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在历史与诗意之间徜徉

作者：邹志勇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渭水岐山不出兵，却携琴剑锦官城。
　　醉来身外穷通小，老去人间毁誉轻。
　　扪虱雄豪空自许，屠龙工巧竟何成。
　　雅闻岷下多区芋，聊试寒炉玉糁羹。
　　——陆游：《即事》
　　此诗是宋孝宗乾道八年（１１７２）十一月，诗人自南郑赴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任，途经绵州时作。对于陆游“即事”类诗，历来有人批评，清人郑燮言之尤重。他认为，陆游以“即事、遣兴”为题的诗，只是为“了却诗债”而已（《郑板桥集·家书》），这不免有厚诬古人之嫌。清人赵翼《瓯北诗话》称，陆游“入蜀后……经临南郑，瞻望(雩阝)杜，志胜气锐，真有唾手燕云之意，其诗之言恢复者十之五六”。此诗正是言恢复者之一也。
　　诗一开篇便切入主题：“渭水岐山不出兵，却携琴剑锦官城。”“出兵”夺取陇右（渭水岐山之所代指），原是陆游恢复中原策略的第一步。早在隆兴元年（１１６３），陆游便在《代乞分兵取山东札子》中主张固守江淮、徐图进取（《渭南文集》卷三）；乾道八年（１１７２）三月入四川宣府使王炎幕时，又为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由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宋史》本传）。后来，他又在《书渭桥事》中重申：“河渭之间，奥区沃野。……虏暴中原积六七十年，腥闻于天。王师一出，中原豪杰必将响应。决策入关，定万世之业，兹其时矣。”（《渭南文集》卷二五）由此可知，陆游之兵取岐渭、徐图进取，实经其审时度势、深思熟虑而后得。然而就是这样切合实际的条陈，竟然得不到朝廷的采纳。是何原因呢?首先，就其上层而言，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宋高宗，不敢也不愿希图进取。绍兴二十五年（１１５５）十月秦桧甫死，主战派便纷纷上书言恢复事。高宗惊惧异常，于次年三月下诏曰：“讲和之策，断出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近者无知之辈，鼓倡浮言，以惑众听，更有伪撰诏命，召用旧臣，抗章公车，妄议边事。朕甚骇之。自今有此，当重置典宪。”（《宋史·高宗纪》）高宗传位于孝宗后，在对重要官员的任免方面，处处掣肘，令孝宗无法自处国事。其次，在中下层官员方面，“将骄卒惰，军政不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五，以下简称《要录》），“为将帅者，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拊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要录》卷一八九）。以致连桧党万俟城在奏对中亦云：“军政隳坏，士不知劳，将帅豢养于富贵之乐，一旦有缓急皆不足恃。”（《要录》卷一七二）如此现状，身处御敌前线的陆游何尝不知?在淳熙三年（１１７６）所作的《关山月》诗中，他不无沉痛地说：“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但是，就是在这“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观念下，他仍然屡次上书，直言恢复，反落个被调任后方的结果。对此，陆游怎能不顿生壮志难酬的悲愤呢?而诗中，如此浓重的政治悲哀，却仅以“不出兵”这样平淡的语气道出，可见其深寓所在。
　　中间两联用了四个典故。颔联中“穷通”，典出于《庄子·让王》：“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意指贫困与显达。“毁誉”，应出于《论语·卫灵公》之“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诗人以庄子、孔子之言行自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个人的贫困与显达，别人的毁谤与赞誉，比起我追求的“道”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颈联的内容则对颔联进行补充。“扪虱”，据《晋书·王猛传》载：“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屠龙”，《庄子·列御寇》言：“朱坪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诗人用“屠龙”之典，并非无所凭依、空穴来风。他少年时代就生活于爱国的家庭，其《跋周侍郎奏稿》说：“先君……归山阴旧庐，则某少长矣。一时贤公卿与先君游者，每言及高庙盗环之寇，乾陵斧柏之忧，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恸；虽设食，率不下咽引去。”（《渭南文集》卷三十）《跋傅给事帖》说：“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陆游从小生活于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于士大夫忠义报国之气氛中，故自幼研读兵书，学习“屠龙之技”，然终无施展之时（作此诗时诗人已四十七岁）。自己纵有放大任性、无所拘束的风度，运筹帷幄、上阵杀虏的本领，又复何为呢?故尾联将满腔报国之志转借平淡之语出之：不如学学东坡，安下心来，用岷山下的山芋炖一锅鲜美的玉糁羹吧。内中包含着无限的愁郁之情。首联直接切入主题，是扬；颔联转述个人际遇，是抑；颈联浩叹自己空怀绝技，复扬；尾联仿效东坡“此心安处是吾乡”随缘自适的心境，复抑。这种“扬—抑—扬—抑”的诗歌结构方式，委婉地传达出诗人欲进无路、欲罢不能的复杂矛盾的心曲。
　　一般来说，陆游以民族意识为表现内容，以豪放悲壮为感情基调的诗作，均外化为两种情绪：一为渴望征战疆场、以身报国的豪壮理想，一为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因之其诗作多呈现出或热情奔放、或深沉悲怆的不同风格。这首“即事”诗，既没有前此所作的“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夜读兵书》）、“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太息》）的豪言壮志，没有“古来历历兴亡处，举目山川尚如故”（《山南行》）、“良时恐作他年恨，大散关头又一秋”（《归次汉中境上》）的痛心怨尤，也缺乏后此诸如《宝剑吟》《金错刀行》《长歌行》等表现英雄志士勇武振奋的豪情壮节。它只是就事论事，在看似平和淡如的语调中，其似乎不经意地一顿一挫之间所寄寓和传达的，较之其他言辞激烈的诗作更为沉郁厚重。而且，此诗虽非陆游的代表作，但比之于其他书愤之作来，却少了一些直露，多了一些含蓄。严羽《沧浪诗话》有云：“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陆游此诗通过圆熟地运用典故，不仅婉转地表达了复杂的思想感情，而且将首联的突兀痕迹巧妙补掉；同时，又不妨碍思想内容的表达，可谓曲尽其妙。清人沈德潜称其“放翁七律诗，对仗工整，使事熨帖，当时无与比埒”（《说诗目卒语》），还是比较恰当的。
　　只有深入探究了诗意，方能推原历史；只有理顺了历史的脉搏，方能更真切细微地理解诗意。如果说，杜诗被称作“诗史”的话，那么，陆诗所展现出的便是诗人所处时代爱国文人的一部心灵史。掩卷而思，这首《即事》诗为读者袒露出的诗人报国欲死、壮志难酬的心灵世界，便在真实与诗意之间，显现出了冰山的一角。