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古今诗心，何以互文交汇
作者：陈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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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甫发表，便引发一场激烈争论，赞赏者推崇它，是“对体制化诗歌美学的挑战”，“进入经典诗歌的子宫”，“中国当代文化最重要的迹象之一”①。“史诗的现代性呼唤”，“在当前少数几部成功长诗中占据了突出位置”②。“中国当代诗歌的重要收获”③。不屑者则指控它属于“拙劣翻译”，“中国当代诗写作中最大的一桩剽窃古人案”，“根本缺乏写作长诗的才能和能力”，“寄生性写作的三流典范”④。
笔者粗粗浏览第一遍，感觉不错，稍后找来蘅塘退士“三百首”对读，发现存在不少问题，顺手写下札记，就教于争论双方和读者们。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互文性书写，罗兰，巴特在《大百科全书》的“文本理论”辞条开篇中，曾明确指出：互文性是“每一篇文本都是电新组织和引用已有的言辞”。同年又在《文本意趣》中指出，“在溯本求源上，前人的文本是从后人的文本里从容地走出来”。这意味着，互文性就是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的“复出”“移用”，对它文本的吸收、转换。⑤
伊沙借助《唐诗三百首》现成渡口，在传统文化与美学河道上，与古人进行了一场“摆渡”。笔者以为，判断古今诗心交流成功的标准，是要在双方“对流”基础上，防止现成资源的复制翻版，即不能在同一维度上，做简单的单向叠加、平移。而是要以全部生命情怀，拥抱对象，在互文性的激活中，播撒自己“这一个”踪迹。舍此，很容易落入挪用、仿作的陷阱，变成古人的传声筒。
以此标准度量伊沙，我以为《唐》有得有失。
首先它在两方面取得进展，一是作者的生命情怀与体悟，在与唐代诗心交汇中，拥有一种自始至终温婉的“贯通”。它所串联起来的历史、现实、伦理、美学文化“基因”，乃至身体气息、或经由亲和、融解，或经由撕裂、偏离，切近唐文化舒展丰旺的血肉之躯，带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和触动。
二是作者白话口语的诗性书写，对应于古代文言文化的“转换”处理，所体现出来的多种可能(包括转译、改写、误写，发挥)，丰富了长诗写作技艺，证实当代口语书写的活性。
这次书写，多少改变伊沙“痞子”形象，从激进的后现代立场“回望”古典，表现出众多认同、亲和的倾向。古今诗人的诗心是相通的，不仅仅是地缘，甚至于心理生理上，有时也会达成如此一致的吻合。《唐》大量出示认同、亲和性的东西，像《长相思》(第80首)：“纵然梦境相连／灵魂时常相见／身体却总是缺席／长相思，胃肠炎。”三个字胃肠炎，不加修饰，竟神奇般于相思语境中，把那种同病相怜、同气相投的景况概括殆尽，一切尽在不言中。
像第84首《将进酒》，凭着诗心敏感，嗅出李白，“腋下狐臭刺鼻／这中间惟一没有割除汗腺的诗人”。作者捕捉到这一“隐私”，深谙诗仙的体味、气息和冲动，可谓心有灵犀。
第54首，通过回忆小学三年级一次朗读，领略诗歌的声音“这么本质”，领略“将诗之于口腔才有的性高潮”——这一别人几乎不涉及的秘密通道，进而领略了李白：
而224首《竹里馆》，“明月来相照／如照亲爱的”。亲切的情趣，在流行的现代口语中，使时隔千年的诗人，融为一体。
类似的还有61，140首等。
与古人亲和、认同的倾向占主导地位，虽然并不意味伊沙“浪子回头”，至少也表明某种程度的“收敛”。他与唐人这次约会，既有古今诗歌典律——普遍的自在，自性的东西，又有现代语境下自说自话的成分、尽管消解颠覆性的篇幅含量偏少，也不如从前毒得狠烈，却还是烙上伊氏一贯印记。
如第8首《望岳》，原结尾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历来为恢弘抱负者鲜明写照和反复引用，结果被作者当头一棒，解构为“我不喜欢／志在高处的男人／我恐惧／高处”。
第64首，原诗是借舞姬，向往先帝盛事。末尾作者忽然笔锋一转，以一次生理性的勃起，“像人一样／被野火烧过的枯树，在夜里偷着长”，置换出政治性的土朝兴衰。
第104首，则通过公元一九九九年，成都街上，一辆的士ABCD四位乘客，对“杀人”的四种诠释，瓦解了忧国忧民的《春望》。
类似的还有44、151，219首等。
消解颠覆性的，包括质疑、剥离的“诗想”，在拂逆的轨道上，自然很容易和当下的针砭、批判挂钩。
比如第77首，王维《老将行》。原诗洋溢着仁人志士请缨的衷肠，涉及在世功名问题。伊沙瞅空插了个顺口溜：“该卖瓜卖瓜／该种柳种柳／该喝酒喝酒／现实却是挺棒的景象”，接着发挥道：“好汉不言当年勇／不必写回忆录／不必写战史／不必给皇帝老儿写信／往顾问委员里挤”活脱脱一颗“无用之心”，用以抵抗“有用之心”。
第63首《古柏行》，是老杜借柏树比兴孔明这样一位伟人、伊沙反其道而行之，控告它“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旨丘山重／讨厌!讨厌！／赶紧掩鼻／怎么—股子／离休老干部的味道”。
第142首《阙题》，原诗描写深山别墅。伊沙借此引出现实关怀：“从一所希望小学／传出的琅琅书声／白日里的阳光／白了孩子们的破衣裳”。最后一句，白和破衣裳特别醒目，不啻让人对现实的缺憾感慨曦嘘。可惜，这样的现实关怀文本，显得寥寥。搜索一看，大概只有120、122、124等为数小多。
伊沙在写作中，向来视意义如敝履，这一次有所改观。某些价值、本质、意义，获致正面的强化和确证，虽吉光片羽，仍弥足可贵。
如《宴梅道士山房》(125)原是孟浩然写宴饮之事，流露间道之意、伊沙将其升华为人生伦理，掷地有声，“他在山房的夜宴上／我遭遇到这样一种哲学／／假如青春可以永驻／人真的可以长生不老／／那么所有的放纵与颓靡／都将变得罪不可赦”。读此，伊沙判若两人。
再如孟浩然《留别王维》(130)，诉说自己的怨悱。作者再次放弃全诗的原意，将其改造提炼为某种人生哲理，以洗练的语言铸就警钟式的“四字经”：“追逐仕途／失去女人／／追逐女人／失去朋友／／追逐朋友／失人知音／／那就什么／都别追了／／原地呆着／挺好挺好”。
而102首，则通过一个生动细节“用松枝掏耳”后，提炼出李白的精神造像“灵魂洗过流水浴后／身体变成一口晚钟”。感性与智性的良好结合，将诗歌升华到一种境界。
此外，技艺性处理也有一些出色例子：
如49、50、5l三首音乐诗，成功起用排比句、处理得十分清爽利落；
第274首，借用维吾尔族民歌、王洛宾词曲《半个月亮爬上来》，贯穿全诗；
第108首狗胆包天，进行非一般人想象的超常压缩，全诗只剩(“白雪”……“黄土”……“白骨”)三行；
第107首，以《大话西游》的经典对话，制造喜剧效果(I服了YOU／小小的I／大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