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于无事处生新意

作者:席星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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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散文第一要有生活味儿,是从生活土壤里生长起来的生命活体。生活味儿来自何处?自然只能来自生活本身。
  散文是最接近生活本身的文体;散文要回到生活中去,呈现生活本相。而生活不是故事,没有集中、提炼与幻想,它是平淡的;但人世间和人生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却正涵蕴在这平淡中。散文须表达世界,表达人生,离不开生活味;而生活味也正在生活的平淡或平淡的生活之中。这是一番先要说明白的简单道理。懂得了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散文作者应该有一个本事,即,在无话的地方找话说,即在平淡的生活之中找出有意义的内涵,于无事处生出新意来。请读读苏童的散文《三棵树》(《人民文学》2000,10期),可以助人领悟这个道理。
  这篇散文约两干字,开篇首先回叙作者小时候在铁路路基下游荡时对北方一个名曰“三棵树”的小站的猜想,字里行间隐隐透着童年的忧伤。这个开篇是个引子,目的要引出后文与作者自身有关的树来。虽是引子,却写了约二百字,似乎有些多,但它关于北方小站景色的想象写得那么细致具体,如在目前,充满生活的实感,意境孤独而忧伤,勾起了读者强烈的阅读欲望。而更重要的是,这段文字中透出的少年忧伤与后文流贯全篇的伤感主题遥相呼应,或曰一脉相承,一开始即从情绪主调上对全文做了恰当的定位。这些想象的文字就是在无话的地方找话说,而且找出了很好的话,也说得很好。
  在接下来的一段里,作者反复写了一句话——“我没有树”;围绕这句话又写了二百字。“我没有树”这句话每出现一次就带出一小段文字,一咏三叹,反复诉说作者少年时代总是与树擦肩而过,无法或无缘与树接近的怅惘,以及对拥有一棵树的渴望。这里没有故事;这里只有一种似有若无,细找则有、不找则无的意绪。心境、生活感觉等浮动的、缥缈的东西。“我没有树”,一句简单至极的话,一块本来无话的土地,作者却说了许多话,而且说得动人。这段与首段,像断而意连,潜伏着同一条情绪的暗流。
  接下来才是内容的主体:作者写他少年时代一次种树的经历。他说“我种过树”,于是写了约六百字。其实这六百字用几句话就可以说完,因为那不过是一次寻常的种树而树死的经历,是差不多每个少年都有过的,带着游戏性质的事件:树被种了,又死了,如此而已,岂有它哉!但作者却写了六百字。作者是怎样在无话的地方找话说的?请看下面的话:
  “——不是我的错,我知道树与花草不同,花入土,树人地,可我无法把树苗栽到地上——是我家地面的错误。天井、居室、后门石埠,不是水泥就是石板,它们欢迎我的鞋子、我的箱子,我的椅子,却拒绝接受一棵如此幼小的苦栋树苗。我只能把小树种在花盆里……”
  苏童在这里找了哪些话来说呢?首先,他说把树种在一只花盆里“不是我的错。我知道树与花草不同,花入士,树人地”。这是任何一个孩子都知道的常识,完全可以不说,而直接说把树种在花盆里的原因——我家地面“不是水泥就是石板”就可以了,也简洁得多。但苏童偏要强调这个常识,这就渲染出一种情绪和味道,用两个字概括就是“无奈”,一个少年的无奈。更深一层的意味是,作者以一个孩子的申辩口吻来强调,就具有了某种心理震撼力,仿佛是对某种不可改变的环境力量的控诉。其次,苏童说“它们(地面)欢迎我的鞋子、我的箱子、我的椅子,却拒绝接受一棵如此幼小的苦楝树苗。”试问,哪家的地面不欢迎“鞋子”“箱子”“椅子”?因此,这完全是废话,是无中生有的话,但它翻空出奇,同样渲染了那种人对环境的无奈和作者强烈的申诉。这是心灵的申诉,是人性的呼唤。作者以一个孩子的柔弱和渺小,在这些没有“人”的地方,找不到可以指控的对象;但作者找到了“鞋子”“箱子”“椅子”——找到了“物”。“物”不是人,但是人的衍生,是人的反射,所以写来自有其暗藏的力量。
  文章后半写“我”搬家后意外得到的两棵树。写了一千二三百字,占全文的一半。除正面着笔描写树的花,树的果,树带来的鸟,引来的孩子,一切的欢乐幸福之外,更多的是——感受、联想、回忆——找出来的话。例如:
  “……我拿着钥匙去看房子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楼前的两棵树,你猜是什么树?两棵果树,一棵是石榴,一棵是批杷!秋天午后的阳光照耀着两棵树,照耀着我一生得到的最重要的礼物,伴随我多年的不安和惆怅烟消云散,这个秋天的午后,一切都有了答案,我也有了树,我一下子有了两棵树,奇妙的是,那是两棵果树!”
  不就是两棵树吗?而作者却反反复复地说“两棵树”“两棵树”“两棵果树”“两棵果树”,在短短数百字翠,前后四次,不厌其烦,掰碎了说(两棵果树,一棵足石榴,一棵是枇杷),再合拢了说(那是两棵果树);颠颠倒倒地说,反反复复地说。但读者并小觉得腻烦,因为他们读出了一个少年真切的惊喜,读出了一个久困囚笼的生命发出的欢呼。“阳光照耀着两棵树”,也照耀着一个少年的心境,“多年的不安和惆怅烟消云散”,这是多么奇妙的不可言传的事呵!至此,读者的心灵已经与作者这个可怜的孩子融会贯通了。
  “我是个郁郁寡欢的人,我对世界的关注总是忧虑多于热情,怀疑多于信任。我的父母曾经告诉过我,我有多么幸运,我不相信;朋友也对我说过,我有多么幸福,我不相信;现在两棵树告诉我,我最终是个幸运的人,我相信了。”
  文章写的是树,这里却离开树来说人,说自己的秉性,说父母、朋友对自己的劝说,最后又说回到树上来。不说这段话,直接说“两棵树告诉我,我是个幸运的人”行吗?行,但是太直白,太寡味。而作者在文字没有可以生根的地方,空穴来风,凭虚造语,生生地另辟一个天地,提起一个话头,生出这段话来,使文章忽然起了一点小小波澜,而回旋一下,正在读者小小诧异的时刻,突然归于树的主题:“现在两棵树告诉我,我最终是个幸运的人。”这段文字具有升华的功能,它使前面充盈情感的文字,一下子渗透进来哲思的汁液,使读者感到“两棵树”对“我”的人生态度、秉性心态的影响之钜非同一般,所以这段找出来的话不说还是不行。
  季羡林曾说他甚至于想用谱乐谱的手法来写散文,围绕一个主旋律,添上一些次要的旋律;主旋律可以多次出现,形式稍加改变,在复杂中见统一,在跌宕中见均衡,从而得到更深更高的美感享受(《漫谈散文》,《人民文学》1998,第8期)。《三棵树》在无事处生出新鲜的写法所造成的效果,庶几近之。智旭在《梵室偶谈》中说:“深入观浅法,浅法亦成深。”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三棵树,在苏童笔下,竟成了忧伤而深广的事物,亦是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