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树就是小说”
作者：刘晓芬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既然苏童的《三棵树分是一篇随笔，我们就不能完全否认作者在真物、真事、真情这一客观层面上的“写实”性。文章从最初“三棵树”这一抽象的火车名撩开他思“树”情怀开始，一路下来，写他种树、盼树、幸运地得树及不幸地失树，可谓情真意切，道出了他倾注于“树”的种种情愫，因此，将《三棵树》解读为：揭示了“人与树的关系，说到底，其实就是人与自然，城市化与生态保护之间既互为矛盾又互相依存的哲学关系”(《名作欣赏》2004年第9期《没有树是我的隐痛和缺憾》)，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我们难以解释的是：作者对“树”的情感为何如此敏锐，如此深沉、如此沦肌浃髓，以至于仅仅作为一火车站名的“三棵树”，就能使他“情窦初开”，以至于没有树就使他的生活“感到帐惘”，没有树就成为他的“隐痛和缺憾”。可以说，作者的恋“树”的情结之深、之重，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远远不是寻常的自然之中的“树”可以承载得起的。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形而下的层面来解读《三棵树》，仅仅把文章中的“树”理解成“自然中的树”，只是阐述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
自然中的树当然重要，它影响着全人类的生态环境，但它带给人的也不过是其“自然功能”，它对人的影响只不过是感观上的、生理层面的，不可能触及一个人的灵魂深处，因此，可以说《三棵树》氤氲着的作者那份敏锐、热烈，深沉的“恋树”情怀，充满着一种象征意味，一种寄托，一种企盼，“树”正是作者诗性般书写某种情感的一种“意象”。所以，我们更应该重视作者“主观表意”的一面，并从这一层面上探究他真正要表达的那份情感。
作为上个世纪的先锋派小说家，苏童最擅长的就是营造意象和情境，同时作为徘徊在世界两侧(城市和乡村)的他，似乎对连接城乡的枢纽——植物特别敏感，植物成为其作品中表现的主要意象。“植物从地域和自然概念中被抽象出来，作者赋予它们怪异的品性和如堕烟尘中的诡谲气氛，同时，植物的命运也往往与整个故事有着惊人的同构关系”①。
《妻妾成群》中，菊花是小说的重要隐喻。重阳节赏菊一段，颂莲和大少爷飞浦在花园里一边赏菊，一边讨论他们喜欢的品种，当飞浦问颂莲为什么她会知道他喜欢“蟹爪”时，颂莲用颇为哲学化的语言回答了他：“花非花，人非人，花就是人，人就是花，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可以说作品中的女性都只是被玩赏的植物，并不具有人的尊严和思考的权利。曾有一个时期，苏童作品中梅兰竹菊的名字频频出现，同时，这些植物又带有浓重的苏童色彩——阴冷和宿命。
“树”作为植物家族中最强大最具生命力的成员，苏童对它更是情有独钟。他虚拟厂一个“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认为前者是“也许有我祖辈居住地影子的地方”，是他的血脉所在，后者则是类似于他从小生长的一条狭窄的南方老街，是他的身体所在。“这两棵树”也许成了他一辈子都会写下去的寓言里的世界。在“这两棵树”下发生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古怪的通奸、莫名的死亡、游荡的少年……而“这两棵树”上伸长出的不同树枝，作者则很看重它们， “或许这些枝梢比树干更加动人一些?或许这些枝梢是我今后的短篇创作的新的意向。”②
虽然苏童自称是个“花匠”，“我把这两类作品收进《世界两侧》中，就像一个花匠把两种不同的植物栽在一个园子里，希望它们看上去和谐而丰富。”③其实，他更是个成功的“植树人”，他不仅种植了“香椿树”“枫杨树”，还种植“桂花树”。
可以看出，苏童作为一个小说家，不管“枫杨树”系列，还是“香椿树”系列，都是他辛勤“植”出的一片“文学之树”，都是他心血的结晶，这些“文学树”上附着他的灵魂，正如在《桂花树之歌》主人公所说：“可你怎么偷得走我们村的桂花呢?这里到处有童姓祖宗的神灵附在树身上。”因此说“树”是作家苏童所有“作品”的代名词。
同时，作为先锋派新潮小说家，苏童绝大多数作品离不开“追忆”的视角和“历史”的氛围，潜存着新历史主义意识。他这种新历史主义意识的主要倾向表现在，对“历史元素”提取后的“虚构”，简言之也就是“寓言化”的写作，不是刻意追求历史的客观真实性，而是表现在文化、人性与生存范畴中的历史。在堪称其新历史小说代表作的《米》和《我的帝王生涯》中，他叙事的“纯粹虚构”的特征表现得十分明显。这种“虚构”才能来自他难以遏制的艺术才华和他绵延式的无限的想像力。
苏童曾把自己几年宋的随笔结集命名为 《虚构的热情》，说明他在抒写散文时，同样保持着创作小说时的叙事风格和意识惯性，也就是通过“虚构”的力量使现实生活提前沉淀为一杯纯净的水。这也正是有不少读者难以分辨其作品是小说还是散文的原因。
同样地，在随笔《三棵树》中，这些“虚构”，使得作者对童年成长的“追忆”和创作“历史”的回顾，都显得有些虚无，让读者生出几分恍惚，但是，我们只要能把握作者“寓言化”的写作风格和“擅长营造意象”的写作特点，去品味《三棵树》，就会清晰地看到：作者对他想树、种树、盼树、得树、失树等一系列客观过程的描写，正是对自己文学路上上下求索艰辛历程的追忆，也是他前半生不同创作境况的写照；作者以果树意象的象征性描写表现了他的艺术作品呈现出的或深沉或热烈的生命形象；以“彻夜长谈”“相互注视”的意象表现了他将自己的作品作为精神的寄托、作为终身的知己并不断与其对话交心的情感状态。
苏童在谈到自己早期的创作经历时曾说：“顽皮二点说，最早的创作是儿童时代在水泥地上的胡涂乱抹……那时候我是学龄前儿童。我九岁那年得了场重病，休学在家……那时候有一奇怪的癖好，在纸上写下一连串臆造的名字，然后在名单后面注明这人是党支部书记，那人是民兵营长，其实是在营造人物表……也许这是我对文学最初的白日梦。”④这也就是说，童年的苏童就已经开始追逐“文学的梦”，向往种植自己的“文学之树”。
所以，在《三棵树》的开篇，作者就情不自禁回忆起童年时的一幕：当高速运行的火车把陌生的乘客送向“三棵树”，却把自己绝情地抛下时，他“心中充满嫉妒和忧伤。”他只能怀着“梦想情人”般的心情，去想象“三棵树”很高很挺拔、绿色冠盖和褐色树干。这种情景真令人感到无奈和忧伤。
当他不得不被圃限在巴掌大的天井中度过孩提时代，面临着的又是那样一个摇晃不定的生存状态：“一条狭窄的南方老街(后来我定名为香椿树街)，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定的情感因素，突然降临于黑暗街头的血腥气味，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灵魂……”⑤他少年的苦闷寂寞之情何处发泄，他不安分的灵魂何处寄托，惟有在纸上涂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