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疾病的隐喻与策略
作者：刘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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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认为是疯了的繁漪最明了自己的处境，她知道周朴园为什么要说她是“神经病”：
繁(辛酸地)他说我是神经病，疯子。我知道他，要你这样看我，他要什么人都这样看我。
繁(低声，阴郁地)我从你们的眼神看出来，你们父子都愿我快成疯子!(刻毒地)你们——父亲同儿子——偷偷地在我背后说冷话，说我，笑我，在我背后计算着我。
繁(好像在叙述别人的事情)第一，那位专家，克大夫免不了会天天来的，要我吃药，逼着我吃药，吃药，吃药，吃药!渐渐伺候着我的人一定多，守着我，像个怪物似的守着我。
繁(不顾地)他们渐渐学会了你父亲的话，“小心，小心点，她有点疯病!”到处都偷偷地在我背后低着声音说话。叽咕着，慢慢地无论谁都要小心点，不敢见我，最后铁链子锁着我，那我真成了疯子。
繁你的父亲：他知道我明白他的底细，他怕我。他愿意人人看我是怪物，是疯子……”
繁漪不想落入周朴园的圈套中，她不想就此牺牲了自己，她要挣扎逃命，她大声回击周朴园说：“谁说我的神经失常?你们为什么这样咒我?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告诉你，我没有病!”周朴园却用他的话语逻辑告诉她：“(冷酷地)你当着人这样胡喊乱闹，你自己有病，偏偏要讳病忌医，不肯叫医生治，这不就是神经上的病态么?”这种话语策略无疑让繁漪陷入了更大的被动，在周朴园的话语权威笼罩之下，她甚至无法正常表达自己，她若说自己没病，就会被认为是“讳疾忌医”，是病上加病的疯子，她若乖乖地“听话”吃药，就会让人们觉得她真是个需要治疗的神经病。
在这种较量中繁漪是鱼，周朴园是网，周朴园用给她“治病”的理由要把她禁锢起来，最主要的是禁锢她的危险的思想。而这时繁漪却是宁可鱼死网破，也不愿意回到周朴园的掌控之下。这是一个经历了无望到希望再到绝望的女人，在周公馆中她是女主人，但又是周朴园精神统治下的奴仆；她是周萍的继母，却又做了这个前妻儿子的情妇；她不愿再忍受周家令人窒息的气氛，不愿再过情妇不像情妇，母亲不像母亲，妻子不像妻子的生活。周朴园的压制让她的生命本已成为死灰，周萍却又让她死灰复燃，那一点火焰虽不能燃起烈火，却也不再甘心熄灭，只好在难以释放中爆裂。她既然洞察了周朴园的阴谋，也就是看清了自己无处可逃的命运，她已经置身“死地”，将在周朴园的话语策略中“一级一级地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语)。但繁漪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不驯服，否则她就不是繁漪，也就不会和周萍发生乱伦之恋。既然进退都是绝路，她就极端地索性真的疯起来，她最决绝的内心独白是：“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这是周朴园始料未及的，因为在“病”的话语策略中，他所借助的是人们对病的否认和排斥心理，不想被当作病人的人，必然会乖乖地回到他的掌控之下。可是繁漪竟然以疯子自居了，而当一个正常人以疯子自命的时候，只能说明她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叛他的权威和秩序了。这时，他只能自己扯破自己的谎言，呵斥繁漪“不要装疯”，可是繁漪已经义无反顾了，她以报复姿态告诉周朴园：“我有神经病，”“我是疯了，请你不用管我。”
周朴园借用了“疯子”的隐喻意义要把繁漪的危险思想从家庭里驱除，而繁漪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真的以“疯子”自居，而疯子是无拘无束无所顾忌的，她就要无所顾忌地摧毁周家的虚伪的体面道德，她雷雨一般歇斯底里地喊出了她非人的处境，她生命的痛苦：“(对周冲)你不要以为我是你母亲，你的母亲早死了，早就被你父亲压死了，闷死了。现在我不是你的母亲。她是见着周萍又活了的女人，(不顾一切地)她也是一个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真活着的女人!……(揩眼泪，哀痛地)我忍了多少年了，我在这个死地方，监狱似的周公馆，陪着一个阎王十八年了，我的心并没有死；你的父亲只叫我生了冲儿，然而我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我的。(指萍)就只有他才要了我整个的人，可是他现在不要我，又不要我了。(失了母性，喊着)我没有孩子，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家，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要你说：我——我是你的。”
这种与生命相关的爱情，剥离了她身上一切伪饰，她只要做一个“女人”，“母亲”、“妻子”这些角色以及名誉地位等都被她疯狂地抛弃，体现出身处绝望中的一种极端反抗。她那“我是人，是一个要真正活着的女人”的呼喊，是人性和生命本能在“狭的笼”式的道德禁锢中的绝望奔突，是现代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这是一种最真实的声音，在自命为“疯子”之后，她的自我表达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她是剖开了自己的胸腔直接让心泣血控诉，这种控诉惊世骇俗，真实到了残酷的地步。
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少被命名为“疯子”的人物形象，他们的“疯”是由正统的社会舆论认定的，而他们之所以被认为是“疯子”，就是因为他们与正统的道德观念不合拍。比如鲁迅笔下的狂人和曹禺笔下的繁漪。而繁漪要比狂人更决绝，更彻底。狂人发出狂言是为了后来者(没吃过人的孩子)得生，繁漪发出疯言则是为了与世界同归于尽，说到底是一种弱者的以死抗命。鲁迅在《而已集·革命文学》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同样，在一个不健全的道德体系中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的人，才会有合乎人性的新道德诞生的希望。繁漪的价值就在于她的“活不下去了”的负痛的绝叫，它振聋发聩地引发了人们对于女性备受压抑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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