这虽然反映出诗人对西方诗歌表现形式的接受，却也同时表现出了诗人独特的艺术感受力与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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